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末清初起，人们就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四大奇书”。这四部小说不但在明代文学史上地位重要，而且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史上也不可小觑。近来有人说，“影响中国世道人心的书，不是政治、哲学、历史经典，也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各种经典，而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文学经典。”遗憾的是，他将小说的作用吹得如此之大的同时，却说这两部小说一是“暴力崇拜”，另一是“权术崇拜”，“都是造成心灵灾难的书”，“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有人干脆说，改编《水浒》之类的影视剧“应该禁播”。而《西游记》，一些人将它看成是“游戏之作”，或许也不认为它能对社会与人生有多大的积极意义。至于《金瓶梅》，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一部“淫书”，恐怕更当焚毁了。“四大奇书”果真对当今社会只能产生一些负能量吗？我想，假如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全面地把握这“四大奇书”的精神、特别是主要精神的话，就不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会看到这些传统的文学经典都充盈着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生不息”的一些人生智慧与优秀精神，值得珍视，值得弘扬。三国：“以人为本”的立国理念
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三国》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意思是将《三国志》这部历史书，用“通俗”的语言来重新编写，并根据编者自己的价值判断来“演”绎其“义”，表达自己认为符合当时社会规范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等。
这正如最早刊印的《三国志演义》的序言所说的：“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正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有义存焉。”作为这样一部大书，要表达的“义”是十分丰富的，但其主要的精神不是讲“权谋”，而是要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其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作为明君良臣的主要标志，除了品行端良，有智有勇之外，就是在政治上行“仁政”。
孟子等儒家提出“仁政”的思想基础就是“以人为本”，“民为邦本”。这不但得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颂扬，也为广大百姓所向往。《三国》就把刘备塑造成一个仁君的典范。他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投身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之中。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当他被吕布打败，匹马逃难时，“但到处，（村民）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后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危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他爱民，也爱才。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如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刘备就是作者理想中的“仁德”明君。他手下的大臣也都有“救国救民之心”，如赵云就明确表示过：“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诸葛亮在临终前，还手书遗表，教后主“清心寡欲，薄己爱民；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这都寄托着作者仁政爱民的理想。
与刘备相对应的是残暴的曹操。曹操也是一个“人杰”，但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心中根本没有百姓。热情款待他的吕伯奢一家，竟被他心狠手辣地杀得一个不留。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对部下更是阴险、残酷，如在与袁绍相持时，日久缺粮，就“借”仓官王垕的头来稳定军心。其他如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等，都表现了他工于权谋，奸诈、残忍，毫无惜民爱民之心。与此相类的，如董卓、袁绍、袁术、曹睿、孙皓、刘禅之辈，既无曹操的雄才大略，却似曹操那样轻民、残民，因此必然走向灭亡。如董卓就将“民为邦本”之说视为“乱道”，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他专肆不仁，杀人如麻，闹得“罪恶贯盈，人神共愤”。最后暴尸之时，“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头，至于碎烂”，“城内城外，若老若幼，踊跃欢忻，歌舞于道”。这样，小说自始至终鲜明地表明了对于刘备与曹操等两类人的不同态度，充分反映了编者对于“仁政”的渴望。这是小说的主色调，我们怎能视而不见呢？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对敌人讲“仁政”，可是对于百姓，还是应该讲仁爱。假如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不是真正地建筑在“以人为本”、“民为邦本”的思想基础上，那还能长治久安吗？《三国》所演的“义”，难道不值得今天的“观演义之君子”去“致思”吗？
当然，在那样一个时代，蜀国又是一个第三等的国家，要走出乱世，要维持国运，仅有施仁政的政治理想也不行，还要有有用的人才。作者心目中的人才，就是既要有“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品质，同时有勇有谋，能胜任尖锐的军事斗争与复杂的外交斗争。诸葛亮与关羽就是“忠”与“义”的典范，又是“智”与“勇”的代表。作者宣扬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品质显然是属于封建性质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小说通过赵云投刘备、徐晃归曹操、田丰为袁绍所忌等故事的描写，反复强调了“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思想，说明这种“忠”并不完全是忠于一姓之天下，还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灵活性。他们的“义”，如刘关张“桃园结义”等，又包含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精神，有对于理想政治与道德原则的追求，是与社会的大义紧密相连的，不是像有人硬说他们完全是从个人私利出发而死结“团伙”。至于被作者称之为“义重如山”的关羽在华容道上放走了曹操，其本意主要也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回报与温情。这种忠与义，假如不只是为封建皇帝与等级制度服务，那在本质上也是人类的一种美德，任何社会都期待着人们对事业能忠，对朋友有义，所以不难理解诸葛亮、关羽等能得到广大民众的崇敬，长期在民间被神化。至于《三国志演义》写智谋，的确写得很精彩，可以说是描写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财富。这种智谋好不好，主要要看它是否用于正义的事业。后人学习了它，用于非正义的事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接受者的问题，难道要由《三国志演义》来承担责任吗？难道我们在为正义的事业而斗争过程中放弃智谋，任人宰割吗？水浒:“乱自上作”的历史教训
《水浒》是目前受非议最多的一部明代小说。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水浒传》中能看到一些血腥的暴力，甚至是滥杀无辜，如武松血溅鸳鸯楼时为了不打草惊蛇而顺手杀了后槽与丫环，李逵劫法场时板斧乱砍平民，张青、孙二娘卖人肉馒头，乃至将潘金莲等“淫妇”及陷害林冲的陆谦等挖心剖腹等等。
这从现代人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于是骂《水浒》好汉是“强盗”，是“流氓”，是“黑帮组织”，是“暴力团伙”的声浪四起，认为“与我们时代不适应”的。一些媒体还为此叫好，说“这类观点为大众阅读理解经典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其实，以上这些情节故事在一部《水浒》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很小的。正如在论《三国》时一样，抓住一些个别的、非主要的情节加以无限放大一样，用一片树叶，去遮蔽与替代一片森林，巧妙地用这些过分血腥的暴力行为去替代与遮蔽了《水浒》好汉们的绝大多数出于捍卫正义的“暴力”反抗行动，从而踏着明清两代正统文人到现代周作人之流的老路，给《水浒》定性为“强盗文学”。实际上，《水浒》作者本身并不认同李逵他们胡来，晁盖就阻止李逵乱砍乱杀百姓、宋江一再告诫部下“不掠良民”、“休得伤害百姓”等，都说明了小说并没有“崇拜”滥杀无辜一类的“暴力”。除了看问题的方法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外，更重要的是看问题的立足点要考虑。站在贪官恶霸、作威作福的群体的立场上与站在下层百姓、被欺压的弱势群体的立场上看问题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社会的“平和”是由谁破坏？谁先感到生活的不“平和”？谁先使用了“暴力”？没有卖炊饼的武大郎被毒死，哪会有武松去血拼西门庆、手刃潘金莲？没有弱小的歌女金翠莲被强占，受欺侮，哪会有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从史进、林冲、鲁智深、武松等一个个走上做强盗的道路，无非是为了求生存，求平等，求自由而被“官逼民反”。没有贪官恶霸的残酷的“暴力”，就不可能有出于“尊重人性和人的欲望的权利”的“反暴力”的英雄。这一点连400年以前的金圣叹都明白，他早就揭示了《水浒》主要表现的是这样一条历史教训，即“乱自上作”。这却被一些现代的评论家们置若罔闻。假如一面口口声声地要百姓平和，一面又让贪官恶霸们横行霸道，社会能太平吗？“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历史教训不可遗忘。
至于说《水浒》渲染了“欲望有罪”，那些好汉都没有“人性”，主要是这些论者本身把“人性”看得太窄了。“人性”的内涵本是十分丰富的。可是现在有些论者却只盯着“饮食男女”，乃至仅指男欢女爱，更等而下之者，将一些普世社会都认为非法、畸形的“情爱”视之为“人性”。于是看《水浒》时，只将潘金莲杀夫偷情、宋徽宗私会妓女等视之为“富有人性”，而对于小说中大量描写的对于人性的堂堂正正的各种渴求与赞美都一笔抹杀。其实，《水浒》这部小说在歌颂正义，歌颂美德的同时正是歌颂了人性。《水浒》中的不少英雄的“暴力”都是为百姓伸张正义，为弱者包打不平，所谓“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鲁智深语），“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武松语），都是出于“爱人”，基于尊重普通百姓、弱势群体的做人的欲望与权利。小说中的李逵、阮小七、鲁智深等一些人物，不做作，不掩饰，不拘礼法，不甘束缚，不计名利，不怕欺压，“任天而行，率性而动”，维护了自我的尊严。小说大力渲染的朋友间的“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以及如鲁智深救护被人欺压的金翠莲父女、李逵背着瞎眼的老娘上山过“快乐几时”的生活等，都是刻画了人间的大爱，突现了人性的至美。这就难怪当时李卓吾、叶昼、金圣叹等一些批评家盛赞《水浒》英雄是“活佛”、“上上人物”、“一片天真烂漫”、“使人对之，龌龊销尽”，《水浒》一书是真正出于“童心”也即用人性写成的“天下之至文”。《水浒》好汉们之所以被现在有些人视之为没有“人性”，恐怕要检查的是，这些先生们的屁股究竟坐在什么地方，他们心目中的“人性”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性”？西游记：立身行世的一根标杆
西游记》这部小说现在不大用社会政治观点去解读，不再用诸如“反抗”啊、“人民斗争”啊去看孙悟空大闹天宫与他们去西天取经，而是回到“五四”前后，接受胡适等人的观点，认为“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实出于游戏”。
这样，这部小说除了可供人们怡性悦情、消遣娱乐之外，似乎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了。其实，这部小说真如明代人说的，“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这个“至理”就是被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因而作家主观上想通过塑造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来宣扬“求其放心”的“修心”之道，以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客观上倒是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
《西游记》中的大量笔墨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是想通过孙悟空的形象来宣扬“三教合一”化了的心学。心学的基本思想是“求放心”、“致良知”，即是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这与道家的“修心炼性”、佛家的“明心见性”都有相通之处，实际上都可归结为个人的身心修养。小说特别选用了“心猿”这一典型的比喻躁动心灵的宗教用语来作为孙悟空的别称，将他当作人心的幻象来刻画。孙悟空开始大闹天宫，就是处于“放心”的状态，即其心放纵，无法无天，不合规范。然后他被压在五行山下，喻示“定心”。再后经过了漫长的取经道路，喻意其整个“明心见性”的过程，最后达到“魔灭尽”，“道归根”而“心猿归正”，修成正果。所以小说的实际构架是一个“放心”、“定心”、“修心”的过程。这是作者预设的理性框架。但实际上心学本身在发展中又有张扬个性和道德完善的不同倾向，而《西游》故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又积淀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这就使《西游记》在具体的描绘中，实际上所表现的精神明显地有所突破与超越，向着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美倾斜。具体而言，假如说前七回主观上想谴责“放心”之害，而在客观上倒是赞颂了自由和个性的话，那么以第七回“定心”为转机，以后取经“修心”的过程，就是反复说明了师徒四人在不断扫除外部邪恶的同时也清除了内心的魔障，完成了人性的升华，孙悟空最终成了一个有理想，有能力、有担当，能忍辱负重，能团结协作，且能保持着自己鲜明个性的人性美的象征。当然孙悟空这样神通广大，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他所求的真经，所成的正果也不同于我们追求的真理与我们的梦。但其精神，即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完美自己的人性，还是应该向慕的，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立身行世的根本。
正因为《西游记》的趣味性比较强，所以目前很受大众传媒青睐，包括日本、韩国、香港等地的电影、电视、动漫等不断地将它改编，这往往会使一些中国的读者感到非常别扭。比如像看到一部日本的《西游记》电视剧，明明是唐代的人物却穿上了日本印象中中国人该穿的旗袍，让唐僧的师父像日本和尚那样生儿育女，乃至让唐僧变成了一个穿着洁白的袈裟的靓丽女性，且与爱徒孙悟空相爱着时，就会有一种“糟蹋”了原作的感觉。但我觉得，即便如此，从中也可见到他们对这部名著的当代价值的认同之处。据这部电视的“剧情介绍”说：“这是中国明代的小说。为了追寻维护世界和平的经书，孙悟空、沙悟净、猪八戒追随三藏法师出发前去天竺。途中，师徒四人击退了袭击他们的妖怪。这个描述作为人最重要的莫过于伙伴的故事，不管在哪个时代都一直让人着迷。”这是他们对《西游记》的一种解读与接受。接受的正是人类的一些基本的有价值的精神。当然，他们的改编是为了他们的现代的国人看的，自然要考虑特定的接受对象，只要他们正面地传播我们的文学经典的积极精神，都应该抱欢迎的态度。我们应该用一种开放的、现实的、大众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这不仅是指面向世界，即使是面对中国的读者，也是这样。
现在还有一些人谈《金》色变，认为《金瓶梅》是一部“黄色小说”，唯恐避之而不及。诚然，在这部小说中，约有2%的笔墨涉及了性事。这些有关性的描写，有相当一部分是与主题的揭示、艺术的开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确有一些完全是为了迎合市场而硬加进去的下流庸俗的累赘。这些笔墨，不管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对于一些没有健全的心理，特别是青少年来说，的确是不宜阅读的。
但评价一部作品的价值，不能因为接受者的问题而否定了作品的本身。这部作品从总体上看，它不只在中国小说的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其真实而深刻地暴露了中国社会腐败的一面，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是没有另外一部作品可以与它相比的。因此，它尽管一出世就被一些正统文人骂为“坏人心术”，长期被列为禁书之列，但与此同时，一直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当时就有人认为它是“稗官之上乘”，“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远的不说，就以“五四”以后的一些名家的看法来说，就值得我们注意。这里且举三例。如鲁迅说：这部书是“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这就是说，小说通过描写西门庆一家，批判了当时社会中的各色各样的丑类，同时代的小说没有比它更好的。稍后，在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接着说：“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到解放后，毛泽东也一再推荐干部们读《金瓶梅》，曾说：“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所谓写“真正的历史”，就是真实而细致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他要干部们读这部书，是否就是要他们从中吸取教训，不要做西门庆式的当权派，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确实很有认识价值。他是一个贪官、奸商与恶霸的混合体。他本是个开小药铺的“浮浪子弟”，靠勾结衙门来拼命敛财，财越积越多，很快就成为一个暴发户；又凭借钱财来贿赂官场，官越攀越高，勾结上了朝中位最高权最重的“四大奸臣”。于是乎，他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不法经商，巧取豪夺，无恶不作，反而能步步高升，称霸一方。小说的高明之处是，通过西门庆这个人，不但写了一个家庭，而且又写到了整个县城，写到朝廷中央，写到了整个“天下国家”，把笼罩在现实世界上的种种真善美的纱幕彻底撕破，把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人间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里，它能使我们看到昏庸的皇帝、贪婪的权奸、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龌龊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欺诈的奴仆，乃至几个称作“极是清廉的官”，也是看“当道时臣”的眼色，执法不公。到处是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经济的混乱，人心的险恶，道德的沦丧，整个世界是漆黑漆黑的。小说中有两句话，似可点明了那个腐败社会的真实面貌。一句是：“功名全仗邓通成，富贵必因奸巧得。”这是说像西门庆那样的贪官、奸商、恶霸，他们的功名富贵，都是凭金钱与“奸巧”得来的。另一句说整个社会是：“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说的是在整个社会中，大家在一起只是求私利，不去讲道德，都在混日子！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社会啊！可是，正如小说所描写的，死了个西门庆，又出了个张二官，西门庆式的人物真是一时间死不完绝不了的。郑振铎曾这样说：“《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时至今日，我们虽然远离了“《金瓶梅》的时代”，也不是郑振铎说的那个上世纪的30年代，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金瓶梅》时代的幽灵是否不再在我们身边游荡？《金瓶梅》时代的腐败气息是否就不再在我们周围散发？是否会出现比西门庆更西门庆的人物？我们究竟如何去认识腐败，杜绝腐败？我想，《金瓶梅》应该能给我们一点警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阅读、研究《金瓶梅》的首要目的，也就是《金瓶梅》这部小说的主要价值之所在。
上面讲了“四大奇书”的当代价值。这只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例而已。其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对待我们古代的文学经典的问题。本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类是精英的文化，有一类是大众的文化。精英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在相当时期内作为统治文化，固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然而，大众文化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市场，其作用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场合就不一定比精英文化小。这两种文化，有矛盾对立之处，也有相通交融之点，有时候是难分难解的。但是，不论是《三国》与《水浒》，还是《论语》与《孟子》，不论是对过去，还是对当今，其影响都是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今天假如只看到它们积极的一面，或者只看到它们消极的一面，都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假如我们对传统的经典只看到它们消极的封建的一面，且加以无限放大，那么就可以把古代的所有经典放一把火全部烧掉。但事实上，我们祖宗几千年、几百年留下来的、经过历史检验过的文学经典，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其优秀精神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当今仍然能对社会的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关键是我们要去正确地认识它，阐释它，积极地发掘它，弘扬它。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