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封建”问题的来龙去脉 CHINA CULTURE FOUNDATION

冯天瑜：“封建”问题的来龙去脉

2021-02-10 冯天瑜来源：中国文化基金会

2002年夏，笔者访学德国，曾乘船旅行于山川如画的莱因河中游，舟行间，只见两岸每距二、三十公里的苍翠峰峦，多有灰色城堡耸立，它们或者已是断壁残垣，或者还保持着巍峨壮丽的旧观。这正是西欧中世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面对此景，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着的“封建”概念辨析问题，骤然齐集心头。

“封建”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汉字旧名，意谓“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中、越、朝、日）未生异意。19世纪中叶西力东渐以降，日中两国先后以“封建”对译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衍为一个表述普世性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新名。

“封建”一词经历了概念的古今转换和中西移植，日本因素也参与其内，马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深化了此一术语的涵义。“封建”作为近现代概念史上的重要案例和历史分期的关键环节，释义纷纭，展现了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的演绎状况，其成败得失与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关联，故对其考索探究、阐微决疑，既非细事，也非易事。

近代以降，汉字文化圈在对译西洋术语时，取音译、意译两法。音译所用汉字扬弃了字意，仅存字音，起着拼音符号作用，以模拟原语的读音，如以“逻辑”译logic，以“布尔乔亚”译bourgeoisie。音译不会引起词义错位，但也未能给译词提供意义支撑，其含义只能在词形以外另加诠释。然而，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汉字不仅有语音，还有语意，包蕴着文化内涵，掌握汉字文化的人更倾向于用意译方式推介外来词。

所谓意译，指按外来语的构词词素，将字面意转换成相应的汉语表述，如上举两例英语词logic（逻辑）和bourgeoisie（布尔乔亚），又意译为“论理学”和“资产阶级”，可由词形窥探内涵，从而为译词提供意义支撑，意译的优长即在于此，掌握汉字文化的人可以观文索义，易于理解。当然，望文生义也可能诱发歧解，这是由汉语的一词多意性和汉字的多种构词法造成的。

意译又分两种，一是创建新词以对译西洋术语，如“哲学”、“美学”、“体育”、“义务”等等便是新创意译词。二是借用汉语旧名对译西方术语，中国人更习惯于此法。

以旧名译外来术语从而衍为新名的成功之作不少，如“伦理、政治、范畴、机器、权利、物理”等等便是。言其“成功”，是由于它们较好地实现了古今义的因革、中外义的对接。如“物理”，作为汉语旧名，本义“万物之理”，自明清之际至近代，中日两国借以翻译Physics，意指一门近代科学（包括力学、声学、光学、电学等），内涵收缩，特指性明确了，然新名“物理”与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相合，东西义顺利地实现涵化。

概念、范畴的演变，是人类思想更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识量的扩大和认识过程的迁衍、深化。然而，由于概念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牵涉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问题，情形错综复杂，误植也时有发生。

有学者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哲学研究虽有成就，但在理解中也出现一系列文化错位，即用本民族传统理念去扭曲和附会西哲的理论和概念，诸如“理性”概念的误读、“科学”的实用化、“辩证法”的降级诠释、“实践”概念的变形、“自由”概念的附会，等等。

意译间旧名衍为新名发生文化错位，还可罗列一些典型例证。一如“经济”，旧名本义“经世济民”，而在对译Economy时形成的新名“经济”，含义转为国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之总和，兼指节约、俭省，与本义脱钩，新义又无法从“经济”词形推衍出来。

再如新名“形而上学”，是借《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一语对译Metaphvsics时形成的，此新名之一义“超验哲理”，与旧名本义方向相切合；但所含反辩证法的“静止论”、“机械论”、“外因论”之义，则全然背离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也超出了旧名“形而上”的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另如“自由”、“自由主义”，“个人”、“个人主义”等新名，在古今转换、中西对接的过程中，也在不同层面上发生古今义错置、中西概念彼此遮蔽的情形。

至于我们早已“日用而不辨”的史学术语“封建”，在新旧名更替之际，其概念误植尤显突出，造成的后果也较为严重。笔者在莱因河两岸目睹的昔日容克（Junker）贵族们俯摄田园农户的古堡群，无声却有力地诠释着与“封建”相对译的西语feudalism的内涵（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也呼应着汉语旧名“封建”的本义（封国土、建诸侯），比照之下，流行大半个世纪的泛化新名“封建”的偏失自现。

有学者将新名“封建”的概念误译严厉批评为“语乱天下”，并非过分之辞。术语厘定，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必须拥有一批义项单一、内涵精准、外延明确的术语（尤其是核心术语，或曰关键词）。

如果“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价值、市场”等术语的含义紊乱，经济学只能是一派昏话。有了“细胞、根、茎、叶、花、果实”等术语的确立，植物学方可能成为一门学科。历史学术语的界定也至关紧要。仅以大半个世纪来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而言，之所以长期聚讼未决，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封建”等核心术语（关键词）的概念没有厘清，义项未能获得一致。

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先生（1893—1969）所称之“封建”，虽纳入“五种社会形态”之中，却仍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保持联系，范老一再论证周初封建爵禄贡赋是有定制的，肯定“分封诸侯时，已规定封建制度的剥削方式”。

主张战国封建说的郭沫若先生（1892—1978）、翦伯赞先生（1898—1968）所称之“封建”，则抛弃旧名本义，加以泛解。

郭老将土地“归为私有”、“地主阶层出现”、“专制帝制确立”等与“封建”本义相背反的要素作为“封建制”的内涵，认为“废封建，立郡县”的战国时期“开始了封建社会”，称实行君主集权的秦始皇为开创“封建制度的元勋”；翦先生曾主西周封建说，后又改为战国封建说，称秦孝公“废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社会。

这些论说中的“封建”既脱离“封土建国”古义，也与西方史学关于中世纪制度（feudalism）的含义相去甚远。

主张两汉封建说的侯外庐先生（1903—1987），力辩“封国”并非封建制，认为“周代封国之所以不能认为是封建，主要由于它没有‘农村为出发点’的经济基础”，可见侯先生是把“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这一宽泛的前近代社会的特征视作划分“封建”的主要标准，其对“封建”作泛解也是明显的。

持魏晋封建说的尚钺（1902—1982）、唐长孺（1911—1994）、王仲荦、何兹全（1911—）等先生不赞成将“封建”泛化，从魏晋间的封土采邑、门阀制度、佃客的人身依附诸形态认定其封建性，这是以“封建”本义为基点，再作引申，兼容古义与西义。尚、唐、王、何诸先生所诠释之“封建”，实现了古义与今义的融通，也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较相切合。

以上诸家自立标准，各说各话，莫衷一是。这种核心术语内涵歧异、义项多设的讨论，必然出现同一议题之内“概念不一”、“论旨转移”的逻辑前提问题，从而无法在历史分期上获得共识。当然，由非学术因素作用，似乎也可以达成某种“共识”（如统一为“战国封建说”，将周末至明清称之“封建时代”），但那种“共识”只能是一时“众服”的假象。

在同一词形下，旧名变新名，不乏因革恰当的良例，如“科学”、“革命”、“共和”等等，新名所含概念既与旧名保持联系，又有合理的引申，并与对译的西洋术语所蕴概念相涵化。然而，大半个世纪以来，“封建”由旧名向新名转换，在一些重要史家那里发生了文化错位——

甲、封建泛义（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治）不仅与本义（土地由封赐而来，不得转让买卖，政权分散、诸侯林立）脱钩，而且同本义指示的方向相背反；

乙、封建泛义又与相对译的英语词feudalism西义（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人身依附、超经济剥夺）大异其趣；

丙、汉字词“封建”的上述泛义超出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全然是外在强行注入的。

用这样的新名“封建”作词干形成的新词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封建时代”等等，也随之偏离正轨。

于是，因为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述事，失却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由此出发，史学界长期探讨的“中国历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诸问题，都缺乏议论得以健康展开所必需的严密的概念座标系。

可见，新名“封建”概念的准确性问题，关涉到中国历史的框架构筑，兹事体大，笔者不得不沿“《春秋》责备贤者”故例，考究笔者十分敬重的某些前辈学人在何处失足，推原此一新名“形义脱节”、“名实错置”的症结所在。

在追踪问题的来龙去脉之际，有一点似可预先排除：令“封建”含义泛化者不通古汉语及中国古史，或不谙西语及西洋史，方造成概念误植。事实上，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先生，大都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庄园，并不生疏。故“封建”泛化，决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由的。

因此，“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单是一个语义学问题，更是历史学、文化学问题，可以总括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问题。故单从词语角度讨论“封建”的古义及feudalism的西义，只廓清了论题外围，而尚未升堂入室、直逼要害处。

了然于此以后，笔者决计另辟蹊径：在确认“封建”本义及西义的基础上，梳理“封建”概念演绎的轨迹，对其作历时性的动态研究，考察这个原本创制于中国，又由近代日本借以对译西文的新名，逆输入中国后逐步异化的具体过程，尤其用力于探讨几个导致概念变更的关键时段（如清民之际、五四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间）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在此种社会—文化生态下的语义迁衍。

这一在古今沿革及中—西—日三语境间的溯源讨流，将构成本书主体。笔者愿与读者诸君一道，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的过程中窥探“封建”被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最后，提供一种改良设想，供诸君参考。

一位语言学者说：“词义属于语言学范畴，概念则属于逻辑学范畴。”本书题名《“封建”考论》，意在从“封建”词义的历史考证入门，进而在概念史的论析上展开，故联称“考论”，也即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笔者试图通过对“封建”从旧名向新名转变过程的辨识，为长期困窘于“名不正而言不顺”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提供一个厘清概念（正名）的思路。

以上尝试可以称之一次围绕“封建”名目的“历史文化语义学”遨游。此游不尽如春游踏青，可以纵情领略“千里莺啼绿映红”，有时还需要攀援山岩、潜入溪涧，或许不大轻松，但此番辛苦跋涉若能使诸君获得某种野趣，产生探求“深山更深处”的向往，以获得“封建”问题的真解，笔者将不胜欣幸。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专门史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晚清经世实学》(合著)、《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千岁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封建”考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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