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古书的发表，通常要经过四个环节：发掘－保护－整理－出版，这四个环节，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很重要。发掘、保护是靠考古学家和保护专家把关，整理、出版是靠古文字学家和出版社把关。前期工作要靠后期工作来实现，出版是收功之役，好坏全在这最后一举。怎么才能把书出好，我想讲一点我的体会，供大家参考。中国早期的书是写在简帛上。简帛古书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论语•卫灵公》提到“子张书绅”，不能说就是帛书的源头。今语“图书”，既包括图，也包括书，两者在古代关系很密切。帛书，到目前为止只有两批，子弹库帛书和马王堆帛书，两批都有图。古代的图，主要画在帛上。但竹简，偶尔也有图。竹简上的图都是插图（黑白线图），画法比较简单，好像帘子画，画面是裂成一条条，效果不太好。
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策纵横家书》
子弹库帛书有《十二月神图》和《月名图》，马王堆帛书也有很多图。帛图，汉代很发达。《汉书•艺文志》中的书，凡标卷，皆帛书、帛图；凡标篇，皆竹书，图的数量相当大。马王堆帛书，有图有书，有带图的书，也有带字的图。图是以图为主，如马王堆帛书中的《地形图》、《驻军图》和各种城邑、宫室、墓穴图都是以图为主；字，不是没有，就是很少。[1]
马王堆《地形图》
书不一样，它是以字为主，图只是插图，如马王堆帛书中的《禹藏图》、《牝户图》就是属于插图。还有一种图，图和字是混在一起，很难分开，如马王堆帛画中的《丧服图》和《太一将行图》，字和图就很难分开。
马王堆帛画《丧服图》
1．什么是书？书史的讲法，往往不分字与书，写下来的一律叫书。出土文献的概念也很滥，同样不分字与书。钱存训，以一书名世，曰《书于竹帛》[2]，他以《墨子》语题书，强调“书于竹帛”才算书。这个区分很重要。世界各国，书写材料都分硬材料和软材料。我国的书写材料也分软硬，金石是硬材料，用刀刻；简帛是软材料，用笔写，两者不容混淆。金石学是铭刻学（epigraphy），甲骨、铜器、碑版上的字是铭文（inscriptions），不是书。简帛才是书。西人把手写本的书叫manuscript。竹简、帛书都是manuscript。简是卷轴式，帛书分折叠式和卷轴式，后世的纸书也分这两种。纸书是帛书的后裔，帛书是竹简的后裔，一脉相传。纸书和帛书都模仿竹简。这才是真正的书。
战国竹简《算表》 清华大学藏
2．写在简帛上的书也分两类：一类是文书，包括律令、账本、信件、占卜记录等等（私人的文件也属这一类）；另一类是古书，则专指人文、技术类的各种著作。当然，我说的“技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技。当时的“技术”，总是和占卜混在一起。3．如何区分文书和古书。文书是档案。档案是用来查，不是用来读。古书才是用来阅读。但现代出版物，因为学院化的学术规范，脚注越来越多，很多书也是用来查，根本没法读。古代的图书馆也是档案馆。文书和古书，两者有交叉。内阁大库档案中有古书。历代史志也偶收文件，如诏令议奏类。1．边塞文书，过去主要出于西北，汉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即今甘肃、宁夏和内蒙西部。秦始皇五次巡游，北方的边郡，他几乎全都转到；南方不一样，顶多到长江一线。南郡是长江一线的中段，古人从洛阳南下，一定要去南郡。南郡再往南，只到洞庭，洞庭以南他没去。湖南，在古人眼里，是比较偏远的地区，但里耶秦简的记载不可思议，当时的迁陵县，一个偏远山城，人口居然有55534户。我们要知道，《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40000户以上的大城，全国只有9个。文书简，过去的研究重点放在西北，现在湖南很突出。当年，汉武帝征南越，他是从云南、贵州和湖南、江西发兵，这些地点同样有边塞的性质。现在，湖南的发现越来越突出。简牍，楚简、秦简、汉简、三国简、晋简，哪段都有；数量，全国的发现加起来，也比不了湖南一省；帛书，上面说，过去只出过两次，也都在长沙。可见南方也很重要。2．内地文书，发现反而少，黄河一线，咸阳不出，长安出过一点儿，洛阳、郑州也不出。真正属于中央政府的东西，我们看不到，不是毁了，就是没发现。
1．楚简，有遣册简、卜筮简（不应叫祷祠简）、文书简三类。这三类都是文书，不是典籍。典籍的范围，可参考《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汉志》著录的古书，主要分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前三类是人文，后三类是技术。这六类，楚简都有。2．秦简，有律令简、质日简、道里书，还有发给文吏的守则，相当后世官箴的简册（即讲为吏之道的简册）。秦简，文书简很突出，但不是完全没有古书。当时的古书，范围比战国窄，没问题。当时的古书，以《汉志》六类衡之，顶多是禁前三类。即使前三类，也未必都禁。秦墓出哪些类，不出哪些类，我的基本估计是：第一，六艺类，大体禁，但秦法不禁医卜农桑，六艺类的易并不禁；第二，诸子类，也禁，秦墓的确没有出过子书；第三，诗赋类，汉代流行楚赋，但《诗赋略》有荀卿赋，荀赋是赵赋，目中还有《秦时杂赋》，秦代和汉代不一样，楚赋不流行，秦赋并不禁，北大秦简有诗赋，可见诗赋并不都禁；第四，兵书类，历代都属禁秘，即使民间有私藏，也不如日书、医方流行，秦墓未见（出土发现，只有银雀山汉墓集中出土了大批兵书）。第五，数术类，战国秦汉时期，日书最流行（楚墓已有两次发现）；第六，方技类，战国秦汉时期，医方最流行。3．汉简，种类最全，《汉志》六类，或多或少都有出土。当然，仔细比较，汉代和战国比起来，变化还是很大，比如经学凌驾诸子，还有儒、道为显，排在最前，阴阳近儒，法近道，排在其次，名、墨沦落，排在最后。现在，文书和古书已经分为两门，各是一门学问。有人说，山川效灵，地不爱宝，盛世才出宝贝，那是说反了。1900年前后，是灾难深重的世纪之交，国运不昌，乃有五大：殷墟甲骨、西北汉简、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档案、少数民族古文字。五大发现，去少数民族古文字不数，是四大发现，去内阁大库档案不数，是三大发现。无论五大发现，还是四大发现或三大发现，其中都有简牍这一项。五大发现，有个问题不容忽视，它们当中，有三大发现（西北汉简、敦煌遗书、少数民族古文字）是“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替我们发现。[3]我们的研究，是他们开的头。2000年，应该给五大发现过生日，回顾一下20世纪的发现。20世纪是简帛发现的新纪元。骈宇骞、段书安先生的书，就是讲这个新纪元。[4]截止2010年，近百年来，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到处都有简牍发现。北方，除东三省、山西，南方，除上海、浙江、福建、台湾，西南，除云南、贵州、西藏，都出过简牍。事情回头想，真是想不到。我读研究生时，简帛还是绝对枯燥、无人问津的学问，现在怎么样？年轻学子，摩拳擦掌，居然成为时髦学术。限于时间，这里只谈标志性的发现，而且是有正式出版物的发现，我选了13项。中国的金石图录，1900年以前，几乎都是摹写刻版；1900年以后，用照相技术印刷的出版物才流行开来。这一时期，有三批发现最重要，我把有关出版物列在后面：1．旧敦煌汉简（1907、1913－1915、1920、1944年出土）敦煌简，汇集历年所得，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但发表最早，当属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古所得，即1907年在疏勒河流域的发现，现藏大英博物馆。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京都：东山学社，1914年。今有中华书局1993年重印本）就是研究这批简。《流沙坠简》是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不仅是研究文书简的开端，也是研究古书简的开端。罗、王的研究对今天仍有影响，比如他们定的“历谱”一名，就为后来的学者所沿用。但他们的研究是根据沙畹的材料，沙畹的书反而是源头。[5]2．旧居延汉简（1908、1930－1931年出土）这批简是西北考察团在张掖郡居延塞所得，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出版物有二，一为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南溪：石印本），一为劳干《居延汉简——考证之部》（南溪：石印本）；晚期出版物有二，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一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子弹库帛书是现存最早的帛书，也是第一次发现比较完整的简帛古书。此书最初为长沙蔡季襄收藏，1946年流美，现藏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蔡氏的《晚周缯书考证》（蓝田：自印本，1945年）是第一部介绍这一发现的书，附有蔡氏长子蔡修涣的摹本。巴纳《楚帛书——翻译和考释》（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则是附有红外线照片的专著。[6]这三批发现，两批是文书（含少量古书），一批是古书。这是我们最初的家底。（二）建国初到文革前的发现（1949－1966年）这是湖南出土的楚简，包括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的发现，内容主要是遣册，见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遣册类的楚简，这是第一次发现。这是河南出土的楚简，除去遣册，还发现了古书，即《申徒狄》的残简，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古书类的楚简，这是第一次发现。3．武威汉简（1959年出土）这是西汉末年的简，内容是《仪礼》，前所未见，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武威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整理者是陈梦家先生。这是湖北出土的楚简，与前不同，除去遣册，还有占卜简，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这四批简，三批是楚简。楚简研究的基础，除去楚帛书，主要是这三批简。这是研究楚简的家底。当时，学者对楚简的认识，水平还很低，很多现在看来最简单的字，当时都不认识，但这是后来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武威汉简《仪礼》，不仅是篇幅很大的古书，而且是五经中最早发现的一部，意义也非同小可。有一种说法，港台很流行，中国有两次“文化断裂”，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他们一骂“五四”二骂“文革”，骂来骂去，无非是说革命为万恶之源，他们不搞革命，所以没断裂，传统文化独存台湾。我不同意这种评价。其实，“文革”期间，古籍整理、外文翻译，还有考古工作，虽受政治运动冲击，损失相当大，但薪火之传，从未断绝过。中国大陆的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政治环境下，依然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1974－1975年，国家文物局抽调全国最优秀的古文字学家来北京会战，在沙滩红楼成立了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还有稍后的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他们的工作堪比孔壁、汲冢，至今仍是简帛整理的典范。
原计划出三册，当年只出过一册。此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先后印过三个本子：线装大字本、普及本和精装本。线装本、普及本，只能反映最初的工作，精装本，即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才是最后的定本。它的第二册，只是到今年才出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古书大发现，这是第一批。原计划出六册，当年只出过三册。这三册，和前者一样，文物出版社也先后印过三个本子。精装本，即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983、1985年），也是最后的定本。古书大发现，这是第二批。秦简大发现，这是头一回。睡虎地秦简是以律令简和日书简为主，除去这两种，墓中还出土了《大事记》和《为吏之道》。对秦简研究来说，这是标志性的事件。日书简之所以叫日书简，就是根据《日书》乙种的自题。此书也有普及本，普及本不含《日书》，最后的定本是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这三批发现，是简帛研究的一个高潮。文书、古书的研究，都是一次大突破。“文革”后，改革开放时期，商品经济大发展，到处破土动工，到处盗掘盗卖，简帛发现，再次掀起新高潮。面对这一高潮，我的心情很复杂，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材料太丰富，空前绝后；忧的是，盗掘盗卖，也是空前绝后。考古，主动发掘，国家不批，盗掘倒是很主动，局面完全失控，有如江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真正的文化浩劫，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比不了。这批楚简，包括遣册简和占卜简，都是楚墓常出，但材料比以前丰富，简册的保存状况也比以前好，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这批楚简是古书简，包括《老子》、《太一生水》等16种，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楚墓出古书，数量这么大，还是头一批。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简6
这批楚简也是古书简，内容比前者更丰富，包括古书约百种，现在还没出全，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二）（三）（四） （五）（六）（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2、2003、2004、2005、2007、2008年）。上述发现标志着什么？大家有目共睹。第一，包山楚简后，才有伪造竹简的高潮，很多假简，都是模仿包山楚简，让国内外很多著名学者上了当。第二，郭店楚简后，才有盗掘竹简的高潮，上博楚简的盗掘，据信就是受了郭店楚简的刺激。第三，上博楚简后，才有回购竹简的高潮。不仅上博楚简不是发掘品，最近发现的清华简、岳麓简、北大简、浙大简，也是盗掘后的抢救文物。和1900年一样，2000年以来，我们又碰上了盗墓造假的新纪元。以后的出版物，即使不是全部，恐怕也有相当数量，都是劫后余存。如何整理简帛类的报告或图录，我想提八个问题，供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最大。目前的整理，通常有三种编排。在我看来，这三种编排都有缺陷：1．突出重点，重要的放在前面，不重要的放在后面。如银雀山汉简，兵书最突出，兵书中，两种《孙子兵法》最突出，就把兵书放在第一册，把两种《孙子兵法》放在这一册的最前面；马王堆帛书，批林批孔时期，尊法批儒，突出黄老是重点，就把《老子》和与黄帝有关的古佚书放在第一册，《周易》经传反而排在它的后面。这种分类法可以反映那个时期的时代特点，但主观意图太强烈。2．不分类，整一部分，出一部分。这对整理者来说倒是很方便，但于读者不便。如上博楚简就是如此，它已出版的七册，毫无次序可言，有些篇或章，本来写在同一卷上，被人为拆开，分属不同的册，甚至有些简，正背都抄，正面在这一册，背面在另一册。读者只能颠而倒之，倒而颠之，自己重新归类。3．按内容分，按目录学的分类法分。如《流沙坠简》中的古书残简，罗、王的分类就是参照《汉书·艺文志》的六略分类法。这种分类很传统。过去，敦煌遗书的整理，也是按内容分，如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就是按《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来分。这样分，好像很有条理，但不能反映简册的原貌，既不能体现整理的过程，也无法进行核对，看看整理是不是有错。这三种编排都有缺陷，特别是前两种。第三种方法也不可取。古人抄书，不会按六分法或四分法的顺序抄。这种分类也很主观。我理想的编排顺序，是要反映原貌，或至少接近原貌。这样的图录，认真讲，到目前为止，还一部都没有。我们要想反映原貌，只能像考古报告那样编。这种分类法是物质分类法或考古学的分类法，即根据简长、简形、契口、编绳和字体分类，尽量按原始的分卷和编联来分类。内容分类，不是不考虑，而是编完了再考虑，最后可以做个总结，列个附表。但这个表只是参考，绝对不能代替前者。出土简册是私人藏书，私人藏书多无大题（书名），只能一篇一篇分别题名。1．古书标题，有些是类名，有些是专名，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应尊重自名，尽量名从其主。比如日书、算术书就都是类名[7]，很多秦墓都出，要想区别，只能以冠在前面的出土地点来区别。质日简，罗、王曾叫“历谱”，马克（Marc Kalinowski）拟改“历日”，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认为，现在既然有自名发现，当然应名从其主。还有叶书简，是年表类的东西，过去叫“大事记”或“年表”，现在知道，出土发现，自名是“叶书”，当然也要改叫叶书[8]。质日简，其实是官员填写的值班日志[9]。严格讲，当属文书，如果非和古书比，也是跟历谱类更接近，而不是与五行类更接近。五行类是选择类，日书属于这一类。日书当然也配合历日，质日简，上面也有日书用语，但质日简不是日书，当时的分类，质日简与日书简还是分属两大类。《汉志》的历谱类是谱牒类，它是以历法、历表（世表、年表、月表）为主，称表称谱是一回事。质日简，从大的类别讲，还是属于谱牒类，具体讲，则近于其中的日表。叶书也属于谱牒类。2．古书标题，书写位置不一样，有正题、背题、首题、尾题之别。背题写在简背，容易被忽略。有时，还有目录，篇题写在目录里，和简文不尽一致。原书有标题，我们要用原来的标题，没有，才拟补。拟补的标题，最好用六角号括起，有如简文中的补字。补题，学问很大，一般有三种方法，一是拈篇首语，二是撮篇中义，三是参考史志和古书的用法，大忌是现代词汇。过去，有些补题就不太合适，但一旦印在书里，被大家反复引用，就改不过来了。如银雀山汉简有两种《孙子兵法》，本来是一家之学，古人都叫《孙子兵法》，《汉志》要区别二者，只好以“吴”、“齐”二字别之，一个叫《吴孙子兵法》，一个叫《齐孙子（兵法）》（蒙上省“兵法”二字）。现在，一个叫《孙子兵法》，一个叫《孙膑兵法》，两者不对称。古人以某子题篇多，以人名题篇少，要以人名题篇，也应该叫《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还有，里耶秦简、北大秦简都有讲交通邮驿的一类简，这种简，最好不要叫交通里程书，如果参考古人的叫法，还是叫道里书才对[10]。古代，双音节的词比较少，补题最好简洁一点。简序的排列，原则是能排的排，不能排的不要硬排。现在，年轻人搞竞赛，他们追求的是“天衣无缝”，不拼全了不罢休，很多都是硬排。1．过去排简，主要参考是契口、编绳、字体和上下文。现在看来，还有两个重要参考是叶码和背部划痕。竹简有叶码，过去是在武威汉简《仪礼》上已有发现。后来整理上博楚简，我也发现过这类现象。最近的发现，清华简、北大简，叶码的发现更突出。叶码是每根竹简的编号，或在简首，或在简尾，或在简背。我们现在说的页（原作叶）就是从竹简发展而来，只不过，它是以印刷面为计，不再以书写的栏格（前身就是单简）为计。还有，最近有一位年轻学者发现，出土竹简，背面往往有人为刻划用以标识简序的划痕，这对判断简序也是重要参考[11]。
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质日”简背划痕
2．研究郭店楚简，我使用过“拼联组”一词。所谓“拼联组”，就是经过缀连，文义大体完整，确实可以排在一起的简文。现在的出版物，体例不统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是用连写释文，上博简是用分简释文。后者，一简是一简，不能反映简与简的拼联，至少从视觉效果上不能反映。过去，银雀山汉简，有些简残得比较厉害，残简是排在后面，用※号隔开。这样做，似乎比较稳妥。受此启发，我的建议是，拼联组和拼联组，中间有缺文，一定要空开，只要拼不起来，或拼接理由不充分，都要分开排，既不是全连，也不是全分，而是能连则连，不能连则分。
郭店楚墓竹简《尊德义》
竹简照片，最好用原始照片，刚刚清洗处理过就抓紧时间拍，好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水蜜桃，尽量保持其鲜活状态。竹简脱水，或多或少，都有损失，简形、墨色都会有损失。上博楚简发表，是用脱水后的照片，令人遗憾。脱水前，他们拍过彩色幻灯片和黑白照片。彩色幻灯片是用于出版，很宝贵，不幸毁于事故。我做剪贴，是用黑白照片。这套照片也很宝贵，某些方面可补正式出版物的不足，可惜没有利用。1．过去，彩版成本高，很少用，用也是用几幅，示意而已，其他全是黑白版。现在可以全用彩版。如果简文不够清晰，最好附红外线照片。当然，红外线照片，对红色无奈，也非万能。清华简和北大简，都有很多红色的文字和符号，红外线照片也不能完全代替彩色照片。2．是否随简附释文。如果附，最好是严格隶定，不标点，不破读。3．是否附摹本。过去，照片效果差，往往附摹本，如武威汉简《仪礼》，还有银雀山汉简，就都附摹本。摹写要懂古文字，这样的人，现在很难找，即使找得到，只要摹写，肯定就有失真之处。我的看法是，照片效果好，可以不用。
1977年线装本睡虎地秦简《治狱程式》（后称《封诊式·迁子》）“以县次传诣成都”
4．我建议，简文图版，最好用侧置的小三角标注契口位置。简文整理，契口、编绳的位置很重要。上博楚简，图版部分，先印缩印的简文，后印放大的简文。前者太小，看不清契口和编绳；后者太大，版面又放不下，只能折叠，采剪裱式，无法看整体效果。我说的小三角，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1．隶定。整理者对古体、异体、残字的隶定，宽严尺度如何掌握，是个大问题。我主张，如果是大家都认识的古体、异体，尺度可以适当宽一点，该合并的也可以适当合并，并用凡例说明之。如果是新见的写法，如何释读，缺乏共识，则不妨严一点儿。残字，可以写半边，另外一半用半个方围。2．破读。括注标准如何掌握，情况与前者类似，如果把握不大，可以不括注，放在考释中讲。3．重文、合文。要不要保留重文号、合文号，保留再括注，还是简化处理，也可以斟酌。4．错字。是用大小字（前者用（），后者用〔〕），还是〈〉号，也可以斟酌。5．缺文。是用方围加斜线，还是用省略号，我主张用后者。方围加斜线，一个字也是它，十个字也是它，混在文内，不宜与旁边的字区别，视觉效果不太好。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至今仍是范例。我认为，一篇好的考释应该要而不烦，重材料引证，而不是过度推论。1．要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但不必写成繁琐的集释，行文要尽量简洁。我一直说，作者是替别人读书。你是你的第一读者。这就像有些医药发明家，发明的药效果怎么样，你自己先试一试。过于繁琐，你自己也受不了。我们要替读者着想。1．影印还是摹写。过去多用摹本，现在多用处理过的电子照片。这个问题和图版的问题一样，也是足够清楚就不用摹本。2．是否按《说文》540部排序，我看还是这种顺序好。好处是可以跟不同时期的文字编进行对比，因为写在流行的各种文字编，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顺序。4．除笔划检字，还要有拼音检字。当然，有些古文字，其读法无法确定，只能试拟。1．原大，还是剪裱式。这要视简长和开本大小而定。剪裱式是不得已。太长的简可以单独处理。2．线装、平装、精装。过去，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都是三种形式，我看很好。3．普及本。普及本也很重要。过去，睡虎地秦简还附语译，我看也是很好的尝试。
《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1978年普及本
简帛类的出版物，到目前为止，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遗憾，特别是在编写体例上。我梦想的出版物，真正符合考古标准的出版物，还一本没有。
2010年11月17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2010年11月18日上午在南京国瑞大酒店会议室演讲
[7] 学者称为“算数书”者，其实并无自名，岳麓秦简叫“数”，张家山汉简叫“算数书”，才是自名。陈松长先生把这种书叫“数书”，也许更合理。参看氏著《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3期，75－88页。案：《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历谱类有《许商算术》、《杜忠算术》，都是算学书。这类书，《隋书·经籍志》的书名有三种：“算经”、“算术”、“算法”。宋代的《算经十书》也是以“算经”、“算术”为名（如《周髀算经》叫“算经”，《九章算术》叫“算术”）。算学书，除这三种，还有一种叫数书，如宋秦九韶《数书九章》就叫“数书”。清钱曾《读书敏求记》把经书分为礼乐、字学、韵书、书、数书、小学六门，其中的“数书”也是指算学书。古代蒙学，课童之书，曰书与数。“书”是教认字的书，“数”是教算术的书。教算术的书在汉代属于蒙学书，称为“数书”很合理。
[8] 质日，汉代也叫视日。质日、视日是用以记录、考核官吏业绩的一种历表。质字和视字都有视察、核对和验证之义。参看：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与定名》，《文物》2008年第12期，73－80页。
[9] 叶书简是年谱的前身，质日简是日记的前身。陈松长先生把质日简叫“日志”，从功能上讲是对的。参看氏著《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
[10] “道里”，“道”是道路，“里”是里程。这个词，古书多见，不胜枚举，如《史记》“此（指洛邑）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11] 孙沛阳《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的复原与卦序研究》，《古代文明研究通讯》，北京：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总46期（2010年9月），23－36页。
——本文节选自李零先生于“第九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编辑培训班”上的讲话，原载《书品》，2011年第2辑。
文章来源：《书品》2011年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