王青：二里头遗址出土神灵形象的复原与研究 CHINA CULTURE FOUNDATION

王青：二里头遗址出土神灵形象的复原与研究

2021-05-07 西子来源：中国文化基金会

一、引言

作为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发现以来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从各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地域和族群特点，构成“早期中国”文化传统移植、汇聚和熔铸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

在这众多遗存中，就包括一些装饰和表现神灵或神祖形像的陶器、铜器、玉器和漆器，目前尤以1965年发表的发掘简报和1999年出版的发掘报告发表相关材料最多（以下分别简称《简报》和《报告》）。这些神像采用了刻划、雕塑、镶嵌和铸造、镶嵌兼施等多种创作技法，具体形像以各种形态的龙为主，还有鼋、龟（鳖）、鱼、云目等。其表现的材质、技法和形像之丰富，都是此前诸遗址相关发现（主要属于良渚和龙山文化）所无法比拟的。

又因为二里头遗址在“早期中国”研究中的关键地位，此类神像自出土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2005年该遗址发现的镶嵌绿松石龙正式公布后，更是掀起了研究此类神像的热潮，其中尤以杜金鹏先生的解读和分析较深入（以下简称“杜文”），朱乃诚和顾万发等先生也有程度不同的研究。

但是，由于这些神像有不少都刻饰在陶器上，出土时多已残缺不全且形像诡异独特，单凭陶片本身难以了解神像的全貌，这给相关的解读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也给使用和分析这批资料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只有对此类神像做细致的复原工作，才能为深入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笔者近年在探讨主要流行于夏代的镶嵌铜牌饰时，逐渐认识到此类神像、尤其刻饰在陶器上的诸多神像的重要性，遂开始尝试对这类神像进行复原工作，期间曾数次到社科院考古所和二里头工作队观摩实物标本。其中对该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龙的面部纹饰复原已单独发表，本文主要是其他神像的复原结果，就中以陶片上的神像复原为主，兼及其它材质的神像。

具体的复原步骤大致是，先扫描复制残缺神像的拓片或照片，借助电脑的画图“反色”功能将拓片的白色线条转换成黑线条，取得线条走势的基本信息，再参考相关出土资料对神像全貌做细致勾勒和复原，并采用电脑“复制”功能恢复残缺神像需要对称的部位，最后对复原的线条做必要的修饰和完善，获得用黑线条勾画的完整神像。

1-7.甲骨文“龙”字 8-9.金文“龙”字 10-12.苍龙星宿构想图

甲骨文、金文“龙”字与苍龙星宿之比较（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

二、龙神像的复原

在二里头目前已发表的诸神像中，尤以各种形态的龙神像数量最多，它们多刻在陶器上，因破损需要复原者也最多。从残存情况和复原结果看，大致可分为侧视全身龙、俯视全身龙、正视全身龙和正视龙头四种形态，以下择其主要者进行复原。

1.侧视全身龙

陶片标本两件，编号ⅤT210④B:3和ⅤT212⑤:1，1963年于一号宫殿址西南面发掘出土，《简报》配发了照片（原图版叁之12、15），断为中期（按即后来的二期）的浅刻龙形纹，并将前者描述为线条纤细流畅、周身起鳞纹、有巨眼和利爪。《报告》配发拓片（原图125之3、4），断为三期的龙纹和蛇纹，并将前者描述为身短弯曲、长尾飘起、身下一足。

《简报》和《报告》都把这两件视为独立标本，但近年杜文披露，这两件后来被拼合在一起，是一件透底器的腹部和圈足残片（图一，1）；并对这件龙神像的残存部分做了详细观察和描述：此龙身体粗壮作弯曲状，扁目圆睛，背腹均有钩形鳍，近头部有爪，爪有四趾弯钩锋利；整条龙生动飘逸，似有腾云游走姿态。

细审近年发表的此器拼合照片，应是有道理的（图一，2）。而正是这样的拼合，一条侧视全身龙的面貌才显现出来（周围还有其它神像，其中的双首一体龙下文将另外复原）。按《报告》公布的拓片比例估算，这件拼合的标本残高20余厘米。

从拓片看（图二，右），这条龙应是头朝下的（圈足方向），残存部分为头部和上半身，一侧还可见一只龙爪，整体呈灵动的S形，两侧的多支鳍也随龙身的扭动而各具姿态，使整条龙显得格外生动形象。缺失部分主要是口部及龙身下半部，头部顶端也略有缺失。头部顶端依照两端残存线条的走势不难复原，可能还有一只高耸的角（其高度不应超出圈足上缘）。

关于口部的复原，我们首先注意到其上唇前端向下伸出了尖牙（图二，右），则其下唇也应有类似的獠牙向上生出，形成一个上下獠牙“环抱”的阔口。口内线条的走势，我们参照了殷墟妇好墓出土侧视玉龙的口部，其上下獠牙“环抱”的区间都是几个半月形弯弧线相连而成，代表密集的獠牙（图一，3、5），据此可复原成一个满口獠牙的巨口，显然应是商代这种很流行的表现手法的源头。

图一 ⅤT210④B:3和ⅤT212⑤:1拼合的侧视全身龙及复原参考资料

1、2. 拼合拓片和照片 3、5.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龙 4. 殷墟出土龙纹大石磬

关于龙身下半部的复原，我们顺其身躯扭动的走势向下延伸（其长度约与上半身相等较适宜），并参照上半身诸鳍的姿态，在身躯两侧复原了姿态各异的龙鳍。龙身下半部是否应另有一只龙爪是颇费思量的问题，在可参考的商代出土资料中，多数侧视全身龙都只有一只爪或无爪，如上举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各种形态的玉龙。

但也有两爪的，著名的殷墟龙纹大石磬就是两爪的（图二，4），我们看要复原的这条龙的整个身躯，如果下半部没有龙爪，其扭动的姿态很可能会失去平衡，所以就参照龙纹大石磬的例子为这条龙的下半部增加了一只龙爪（将上半身的四趾龙爪简单复制缩小），相信这只龙爪不会是“画蛇添足”。

关于整条龙的尾端复原，可参照资料如近年出土的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和郑州大师姑龙纹陶片等，其尾端都是卷尾的，则这条龙也应是卷尾的，唯其卷尾的方向应与龙头的方向相反，才能更显出灵动的效果。这样复原的结果，就勾勒出一条昂首扭躯卷尾的侧视全身龙，其头生双角，臣字眼略扁，阔口中长满獠牙，背腹诸鳍飘逸，两只龙爪遒劲锋利（图二，左）。

图二侧视全身龙拓片原貌（右）及复原图（左）（点线表示残断与复原边界，下图同）

陶范残块标本83YLⅣH20:1，1983年铸铜作坊址发掘出土，资料尚未正式发表，图像照片近年得以披露（图三，1），杜文将其铸纹解读为龙神像，并做了较为准确的描述：龙的嘴部和左前肢尚有保留，龙口大张，露尖齿，前肢粗短，有利爪。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复原。

从这件范块的照片观察，此神像残存的部分主要是口部和一只龙爪，以几个大回转的线条相连，尽管能依其走势看出口和爪的大致轮廓，但要完整复原它们也需费一番周折。口部即范块左下侧以两条大回转线条向下圈定的区间，口内见有几个半月形弯弧线约略相连，粗看起来有些怪异不类，仔细比较就会发现，表现的应该就是上文复原的那条侧视全身龙满口獠牙的形像，依此可将弯弧线向上和向下的部分复原，应分别与上面的大回转线条和整个范块的下范线相连，如此就呈现一个外有一对左右相错大獠牙“环抱”、内有密集獠牙的阔口形像，与上文侧视全身龙及殷墟龙纹大石磬的阔口非常神似。

龙爪位于范块右上部，只有一个脚趾较完整，其余残缺不全。上文复原的侧视全身龙为四趾龙爪，二里头遗址还出过另外的四趾龙爪陶片（图三之5、6，即《报告》原图125之1、原图124之6），所以可依据残存线条的走势复原成四趾龙爪。这一复原约可视为一条重点表现口部和一只龙爪的侧视有身躯龙（图三，3）。

最近，廉海萍等先生在专论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的文章中，推断这件陶范残块可能是鼎形铜器的外范，复原直径约17厘米。再联系其上下范线的边缘都比较清楚，而左右两侧残失较多，可推测此神像的左右两侧还应与另外的陶范相接，组成更完整的侧视全身龙神像。

参考早商时期铜圆鼎上的兽面构图都是左右对称的窄长纹饰带，则此圆鼎的完整构图很可能也是两条或多条侧视全身龙左右对称的窄长纹饰带。与之相关的，廉氏等文中还发表了与此范块同出的另一件外范残块（编号83YLⅣH20:19），可见残留一只臣字眼，下方还有几条残断的方圆折线条（图三，2）。这一形像与《报告》发表的一件兽面神像拓片很相似（图三，4），我们对这件拓片的神像也做了连带复原。

此神像《报告》断为三期的“花枝蔓纹”，编号ⅤH201:17（原图124之9），其目部右半边残失，但依其走势可复原为一个典型的臣字眼，目下方残留的两条方圆折线条可参照下文一首双体龙等案例，复原成两个回字纹（图三，7）。《报告》将此件标本纳入日用陶器中叙述，但我们从它和H20:19兽面神像的相似程度推测，很可能也是陶范残块。这几件神像的纹饰构图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线条都很疏朗遒劲，反映的应是夏代青铜装饰艺术的普遍特征。

图三陶范83YLⅣH20:1和ⅤH201:17及神像复原图

1、3. 83YLⅣH20:1及其复原图 2. 83YLⅣH20:19陶范 4、7. ⅤH201:17及其复原图 5、6. 龙爪拓片（ⅤT212③:1、ⅤH201:21）

2.俯视全身龙

陶片标本ⅣT17②:4，1963年于铸铜作坊址发掘出土，《报告》配发拓片，断为四期的蛇纹（原图200之1）。杜文后来又做了观察和解读，认为应是一组蟠龙形像，头部均残失，饰有菱形纹的龙身细长卷曲。按《报告》公布的拓片比例估计，此件标本残高约12厘米，属于较大的陶片，而且其底缘还有几道弦纹，可推断为一件透底器的腹部残片，下接饰弦纹的圈足（图四，1）。

目前所知，二里头已发表的腹部较完整的透底器共有两件，器表分别塑有六条和三条高浮雕式蟠龙，尤其前者（92 YLH2:2）的六条龙都是呈C形相对或相背对称布列的（图四，3），其龙身卷曲的神态与这件陶片标本十分相似，为复原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物。

图四 ⅣT17②:4俯视全身龙及其复原图

1、2. 拓片原貌及其复原图 3.塑龙透底器（92 YLH2:2）

这件标本上可见残存有三条龙，中间那条呈回字形，其左侧的一条尽管残缺较甚，但不难看出应是与中间这条相背分布的回字形龙身。右侧那条从残存的走势看应是C形龙身，显然，其右侧还应有另外一条C形龙身与之相对分布。三条龙的龙头都已残失，可以参考复原的无疑应是那两件透底器。

经对其中蟠龙保持原貌的六龙透底器实物的观察，其蛇头状的龙头上均有一对臣字眼，眼睛是近椭圆形泥饼粘贴的，有的还在上面另外粘贴圆泥饼（或压平泥饼）表示眼珠，制作非常简洁生动。我们以此为蓝本对残失的龙头（及上半身）做了复原，尽管不一定准确，但相信大致不失原貌。这样就复原出四条有臣字眼的俯视全身龙，各呈相对和相背对称分布的回字形及C形，其中右边那对C形龙的身形略大（图四，2）。

当然，这件透底器原本刻饰的蟠龙很可能不止四条。《报告》还发表了另外一些可能是透底器龙神像残片的拓片，如比较肯定的一件（原图201之11）上刻有重菱纹代表龙身的鳞甲，两侧堆塑有略显弯曲的窄泥条表示龙身的宽度。

陶片标本Ⅴ•ⅡT107③:2，1959年出土于二号宫殿址南面，刻划装饰有都已残缺不全的龙和鼋神像各一个（图五，1），《报告》断为四期的龟蛇纹（原图199之6）。我们先对其中的龙神像进行复原。从拓片看（图五，2），此神像残存完整的头部及一小段龙身。头部是用两条单线很熟练地对称勾勒出一个苹果形的扁圆脸庞，下接一个心形前突吻部。

脸庞内刻划一对较为夸张的臣字眼，额头上有一个菱形表示鳞甲，吻部可见一个表现鼻孔的小圆圈。根据这些信息不难复原出头部。龙身的复原就稍显复杂，残存的一小段龙身先右再略微向左弯曲，使其向上如何走势产生了几种可能，如可能是像上文复原的回字形或C形，或者大回转蟠卷成团龙模样。

但从拓片的形状看，左侧较直的边缘可能是陶器的边缘所在（陶盆或大口尊的口沿），右侧则被弦纹和绳纹限定，即这条龙和鼋应构成了一圈窄长纹饰带，所以这两种可能性基本都可以排除。剩下的可能只有龙身直接向上伸展了，这样也符合窄长纹饰带的布局。

至于如何向上伸展，我们参考了近年二里头出土、后经复原的镶嵌绿松石龙的扭动龙身（图五，4），而且其身上也有若干个象征鳞甲的菱形，与此段龙身残存的那个菱形相同，所以我们就按绿松石龙的样子做了复原。其结果是一条较为生动的俯视全身龙，扁圆形脸庞内有一对很醒目夸张的臣字眼，下接一个心形吻部，上接一段长长的扭动的卷尾龙身（图五，3）。

图五 Ⅴ•ⅡT107③:2龙、鼋拓片及俯视全身龙复原

1. 拓片原貌 2、3. 俯视全身龙残段及复原图（2经电脑“反色”处理） 4.镶嵌绿松石龙（经李存信和笔者复原）

陶片标本ⅤT212⑤:1，即上文复原的侧视全身龙拼合透底器的右侧标本，可见在圈足十字镂孔的上方另有一个龙神像（图一，1），《简报》描述为“两头一身”，后来杜文通过亲验此件标本实物，证实了这一判断。此龙保存相对较完整也较简洁，龙身弯曲成W形，两端是扁圆脸庞的龙头，右侧龙头已残失。整体轮廓用单线反复回转很熟练地勾勒出来，再在脸庞里刻划出一对臣字眼，眼里省略了圆形眼珠，身上也没有象征鳞甲的菱形，都体现出简洁的风格（图六，上）。

在右侧龙头缺失的部位略微内凹，可能是沿勾勒脸庞线条残断的痕迹，亦即杜氏目验为存在龙头之处。以此我们参照左侧基本完整龙头的模样对右侧龙头做了复原（包括没有眼珠的臣字眼）。两龙头所带龙身相交汇的地方也有残失，此区间按理也能容下一只龙头（第三只），但《简报》和杜文对此均未提及，所以我们只是将残断的线条两端按走势简单闭合。

如此就复原出一条俯视的双首一体（身）龙，无论是其略显臃肿的神态，还是W形身躯和双首一体的奇特造型，都是目前所知二里头出土的唯一一件，资料弥足珍贵（图六，下）。

图六 ⅤT212⑤:1俯视双首一体龙拓片原貌（上）及其复原图（下）

3.正视全身龙

1963年Ⅴ区T212出土的陶片标本（具体编号未明），即与上述ⅤT212⑤:1双首一体龙标本出于同一探方。《简报》配发了照片，断为中期浅刻在器座上的龙形纹，并做了详细描述：线条粗壮的一头二身龙，朝下的龙头附近为云雷纹，龙身上部残留一只仰卧小兔；线条内涂朱砂，眼眶内涂成翠绿色；整器雕刻精工，形像瑰丽神秘，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原图版叁之10）。《报告》不知何故未提及这件标本。

杜文根据后来的新发现认为这件标本是透底器的残片，并将龙头两侧的云雷纹视为勾云纹，遂使整个纹饰构图变成“飞龙在天、腾云驾雾，直探月宫之意境”。根据笔者对此件实物的观察，这件标本个体较大，残高应超过20厘米，胎也较厚，是一件大型透底器的下腹和圈足残部，复原直径应有三四十厘米；线条粗壮而流畅，确是反复雕刻加工所为（惜朱砂多已脱落无存），不似其它标本上的神像线条刻划都相对潦草，确如《简报》所言，是一件罕见的精工艺术品。

这件标本发表年代较早，本身构图又非常复杂诡异，多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再加上已残失的部分较多，所以我们的复原过程也颇费周折。

从笔者的实物观察和后来发表的清晰图片可知（图七，1、2），残存的神像应是以一首双身龙为中轴左右对称分布的，龙头的轮廓与上文复原的Ⅴ•ⅡT107③:2俯视全身龙很相似，也是苹果形的扁圆脸庞，内有一对臣字眼，眼珠用圆泥饼雕塑而成，明显高出器表，显得格外醒目。脸庞下接一个心形前突吻部，但勾勒心形的两条单线下行至中轴上并未直接相连，而是故意停顿略显连接。

整个神像的右半部线条保存较多，可以作为复原的重点（图七，3）。这些线条具体又可以中间部位的大回转龙身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即龙头右边的线条，保留基本完整，其中吻部右下方是一个方圆折的大回字纹，再下就是整器的圈足上缘，两者并不相交，显然整体构图事先经过了精心筹划。

脸庞右边的线条横向展布较长，并且多是些圆折线条，与勾云纹很相似。再向右就到了整器残断的边缘，所有线条至此似乎戛然而止，只在最上方残留一个小弯勾，下方残留一个弧形茬口（图七，1）。经对此器实物反复观察，发现此部位实际存在一个人为雕刻的反S形线条，那两个残留的小短划和弧形应是这个瘦长反S的上下两端，而残断正好也基本是沿这个反S裂开缺失的，照片因为拍摄角度的缘故对此没能反映出来（或是照片制版时造成的）。我们按实际观察的结果对该部位做了复原，使整个龙头右边的线条构图达致基本完整（图七，3）。

龙身以上残失最多，也是右半边保留略多，但线条走势和要表现的形像与龙身以下很不一样。其左侧可见一条方圆折的线条残段向上和向右延伸，向右应跨越断口与更右的线条（断茬沿此断裂）相连，然后再次方圆折向上延伸，整体显现出大回转的特点。

而这条方圆折线条向上和向右所圈定的现存区间并没有其它线条，显得比较空旷，表明这个线条还有走势疏朗的特点。以此我们初步断定这个区间可能是一个大回字纹，遂参照龙头吻部右下方的回字纹做了复原。此回字纹再往右就是简报和杜文所说的“兔子”，是一个侧视形像，残留有尖吻、圆眼、大耳、双肢和卷曲的身躯走势，缺失的主要是尾部。我们经反复揣摩比较，发现它与江苏溧阳前些年出土的一件史前玉圭上的“兔子”形像很相似，所以就参照它的尾部做了复原。

这样，龙身以上线条基本可以形成完整构图。剩下的就是龙身了，它从龙头引出后分左右两支，都填以圆角菱形和三角形象征鳞甲。右支横向延伸一段后又大回转向上延伸，再向前的走势因残断不明。我们考虑了这件透底器原本可能的高度（详后）以及卷曲“兔子”的高度之后，把它处理成向上延伸一段后又大回转向左，最后以略卷尾的方式结束，大致可将大回字和“兔子”环抱其中，并参照龙头右边诸线条的模样，在可能的空白处填以补白线条（图七，3）。

如此就复原出一个大致正视的一首双体龙神像，其复杂的纹饰构图寓意丰富而又诡异神秘（图八），尽管我们对这一结果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尤其龙身以上），但至少已能使笔者先前把保罗•辛格所藏第二件镶嵌铜牌饰（图七，4）解释成一首双体龙的观点更加周全和确定了。

图七 ⅤT212出土雕刻一首双身龙之透底器及其右半边神像复原

1、2. 透底器照片原貌 3. 右半边神像复原图 4. 保罗•辛格所藏第二件镶嵌铜牌饰

图八一首双身龙复原图

4．正视龙头

陶片标本ⅧT14④C:19，1960年出土于一号宫殿址西南面，《简报》配发了照片（原图版叁之13），当时断为中期刻在四足小方杯外壁的饕餮纹。《报告》配发拓片（原图124之12），并断为三期的兽面纹。仔细对比照片和拓片不难发现（图九，1、2），此件标本在简报发表后又在左侧拼合了另外的陶片，使这件标本上出现了左右两个不完整神像。而右侧神像的眼部在简报发表后可能略有残损，拓片显示此部位已不太完整。按拓片比例估计，此件标本残长约5.5、残宽近5厘米。下面分别讨论这两个神像的复原。

从残留情况看，右侧神像的外面围以倒梯形双线框架，残留左半部分，《报告》将其简略概括为头顶二个圆形角、圆目瘦脸的兽面纹。我们的观察和复原结果与之类似又有所不同。从拓片可知，残留的神像是用一条单线自上而下很熟练地勾勒出一个T形角和扁圆形脸庞，再下行应该收为吻部，再在脸庞之内勾勒一个椭圆形眼。

从照片看，在吻部与外框之间还有两条相交弯弧线，内填数道平行斜线（拓片此部位不是太清楚）。仔细观察拓片还能发现，与T形角相对的整个陶片最右边部位还有一个略向左凹进来的小短划，这应该就是《报告》所说两个角中的另一个，尽管只残留一小段，显然也应该是T形角。

这样，两个T形角之间的中轴线就可作为整个神像的中轴线，以此就可把左侧的纹样复制到右侧，从而复原成一个头生一对T形角、具有扁圆形脸庞、椭圆形眼和明显前突吻部的神像，吻部外侧的相交弯弧线可能代表一对獠牙，整个神像被置于一个双线勾勒的倒梯形框架之内（图九，5右）。另外照片还显示，左眼下方残留一条弯弧线（图九，1），可能是对蒜头鼻部位的刻画，限于资料我们暂未作复原。

这一复原可以找到验证的出土资料，如《报告》就发表了一件长有双角的龙神像拓片（原图125之2），经对此件实物的观察，应是雕塑在一件较高鼎足上的龙头，整个轮廓明显高出周围，并用泥饼贴出一对圆眼，制作精细生动（图九，3）。《报告》还发表了一件刻划带角龙神像的采集陶片，一对圆形眼上方也有一对向外卷曲的角（原图199之7）。这表明这时的龙神像头上有双角的不在少数。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很重要的铜器镶嵌铜牌饰中，约有五件表现的应是头生一对弯角的一首双体龙，其典型者如美国赛克勒美术馆所藏第一件牌饰（图九，4）和二里头ⅥM11:7，其一对弯钩状的龙角都很明显。而且赛克勒第一件牌饰还有扁圆形脸庞和前突吻部，与复原结果非常神似（唯眼睛有差别）。这都说明这一复原应是基本可信的。

笔者此前曾通过与M11:7铜牌饰（属于四期）的比较，将赛克勒第一件断在三期，并认为表现的都是夏人的崇拜神祖龙。如此，我们复原的这件陶片标本的右侧神像就可视为正视的龙头神像。

图九 ⅧT14④C:19正视龙头及其复原

1、2、5. 照片和拓片原貌及复原图 3. 有角龙神像（ⅡT208⑤:2） 4. 赛克勒美术馆藏第一件镶嵌铜牌饰6. 镶嵌绿松石龙面部（经笔者复原）

这件标本的左侧神像残留的线条比较单调，只有约两个稍完整的回字纹，但提供的信息甚为重要。经过仔细观察拓片，我们首先注意到，这两个回字纹与镶嵌绿松石龙脸庞两侧表现“云气”的线条很接近（图九，6），上文复原的一首双身龙龙头两侧的似勾云线条实际也是这种意味，类似线条在二里头早年发现的一些漆器上也可见到，这意味着这些回字纹的左边很可能存在一个脸庞；其次还能发现，这两个回字纹的左侧边缘呈现明显的向右凹进去的大弧形，与上文复原的诸多龙神像的扁圆脸庞轮廓十分接近，并且至少有三处很像用钝头工具自上而下刻划这个大弧形时拖带湿陶土的痕迹（图九，2）。

由此推断，这个大弧形很可能是原有的弧线线条的右边缘，亦即残断沿这个原有线条裂开缺失后的遗留。因此我们初步断定，这些回字纹的左侧应连着一个弧形扁圆的脸庞。这条弧线有进一步左下行的趋势，可知其向下应连接一个吻部，我们参照刚才复原的左侧正视龙头神像的吻部模样做了复原，其整体脸庞和吻部显得比前者更为顺滑逼真，又与上述赛克勒第一件铜牌饰很相似，所以我们又参照这件牌饰的模样为龙头增添了一对弯角和臣字眼，并仿照上文复原的一首双身龙吻部下方的回字纹，增加了一对相背分布的方圆折回字纹。

如此就复原出一个具有扁圆脸庞和前突吻部、两侧衬以方圆折回字纹的正视龙头神像（图九，5左）。显然，与拓片残留的区区两个回字纹相比，这个复原方案包含了太多想象成分，使原拓片的模样变得有些“面目全非”，所以我们对这个复原其实并无把握，现在权且拿出来以待识者。

陶制品标本采26，上世纪80年代以前采集，《报告》配发了拓片，并断为四期的变形兽面纹（图十之1，即原图199之5）。经对实物观察，此件标本个体较大较厚重，残高超过10、宽近10、厚约2厘米，周边（包括平肩上）可见明显的切割和塑形痕迹（局部沾有绳纹），中部上下贯穿一个小圆孔，显然是一件有意为之的陶塑品，惜顶端已残失。

平面上雕刻粗壮稀疏的线条，略显潦草，整体表现为一个正视的龙头形像，脸庞底端较圆，一对无珠臣字眼之下是一对相背弯曲的獠牙，之上是一对长勾状线条（可能表示弯角），此线上行又急转收缩成尖角后再上行，将一个圆圈包围其中，再往上残失。我们发现，此件陶塑无论是整体轮廓还是龙头构图，都与诸多镶嵌铜牌饰很相似，再加上尺寸也相仿，握在手中都较为合适，所以初步判断它可能是对铜牌饰实物的仿制。

在目前已知的铜牌饰中，只有一件即赛克勒第三件藏品的上端多出一个类似圭首形的部分（图十，6），与这件陶塑已残失的顶部有相通之处，而且二里头还出土了与残失线条走势相似的陶片（图十之5，即《报告》原图51之1），表明陶塑的顶部原本可能也有类似部分，但我们限于目前资料和认识，只是保守地把残失线段的两端简单闭合成弧形。这样复原出一个约呈正视的龙头神像，其顶部的弧形即为我们复原的存疑形状，以待识者（图十，2）。

图十陶制品标本采26正视龙头神像的复原

1、2. 拓片原貌及复原图 3、5. 二里头出土陶方鼎（83YLⅣT18③:1、ⅣH43:11）4. 饰纹陶片标本（Ⅱ•ⅤT104④:18） 6.赛克勒美术馆藏第三件镶嵌铜牌饰

在以上复原过程中，我们曾反复考虑了这件陶塑顶端那个圆圈存在的原因。在可以比较的资料中，二里头出土的一件仿铜小方鼎（83YLⅣT18③:1）曾引起我们的注意（图十，3），因为方鼎的圆形立耳从高度看伸进了下面刻划神像的范围，很可能是神像本身构图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刻划神像的底缘也有一对相背弯曲的獠牙，再加上上方的一对大圆眼，组成了一幅颇似龙头的神像，与陶塑的神像有相通之处。

所以也有可能陶塑上的神像是对方鼎立面装饰神像的摹画，包括将圆形鼎耳摹画成圆圈及其上方的弧形顶。不管是仿自铜牌饰或者方鼎，都说明铜牌饰和方鼎（及圆鼎）上的神像有相似之处，对此我们可以引申开来多说几句。目前二里头已发表陶方鼎三四件，外壁多刻饰神像，尽管刻划都比较潦草，但线条疏朗是共同特点，与诸多铜牌饰镶嵌出来的神像风格一致，这应该是当时青铜艺术母题的共同特点。

以此再看上文复原的ⅧT14④C:19正视龙头，《简报》认为是小方杯的残部，实际上称为小方鼎也未尝不可，尤其它的两个立面复原的龙头神像更为复杂，线条也更为准确，而且还表现出了扉棱，这应是目前所知当时对铜方鼎所饰龙头神像最为逼真的仿制，并且是与后来早商时期铜方鼎风格最为接近的一件（与后者相比，前者的构图仍是疏朗的）。另外，复原的这两个龙头一大一小，表明很可能所仿的铜鼎是长方形的，《报告》发表的ⅣH43:11这件较大的仿铜陶鼎就是长方形的（图十，5）。这个信息也很重要。

三、其它神像的复原

除了龙神像之外，二里头还出土了少量云目、鱼、鼋和龟（鳖）等神像，主要刻饰在陶器上。以下略做复原。

陶片标本采11和采16，上世纪80年代以前采集，《报告》发表了拓片（原图198之5、原图199之3，本图十之2、3），并断为四期的瓦棱纹和目纹。从公布的拓片比例看，这两件标本的尺寸都较大，应是大型陶器的残片。90年代以来再次发掘出土了这种装饰风格的陶器，如《二里头陶器集粹》就公布了一件（原图版447），为口部残片的拼合，并明确器型为大口尊，是装饰在肩下的窄长纹饰带，口沿内侧还刻划几条鱼。近年来，这种大口尊又有发现，并复原出整器的上半部，纹饰带更加明确（图十一，1、4）。

这几件的线条构图都基本雷同，因此可断定这两件标本应是大口尊的肩部残片。对照这几件保留较完整的纹饰带不难发现，其构图是以一个圆角方形眼为中心，两侧实际是一个三角形纹样经过翻转和倒转，组成错向三角相交的长方形纹饰带。

按照这一理解，我们判断这两件标本很可能属于同一件大口尊，遂将它们拼合在一起，并把线条的走势做了完整细致复原，显然，它只是纹饰带中的一个组成单元（图十一，5）。受它启发，我们对《报告》公布的另一件陶片标本ⅣH76:62也做了复原（原图124之7，本图十一之6、7），并认为也是这种纹饰带，而非《报告》说的“花枝蔓纹”。

图十一采11、采16云目神像复原

1、4. 二里头近年出土大口尊 2、3、5. 采11、采16拓片原貌及复原图 6、7. ⅣH76:62拓片原貌及复原图

在近年出版的一本重要图录中，把这种纹饰构图解读为图案化的龙纹，并认为与商周时期的夔龙纹相似，源头则早在陶寺彩绘陶上已经出现。但实际上，商周时期另有一类纹样与我们复原的纹饰带很相似，目前所知最早见于二里岗上层，朱凤瀚先生已有分析并称之为“目纹”或“目云纹”，与商周时期流行的夔龙纹并非一回事，因为后者的眼睛在头上，而前者的眼睛在中央。

经观察，山西陶寺大墓出土鼍鼓上确有类似的彩绘图案，与我们复原的纹饰带基本雷同，无疑应是它的源头，但也不像夔龙的形像。我们认为，这种纹饰带装饰在重要的祭器大口尊上，其最醒目的部位是中央的那个圆角方形（或近长方形），很像是一个独目的形像，周围的四个错向三角则可能是烘托独目的“云气”表现手法。《集粹》把这种纹饰带称为“云目纹”，我们在此基础上暂称为“云目神像”，神像的具体属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与此有关的，二里头还出土了一些单独刻划臣字眼的陶器，或一只或一对眼，还有绿松石片雕刻成的臣字眼，应是镶嵌神像的残件，它们都很醒目甚至有些夸张，可视为上述诸多龙神像或云目神像的简化形式（图十二）。

图十二眼睛神像举例

1. ⅣT22⑥:11标本拓片2. 81YLⅢT22⑤:2小口尊（局部）3. 81YLⅤT21③:1敛口罐（局部）4. ⅧKM5:1、2绿松石眼

陶片标本Ⅱ•ⅤT107③:2（29）和采10，前者1959年出土于二号宫殿址的南面，《报告》发表拓片，并断为四期的鱼纹（原图199之8、9）。其中前者残留两条鱼的头、尾各一部分，排列一后一前（图十三，1），我们将它们的位置对调，并按线条的走势相互勾连闭合，复原出一条刻划较为细致生动的鱼（图十三，2）。

后者保存较完整，只尾部略有残缺，稍加复原即可（图十三，3、4）。从近年发掘的新资料看，一件陶盆的口沿上诸多鱼和一条蟠龙组成一周装饰纹饰带（图十三，5），上文提到的大口尊祭器上也刻有鱼纹。另外，二里头还出过雕塑残鱼头（《报告》图150之6、图版114之5），很可能是陶盆底上的浮雕鱼的残件。可见这些鱼已非平常之物，而是被夏人视为了神灵。

同时还能发现，这些鱼神像基本可分为瘦长和肥短两种，从形态看可能是不同种属的鱼类（如先秦以来伊洛河的名产鲂鱼和鲤鱼），但更可能是夏人的鱼神像已经有雌雄或类似差别，这与我们此前对夏人铜牌饰寓意的解释可能是相符的，对我们分析其它种类的神像也可能有启发。

图十三鱼神像复原

1、3. Ⅱ•ⅤT107③:2、采10拓片原貌（1有截取） 2、4. 鱼神像复原图 5. 03ⅤG14:16陶盆（局部）

陶片标本Ⅴ•ⅡT107③:2，即上文复原的俯视全身龙神像下方的神像，亦即《报告》所称“龟蛇纹”中的“龟”形像。从拓片看，只残留约半个图像，可见有一个表现龟背的圆形大轮廓线，内有数个小圆圈象征鳞甲，外有两只后爪和一条小尾巴，显然应是龟的后半部残片（图十四，1）。

在可比较材料中，目前已知晚商时期的有些青铜器在底部铸有龟神像，并且数量较多比较流行，杨晓能先生近年曾对海内外收藏的相关铜器做了可贵蒐集。这些龟神像与这件标本上的形像神似，其典型者如河南罗山天湖墓地出土铜卣和上海博物馆藏铜盘所铸（图十四，4、5，其头部都是一个较大较扁的心形，与这件标本上方的俯视全身龙的吻部非常相似（图五，1—3）。由此可知，这件标本龟的头部应是与龙的吻部相同的心形，它们采用了相同的表现手法（为商代类似表现手法的源头），我们照此做了复原。

两只前爪的复原，只能以后爪的形态简单复制。如此就复原出一个头、背、爪、尾俱全的神像（图十四，2）。需要说明的是，二里头1987年的发掘曾出土涂朱大鼋甲，鼋即大鳖（《说文解字》），说明夏人已将鼋视为神灵。

该遗址还出过一些龟形陶塑品（图十四，3、6），背上都刻划方格代表鳞甲，与我们复原的这个神像以圆圈表示鳞甲有所不同。而且我们复原的这个神像与龙刻在同一件陶器上，显然也是夏人崇拜的神灵，其地位可能是较高的。所以我们更愿意将这里复原的神像称为“鼋”神像，其它龟形神像称为龟或鳖神像。

图十四鼋神像复原

1、2. Ⅴ•ⅡT107③:2拓片原貌及复原图 3、6. 二里头出土龟形陶塑品（85YLⅤT9A②B:1、ⅧT13⑥:47）4、5. 晚商铜器相关神像（河南罗山天湖铜卣、上海博物馆藏铜盘）

四、相关认识

以上为本文复原的全过程，共得神像15个左右。毋需讳言，由于这些神像多为前所未见或少见，现有发表的材料又嫌缺乏和单薄，再加上部分实物标本笔者未得亲见，所以有些复原方案我们并不是很有把握，甚至还可能存在谬误之处，尤其是龙神像的最后两个。

进言之，本文的复原方案还有待更多出土资料的检验。虽然，笔者在复原过程中仍有两个切身感受可视为最大的收获：一是对这些神像进行复原的工作本身非常重要，它相当于对这些出土资料的重新发现，因而其复原难度也可想而知；二是这批资料本身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已看得很清楚，这些神像应是夏人王室贵族艺术母题的主要形式，而王室贵族艺术母题又是“早期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象征，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进一步研究和开掘。本着这一认识并从本文复原的结果出发，以下笔者愿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作为抛砖引玉之语就教于学界同仁。

1.透底器问题初识

由上文分析可知，透底器在60年代的发掘中即已出土，但因过于残碎其形制一直未明，直到1992年的发掘出土了两件腹部较完整的标本，遂以其无底而名为“透底器”。后来，随着洛阳皂角树、郑州大师姑等遗址陆续出土了更完整的透底器，杜文进一步指出，这种陶器应为祭祀用器。顾万发先生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尽管他称这种陶器为“器盖似中空神器”，但推测的形状仍与大师姑出土者很相似（图十五，2、3）。

至此，透底器的完整器型才基本得以明了。我们看大师姑出土的透底器（G5①d:94，原报告名为“器盖”），其形制与二里头期流行的器盖确有相似之处，器身下部为近直腹的圆筒状，外壁刻有三个横置的丁字形大镂孔，无底，向上急收成斜肩小口；器身上部为高耸的空心圆柱形（外壁略有曲直），高柱顶端为略粗的尖屋顶或蘑菇钮形，底端与筒腹的小口相接（图十五，1）。

以此再看二里头1992年出土的透底器（图十五，4），其与大师姑的筒腹形制相同，唯口部以上的高柱已残失（现修复为矮领圆唇口部不确），但均无底，可知为同一种器物。而且这三件的底径均为20厘米左右（大师姑者19、二里头者22厘米），与上文复原的雕刻精美龙神像的透底器相比，应属于较小型。

我们进一步检核资料发现，偃师商城1984年也出土了一件名为“器盖”的陶器（J1D4H31:13），形制与大师姑者基本相同，均为无底的筒腹上接高柱，且底径尺寸也相仿（21厘米），残高近30厘米，可知很可能也是透底器。如果这一推测合理，透底器这种祭祀用陶器可能已延续到了早商时期。当然，这一认识还有待更多出土资料来验证。

图十五透底器及其复原参考

1. 大师姑G5①d:94 2、3. 顾万发复原之形状（二里头ⅤT210④B:3和ⅤT212⑤:1、92 YLH2:2）4、5. 二里头92 YLH2:2、ⅤT210④B:3和ⅤT212⑤:1修复图

上文复原的ⅤT210④B:3和ⅤT212⑤:1侧视全身龙及ⅤT212一首双体龙，雕刻在透底器的筒腹外壁上（前者参见图十五，2），线条流畅，精美异常。在近年出版的图录中，披露了侧视全身龙透底器的筒腹部分的修复图片（图十五，5），并注明修复后的底径36、口径38、残高22.3厘米，而一首双体龙透底器的底径据我们目测也有三四十厘米，可知与上述几件底径20厘米左右的透底器相比，这两件应是大型透底器。

我们参照大师姑透底器的形制和尺寸，对侧视全身龙大型透底器的龙神像装饰效果也做了推测复原。以前者的残高（41.1厘米）估算，后者的高度应超过70厘米，前者的筒腹高近15厘米（含肩部斜面），则后者的筒腹高度可达28厘米，而我们复原的侧视全身龙原大应长约24厘米，这意味着后者的原有腹高应能容纳下复原的这条龙，龙尾应该不会“蟠”到高柱上。

另外，后者的腹径若以中间值37厘米计算，则其筒腹周长应超过58厘米，而后者修复图片上的侧视全身龙经测算其宽幅约29厘米（平展拓片的宽幅略宽），正好约合周长的一半，这意味着现存的陶片宽幅很可能是作为一个单元，装饰着这件透底器筒腹部分的一半面积（图十六），亦即残存的侧视全身龙和双首一体龙以及两外两个未识神像很可能是这件透底器上装饰的所有种类的神像，其另一半面积应同样装饰着这四个神像组成的另一单元。

我们这样说的另一个根据是，拓片上双首一体龙的右边缘还可见一个横置的双线条，显然应是另一个神像的残段（图十六），这个残段与侧视全身龙的龙前额走势比较近似，若此则右侧应是另一个侧视全身龙，与双首一体龙左侧的侧视全身龙对称分布，而双首一体龙下方圈足上那个十字镂孔应是两个装饰单元对称分布的中轴所在。

如此复原可能使我们更直观地想象这件透底器的原貌（图十六）。另外，我们从这件透底器腹高28厘米出发，将ⅤT212一首双体龙大型透底器的腹高暂估算为25厘米，使其复原的龙身也不致于“蟠”到高柱上。

图十六 ⅤT210④B:3和ⅤT212⑤:1透底器诸神像装饰效果复原图（经电脑“反色”处理）

2.夏人神像之特点

总体上看，夏人的神像至少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是夏人神像的形态和表现手法丰富多样，线条都很遒劲疏朗，其中尤以龙神像最多，既有俯视和侧视龙，也有正视龙；既有全身龙，也有单独的龙头；既有一首龙，还有双首龙；既有一体龙，也有双体龙；既有有角、有鳍、有足龙，也有无角、无鳍、无足龙。

当然，其它神像的表现手法也有多种，如侧视的（鱼）、俯视的（鼋）和正视的（云目）等。这仅是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相信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深入，还会有更多模样的神像出土。其次，正如本文开头提及和上文论及的，夏人神像的创作技法和表现材质也是多种多样的，采用了刻划、雕塑、镶嵌和铸造、镶嵌兼施等技法，表现于陶器、铜器、玉器和漆器等各种材质上。

现在就可以设想，假如我们能走进当时的夏人都城和宫殿，那简直是走进了一个“龙的世界”，举凡器用、建筑和服饰等第一眼能触及的，可能都装饰着各种形态的龙神像，其它神像当然也有，但可能是比较少的。过去，我们多从镶嵌铜牌饰上解读夏人创作的神像，现在，经过本文的复原可以知道，夏人的神像远比单纯的铜牌饰丰富得多。

夏人神像的这些特点，为我们比较它和商代神像的异同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珍贵材料。我们首先可以断定的是，夏人的龙神像是商代各种龙神像的源头。商代的龙神像是诸神像中数量较多的一类，也有俯视、侧视、正视之分，有足、无足之分，有角、无角之分，一体、双体之分，这些龙神像从整体上都可以在夏人的龙神像中找到祖型，包括很流行的蟠龙、夔龙乃至一首双体龙等，都应是从夏人那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

但也不难看出夏商龙神像之间的差异，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商代龙的神态已经明显程式化，如角多蜕变为瓶形角，鳍多蜕变为扉棱状，整体都比较呆板，远没有夏人的龙那样生动有灵性。

其次，商代最流行、也是最有名的神像是所谓的“饕餮”，这一神像的基本特征是：中央为一个正视的大“兽面”，两侧为侧视的身体；兽面上多生双角和列羽，从角的形态看极少为龙的形像；兽面的脸庞轮廓线多不明显，而是与两侧的身体相连乃至相融。这些特点均与夏人的龙神像有较大差别，可归因于时代发展、程式化的结果，以及资料发现的局限等。

但也不难看出两者的相似性，如构图都是左右对称的、都很少表现完整的下颚和獠牙等，而且像本文复原的一首双身龙和正视龙头两侧类似“云气”的线条，很可能是商代饕餮两侧侧视身体的原始形态。这些异同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夏代真正的饕餮还有待其他材质上的发现，但无论如何，作为“早期中国”文化传统重要象征的王室贵族艺术母题在夏代已经正式形成，商代以饕餮为中心的王室贵族艺术母题则应是在继承夏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3.夏人的崇拜和信仰

无疑的，本文复原的各种雕刻在透底器、盆、大口尊及仿铜方鼎、铜鼎铸范上的神像，不会是单纯的装饰图案，而是深刻反映着夏人的崇拜与信仰。总结这些神像，除了为数最多的龙以外，还有鼋、鱼、云目以及龟（鳖）等。我们注意到，它们往往两两共存于同一件器物上，如Ⅴ•ⅡT107③:2陶盆口沿或大口尊肩上的龙和鼋，03ⅤG14:16陶盆口沿上的龙和鱼，ⅣH76:62大口尊口沿和肩下的鱼和云目等。在这里，陶盆和大口尊作为祭器都应是水器，而除了属性不明的云目以外的鼋、鱼和有鳍的龙也都是能在水中生存的神灵。

而且在笔者看来，二里头87ⅥM57:4这件铜牌饰表现的是夏人吸收晋南文化传统形成的鼍崇拜，鼍即鳄鱼，也是能在水中生存的神灵。这些现象发人深思。据《国语•晋语》记载：“鼋鼍鱼鳖，莫不能化，唯人不能。”目前鼋、鼍、鱼、鳖这四种动物（分属爬行类和鱼类）在二里头遗址都已有实物遗骸发现，也就是说，夏人正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接触这些自然界的动物，认识到它们都能在水中生存这一“唯人不能”之特性，才将它们当作神灵加以顶礼膜拜，包括将它们创作成神像刻在水器上祭祀。

因此我们相信，《晋语》的说法很可能是一种起源很早的观念（夏人的神像简直就是这一说法的生动图解），“鼋鼍鱼鳖”也不仅是东周以降流行开来的一句成语；而且这些动物所具有的人所“不能化”的神性，也正是夏人崇拜龙及鼋鼍鱼鳖的真实原因。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像龙和鼋、龟（鳖）、鱼，在夏人看来都应是身披鳞甲的神灵，这一点通过本文的复原已经很清楚了，二里头87ⅥM57:4这件反映夏人鼍崇拜的牌饰上成排的半月形在笔者看来也是表现鳞甲的。这又使我们想到先秦时期有关“鳞虫”的古老观念。

据自然科技史学界的研究，先秦时期已逐渐形成了关于动物界分类的两大系统，一套以《尔雅》为代表，将动物界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另一套以《周礼•考工记》、《吕氏春秋》等为代表，将动物界分为六大类，其中《考工记》将“大兽”分为鳞、羽、脂、膏和裸五大类（另有“小虫”类），其余诸家的分类多是从“鳞虫”中分出龟鳖类的“介虫”、又将“脂者”和“膏者”合为“毛兽”、而“倮（裸）虫”基本可当《考工记》之“小虫”（表一）。

另据研究，《尔雅》的四分法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文的造字体系，是一种很古老的分类观念。我们进一步比较发现，夏人崇拜的龙、鼋、鼍、龟（鳖）、鱼等神灵都可归入《考工记》的“鳞虫”范畴，而山西石楼发现的晚商铜觥上铸出的神像也全都是有鳞甲者，包括四五种龙、一种鱼和一条鳄鱼（图十七），表现的也应是“鳞虫”，可见《考工记》的六分法同样是一种很古老的分类观念，《吕氏春秋》等包括“介虫”的六分法可能是一种后起的更为细致的分类法。因此我们认为，夏人很可能已经产生了崇拜能在水中生存、身披鳞甲的“鳞虫”的信仰，并作为一种古老观念一直流传后世。

表一先秦时期关于动物分类的两大系统一览表（据注44表4-1改制）

图十七山西石楼出土铜觥及拓片

进一步分析还能发现，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实际上综合采纳了先秦时期的两大动物分类系统，如他把《尔雅》四分法的虫、鱼、鸟、兽都归为造字部首，释“虫”时又引述了六分法的观点：“物之微细，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鳞，以虫为象。”正是出于这一缘故，他释“龙”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意即龙属于鳞虫的范畴，并以其神通广大成为“鳞虫之长”。

而我们看夏人的龙神像，其姿态各异、大小有别，显然居于诸神中的崇高地位，颇具“鳞虫之长”之威严。因此我们相信，夏人很可能已经产生了龙为“鳞虫之长”的观念和信仰，并对龙大加崇拜和渲染，许氏所言东汉以来关于龙的部分观念和信仰应至少可追溯至夏代。只不过，夏人的龙从神像看很可能尚未具备“登天”的神力，可能还是只能“潜渊”的水中神灵。

此前诸家已引文献史料，证明夏人以龙为崇拜神或图腾神，我们可以进一步断言，夏人崇拜的神灵主要是由龙统领的“鳞虫”家族，进言之，夏人想象的神界应主要是水中诸神的世界。另外，从已知形态看，夏人的龙应是以鳄鱼的全身（侧视全身龙）、或鳄鱼的头部和面部（正视有角龙头）、或蟒蛇的全身（俯视全身龙）为蓝本创作出来的，尚未见其它动物的部位或特征，至于后世所言“龙有九似”乃至“龙生九子”更是晚起的观念和说法了。

附记：笔者在复原和写作过程中，曾数次去社科院考古所考古馆及二里头工作队、洛阳工作站和偃师商城博物馆观摩出土实物，期间得到许宏、赵海涛、陈国梁诸位师友的热情帮助，杜金鹏先生也提出中肯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本研究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撑计划”、“111引智基地”和山东省“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作者王青，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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