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保卫现代汉语的纯洁性 CHINA CULTURE FOUNDATION

邓晓芒：保卫现代汉语的纯洁性

2021-03-13 西子来源：中国文化基金会

我在拙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学还原》一文中曾把20世纪白话文运动称之为现代汉语对传统汉语的“现象学还原”，并指出，汉语经过这场演变，由文言文这样一种官方的权力话语逐渐成为了中国人的“此在”，成为了中国人的“存在之家”（海德格尔）。20世纪形成的现代汉语（中文）初步摆脱了书面汉语的政治统治功能，而成为了中国人借以生存的活的语言。我说这话最直接的事实根据就是我的母亲。

我母亲李茵生长在湖南一个偏远的小县城，从小没有机会念书，十几岁时表姐送给她几本当时的国语课本，又教她认了几个字，并且嘱咐她要每天写日记。于是她每天把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用自己的语言记下来，从投奔革命到南下工作，哪怕历经政治运动的磨难，几十年从未间断过，由此形成了一定的直抒胸臆的写作能力。

但她从来不认为自己能够做文字方面的工作，更不曾发表过任何文字。直到退休多年后，70多岁的时候突发奇想，想把自己一生复杂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写下来。于是每天写一点，都是一些散文和回忆，积攒了几年，先是由儿女们部分发到网上。

2003年，由我的朋友、武汉作家胡发云推荐到《中国作家》，发表了3万多字，并于当年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好百年杯全国散文大奖赛》第四名，当时母亲刚好满80岁，长沙晚报上登了“80岁婆婆当作家”的专题报道。

2005年，母亲的散文集《永州旧事》一书由东方出版社出版，面世不久，就引起了读书界的注意。如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阅读学会会长徐雁先生在09年3月11日的《中华读书报》撰文《妇女节推荐30种女性自传读物》，列举了苏雪林、冰心、丁玲、萧红、杨绛等30位女性名家的作品，我母亲的《永州旧事》也在其中，文章称该作品“构成了一幅幅鲜活的上世纪30年代湖南小城的生动的风俗画。”今年年初，我母亲以93岁高龄过世，几个月后，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再版。[2]

我母亲的作品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她那生动隽永的语言风格。她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主观上的原因外，有两点客观原因。

一个是她当年得以发蒙的40年代的国语课本是纯正的现代汉语，都是由一些著名的文化人编写的，没有那些形式主义的官样文章，朴实而接地气。在她工作的报社，与她年龄相近的同事们也都是从那个时代的语文教育中打下自己的文化基础的，但不同的是，那些编辑记者们在多年从事的社论编写和新闻报道中按照官方的尺度来规范自己的文字，早已丧失了自由写作的能力。

我母亲的作品发表后，也曾带动和激励起报社的许多退休老人重新拿起笔，不再是为职业而写，而是为自己写作，但基本上都没有成功的。几十年的写作规训和捆绑，已经使他们放不开手脚，一下笔就是政治正确的大道理。我母亲正因为从来没有写过准备发表的文章，所以才能保持自己鲜活的文笔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限制，而依然能够我手写我心。

再一个，我母亲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小说，尤其是读那些翻译大师们所译的西方经典文学名著。文革前一段时间，她在报社资料室工作，我父亲则在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打杂，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如傅雷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董秋斯译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周扬译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草婴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金人译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查良铮译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鲁迅译果戈里的《死魂灵》，丛芜译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她都借回家来看过，也让我们兄弟姐妹们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

王小波说，他的文学修养主要是通过读翻译的西方文学经典而得到的，那些了不起的翻译家，“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3]这一点在我们全家的读书体验中得到了直接的验证。

我和我妹妹作家残雪就是用这种现代汉语思考人生、交流思想、以至于写作和著述的。遗憾的是，这些翻译大师们至今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尊重，在网上搜索这些文学经典，通常都不出现译者的名字，要知道一本书到底是谁翻译的，要费很大的周折去查找。

当然，就影响我本人的哲学思考和写作的语言来说，除了文学作品的翻译之外，还要加上老一辈学人如贺麟、陈修斋、王太庆、关文运、何兆武等人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

然而，自从上个世纪末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新接手的这一批外国文学的翻译者大都不具备老一辈翻译家那种深厚的学养和文字功底，更缺少把翻译当作自己的志业的献身精神，而陷入到一种急功近利的算计之中。

记得90年代初国内兴起一股重译文学经典的热潮，有出版社和我联系，要我帮忙找一些学外文的研究生来加入这桩“短平快”的生意，要求几个月就要交稿，我只好敬谢不敏。

现在看来，这些后起的译者的作品，除个别外，经得起推敲的不多，国内读书界的共识是，新译本一般都不如老译本。「本世纪互联网的兴起，更是把纯正完美的现代汉语冲击得千疮百孔、七零八落。网络拆除了进入发表的门槛，也就取消了语言表达的级次差别，所有的人，从语言大师到那些句子都写不通、错别字连篇的愤青们，都在同一个语言平台上鱼龙混杂，互相瞧不起」。

互联网的好处太多了，自不必说，现代每个与文字打交道的人都受惠于它。但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可忽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现代汉语的糟蹋。这种糟蹋最初起源于对正统官方话语的反叛，正如一些高中毕业生在毕业的日子里集体撕书泄愤一样，上了网，这些年轻人也同样用自己贫弱的语文知识任意驰骋，颠覆汉语的常规。

如最初见于网络的不规范的用语“无时不刻”现在竟然已成为了“约定俗成”（例如说“我无时不刻惦记着这事”，这意思是说我无时无刻不惦记这事呢，还是想说我没有任何时候惦记这事，把这事忘光了呢？），而“其”字也被毫无限制地用作“它（他、她）”的同义字（如这样的句子：“某某人品很差，犯了错误，其不但不认错，还反咬一口。”）诸如此类，都说明现在年轻人的汉语语感已退化得很厉害了，看到这样的汉语，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这是“80后”写的。

这种将错就错的风气扩展开来，也从互联网影响到影视字幕，甚至报刊杂志，到处充斥着这样低级的错用而无人指出，甚至以为是种时髦。还有一种最常用而简便的办法就是无视汉字的象形会意的基本功能，强行将其扭转到“语音中心主义”的方向，把汉字当音标用，企图使它变成一种蹩脚的拼音文字。如“骚年”（少年）、“童鞋”（同学）、“蓝瘦，香菇”（难受，想哭）、“妹纸”（妹子）、“有木有”（有没有）之类。

说它蹩脚，是因为这些文字操作者大部分普通话都不标准，往往带有浓厚的方言口音；而且即算能说标准的普通话，也故意用一些同音字来进行毫无必要的借代、通假。这些同音字常常比原来的字笔划更多，如果用笔写的话完全是吃饱撑的，自找麻烦，仅仅是为了显得自己“出格”，或是为了造成一些莫名其妙的联想（类似于广告语中到处对一些成语乱改乱用，泛滥成灾）。

由此想到五四时期钱玄同等人倡导废汉字和改用拉丁字母的疯狂念头，真有些后怕。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中国人就轻而易举地个个都可以 “识字”了，但他们没有想到那时将会冒出几百上千种“汉语”，每个人所掌握的文字的流通范围将只限于一个狭小的方言区，一旦走出一个县城就得学习一门新的“中文”，没法书面交流。[4]

更重要的则是，这种拼音化的做法将使汉字中积淀了几千年的文化意蕴全部遭到抛弃，使“识字”的中国人成为没有文化的人。这并非真正地回到生活世界，而是切断了生活世界的根，使完整的生活世界碎片化，其实是对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扼杀。

看看周围越南和韩国的情况，你会发现他们废掉汉字以后，所发明的拼音文字只适用于日常口语交流，一旦涉及较高层次的思想领域，都不得不重新捡回汉字，但这时认识汉字的人已经成凤毛麟角了。「那些学者的研究只限于象牙塔里面专业人士的自言自语，无法让平民子弟通过自学进入到较高的学术殿堂，这就极大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现代文化的发展」。

而在中国，建立在汉字之上的纯正优美的现代汉语即使在文革中那种大革文化的命的悲惨环境中，仍然通过民间私下传阅那些优秀的翻译作品而保存了一批读书种子，使包括我在内的没有受过“科班”教育的这些自学者最终能够进入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充当学术骨干。[5]

不了解情况的人会以为，文革这一代人属于“被耽误了的一代”，文化底子普遍比较差，他们的成功全靠后来的“恶补”（包括出国进修），我颇不以为然。「我甚至认为，倘若我们这些人受到过现在这样的“正规”教育，很可能会变得平庸许多」。我把这种自学经历视为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虽然是自我教育，但却是未受污染的纯正现代汉语的教育，这种教育在几十年教育界的“拨乱反正”之后，在越来越严密的科层体制之下已经很难存活了。

当然，网络语言的拼音化倾向还没有到全面改造汉语的程度，而只限于个别的恶搞，它夹在其他尚未被污染的文字中间，还不至于完全看不懂，只是带来一些理解困难而已。如果连猜带蒙也算一种语言游戏的话，也许还有种故意捣乱的乐趣。但是一个成人沉溺于这种小孩子胡闹式的小伎俩，所反映出来的只是内心生活的空虚浅薄和趣味的低下。

同样是处于互联网时代，对比一下其他那些采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包括西方和韩、越），他们倒是似乎没有出现这种对本民族语言肆意践踏的现象。这一方面可能与汉语比一切拼音文字都具有更大的信息包容量有关，它的象形会意的表达方式经得起折腾，哪怕已经惨不忍睹了，却仍然可以猜得出意思来。而其他拼音文字中只要出现一个错误拼写，其中的信息量就几乎为零，等于没说，甚至是负数，即造成误解。

当然常见的错误在经验中也会形成一种自动纠偏机制，但除了表明说话的人语言能力差之外，并不能带来什么言说或书写的乐趣，只会徒然增加理解的困难。汉语则不同，它可以通过糟蹋自己来表达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或“个性”，例如“装萌”或“卖萌”，其实就是装疯卖傻。

从文革时代，甚至更早，中国人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公认的意识形态，就是没有文化的人比有文化的人更纯洁、更真诚。一个能够合乎逻辑、合乎理性地正常思考和说话的人往往被视为迂腐，甚至被骂作“巧言令色”；常识更是被抛在一边，说话不走极端、不突破底线仿佛就不够味。

当今，在众声喧哗中如果有一个人萌态十足地说：“我读书少，你别骗我”，大家就都不做声了，觉得唯有他把人们拉回到了自己的“本心”。一切戾气和骂人的冲动都只适合于针对那些有看法有观点的人，而对于这种以无知为荣的“学前儿童”或“大老粗”则完全失效，这反而使他们在道德上占据了至高点。

所以，不读书、满篇错字、满口脏话反倒成了可以拿来炫耀的事情，而且在攻击对方时火力十足，在灭掉那些有知识、有文化而又想要讲点道理的人时战无不胜。在这种氛围下，每个进入到语言环境中想要发言的人，包括那些本来很有文化、很有修养的人，如果不甘于失败，也不得不调动自己的“洪荒之力”来学痞，来装粗鲁、装狠，把互联网搞得臭气熏天，像个厕所。

中国人似乎天生具有一种想要破坏美好事物的欲望，当年农民运动中那些造反的阿Q们还只是想到“地主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或者“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而今天的语言反叛者则恨不得把现代汉语变成擦屁股纸。「他们没有想到，现代中国人一旦失去纯正的现代汉语，将彻底失去安身立命之所，只能退回到原始丛林，成为没有精神生活的民族，只配作为其他民族的考古对象」。

当然，话又说回来，这批缺少教育、缺少文化的年轻人又正是我们几十年来的教育体制“教育”出来的，或者说，我们的教育恰好是一种反教育的教育，就是把学生教育得无教养、无文化。

一方面，上述对汉语的糟蹋就是对我们这套教育体系的逆反现象，这套体系唯一的功劳就是让青少年对现代汉语深恶痛绝，失去语感；但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青少年完全接受这套教育观念，他们的脑子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就像那位“五道杠”的少先队总队长一样，除了新闻联播之外对一切外界信息都无法消化。

我们经常看到电视节目里有对中小学生的采访，面对镜头，那些少年结结巴巴地背诵出早已准备好的台词，背完之后看着镜头的眼神，好像在问：没背错吧？这种按照既定格式和官方意识形态背诵出来的现代汉语是对汉语的另一种扼杀，即把现代汉语变成一种假大空的官话、套话，里面所包含的除了权力和对权力的服从外没有任何内容。

这种情况其实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当时叫做“打官腔”，是只有那种身居官位的人才有资格说的表示身份地位的语言，但正因为如此，这种特殊的语言那时并不占据现代汉语的主流。同样，在中国古代，文言文本身就是官腔，但它也并不能完全控制像小说诗歌这样一些白话汉语的园地，[6]以至于到了新文化运动中，文言文说废除就被废除了，连在官方语言中都差不多被白话文完全排挤掉了。

但最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在现代汉语中又形成了一种白话文官腔，所控制的地盘比古代文言文更广，不但要求一切文艺诗歌都变成政治宣传，必须采用意识形态话语，而且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也要采用这套语言，我记得那时上街买东西，都要先背一段语录，售货员才卖给你。

至于文化领域则更是官方意识形态支配一切，连当时出版的小说里面都是大段大段马恩列斯毛的语录，而且凡语录都用黑体字，结果是满页都是黑糊糊的。60年代文学领域中猛批“写中间人物论”、“阶级调和论”、“有鬼无害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到了文化革命，则形成了八个“样板戏”的官方意识形态文艺模式，连毛泽东都坐不住了，说只有八个戏，“太少”。

改革开放以来，文革被彻底否定，样板戏也不再搞了，但样板戏的汉语模式却根深蒂固地流传下来，渗透进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和课堂中，以“中学生作文范文”的形式继承着样板戏的功能。与文革时期不同的是，这套模式在民间已不占主流，倒是讽刺、挖苦的绝佳对象，嘲笑和批判这套模式的文学作品堂而皇之地在市面上畅销（如王朔的小说，王朔曾嘲笑那些深受这套语言模式同化的人“长得就像教育一样”）。到了互联网时期，语言的叛乱更是势不可挡，哪怕投入大量资金聘用大批“网络评论员”来救场也无济于事。

由此可见，现代汉语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围剿：

一个方面是官方的套话，它抽空了现代汉语的现实内容，只剩下政治正确的一套公式，让年轻一代从小就对现代汉语失去了感情和领悟能力；另一个方面是民间互联网的语言狂欢，它解构了现代汉语借以表达生活世界的、经过好几代语言大师苦心经营的语言形式，而使汉语走向低俗化、弱智化和粗野化。

这两者都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失去了存在之家，长此以往，汉语将死。当代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肩负着纯洁和净化现代汉语的责任，自觉地抵制从左、右两方面来的侵蚀，这不但是维护本民族文化的根，而且是为未来的文化创新保存实力，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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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作者2016年12月4日在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学术年会“思与言：人文科学的传统与现代”上的主题发言的讲演稿。

[2] 李茵：《永州旧事》，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

[3] 王小波：“我的师承”，载《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4] 有汉字在，不同方言之间是可以在书面上交流的，因为汉字的表意功能不完全受语音的支配。但如果全是拼音文字，那就会像《圣经》上说的，上帝变乱人们的口音，使人类分散于世界各地，互不沟通。

[5]事实上，老一辈的学者看得很清楚，文革中靠自学崭露头角的这一拨弟子，是后来那些按部就班读上来的弟子们无法相比的。

[6]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满口的“之乎者也”，只能成为未庄百姓们的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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