捣衣图的款识及其他 CHINA CULTURE FOUNDATION

捣衣图的款识及其他

2019-08-18 刘火来源：中国文化基金会

宋，牟益《捣衣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南宋存于今世的《捣衣图》，如果没有乾隆的三番款识，后又被录入《钦定石渠宝笈续编》（1793），也许它不会有现在这般出名。

宋，牟益《捣衣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录乾隆三番款识之前，原图图尾有谢惠连的《捣衣》：

衡纪无淹度，晷运倏如催。

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
肃肃莎鸡羽，烈烈寒螀啼。

夕阴结空幕，宵月皓中闺。
美人戒裳服，端饰相招携。

簪玉出北房，鸣金步南阶。
櫩高砧响发，楹长杵声哀。

微芳起两袖，轻汗染双题。
纨素既已成，君子行未归。

裁用笥中刀，缝为万里衣。
盈箧自余手，幽缄俟君开。

腰带准畴昔，不知今是非。

因为有了世称“三谢”的谢惠连（另两谢为谢灵运、谢脁），才最终有了南宋蜀人牟益的《捣衣图》。牟益依据南齐人谢惠连《捣衣》诗意绘制这图。由于《捣衣》怀征夫远行难归的意象，画面背景的庭院，便是秋深景象，高槐叶落，一派凄凉。但是，作为宫廷画，画家却另辟蹊径，把32个的劳作描绘得情趣和向上。即妇女捣练、裁衣、缝衣等场景。

画家在跋里写道：“右谢惠连捣衣诗五言十二韵，……意韵万千，妙在天外，咏叹不己”。于是有这了这幅以唐人周昉仕女为榜样，画就的《捣衣图》。图中女子所操作的工种，正是农耕社会男女分工的标准工种即“男耕女织”的“织”。又因《捣衣》意象即怀人的意象具有“男征女家”的“家”。于是便有了乾隆的御题三首。而且是不同时期所题。

宋，牟益《捣衣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一次题于乾隆丁卯(1747年)：

凉飙飒萧瑟，节序忽已催。

络纬吟露莎，鹎鶋栖夜槐。
佳人未忍眠，颦眉黯如啼。

举首见明月，揽衣对空闺。
忆远各呻吟，命侣聊招携。

尺素出文笥，平砧列闲阶。
女伴强笑言，默喻中怀哀。

畏短准旧度，袗袭别新题。
不裁双鸳鸯，留待君子归。

王风咏执簧，七月廑授衣。
图史堪起予，往复卷更开。

高咏惠连诗，遑问学步非。

此诗依谢惠连原韵，特别是因《捣衣图》画意的温情，乾隆由此抒发了对恩爱夫妻间离愁别绪的同情和理解。据说这是乾隆对孝贤皇后的恩爱表达。“高咏惠连诗，遑问学步非”，这最末一韵，还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对古人的尊敬以及由引的谦逊（无论真与假）。

宋，牟益《捣衣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二次乾隆戊辰（1748）：

溶溶凉露湿庭阿，双杆悲声散绮罗。

暖殿忽思同展玩，顿教沾渍泪痕多。

独旦凄其赋锦衾，横图触景痛难禁。

江邨题句真清绝，急节曾悲树下砧。

沼宫霭霭女桑低，盆手曾三玉腕提。

盛典即今成往迹，空怜蚕月冷椒闺。

据说乾隆失去孝贤皇后后，甚是悲痛。适逢翰林院侍读学士、一代大学问家高士奇(1645-1704年)题有三绝句，特别是第三首“道道碧汉玉绳低，双杵含情手懒提，对此更添它日恨，远行裁剪断深闺”，乾隆觉得正触及到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每读卷尾高士奇所题三绝句及识语,感其意而悲之,重为检阅,则宛然予意中事矣”。于是便有了这第二次题识。

宋，牟益《捣衣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三次题诗是乾隆甲戌(1754年)

鸿龙连玉斗，纪序相嬗催。

新烟引绿榆，兔目吐高槐。
迩日频望雨，愁卜叶鸠啼。

孰谓断魂节，忆昔别椒闺。
东巡礼岱宗，凤霎聊相偕。

大故遭登舟，银汉不可阶。
兹辰值忌辰，戚戚余悲怀。

遣绪展斯图，图间有虑序。
传神擅老牟，宛似秋气归。

佳人闹扫妆，相聚捣寒衣。
即今重织衽，亲蚕馆复开。

何当盆手三，怆念前人非。

第三次也依谢惠连《捣衣》原韵写成。不过这诗后有一跋：“甲戌寒食前一日，值孝贤皇后忌辰。追念前徽，抚怀节序，悲不自已。载展是卷。距戊辰旧题又星霜七易，搜图触绪，兰馆犹新，用写伤情，仍赓谢韵，御笔。”仅从这跋来看，乾隆皇帝也有人之常情。如果这是真的，那乾隆算得上是一位真性情者。虽然，后宫嫔妃佳丽成群。

今天，我们已经不太知道画家为什么要画这样一幅看似颂扬（女子美德）实为讽喻（战争引发的征夫）的画（凡涉及到征夫远行难归或不归的文艺作品，岂有不讽喻的）？同时，也不知道，一位高产（据说4万余首）帝王诗人乾隆会在仅纵27.1厘米，横266.4厘米的画幅上，题有如此多的诗（每诗后面还都有跋）。

宋，牟益《捣衣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不仅如此，这幅《捣衣图》还留有许多题识。最先留的是，南宋学者董史良抄录的谢惠连的《捣衣》，再就是画家牟益的长跋。随着岁月的流逝，此画没有没于历史的另面，反而成为收藏家、学人的爱物。

画中的题识有画家同代的董史良、明代的曾鼎、张矩、习韶、张峻、清代的高士奇、沈德潜等，以及这些题识作者的印鉴和进入清宫后的官印（即御印），成为这幅《捣衣图》的重要构件，共同建构了自南宋到清一段艺术和社会人伦变化的历史。

宋，牟益《捣衣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董史集诗一首“虫声日夜戒衣裘（山谷），铁马追风赛草秋（东坡）。默默以诗谁会得（荆公），画成应遣一生愁（司马公）”与后来乾隆的“独旦凄其赋锦衾，横图触景痛难禁。江邨题句真清绝，急节曾悲树下砧”，从诗风、诗意简直不能同一平台比较。这不是因为集的四位宋人都是诗词大佬，而是乾隆大帝的诗，再写得多，也是数字而已。

尽管题识在《捣衣图》上的三首还算过得去的。做帝王，爱民强国才是第一要务，写诗、画画、玩文艺、充艺术家、充哲学家等，毕竟不是大事。就如宋徽宗，哪怕你发明了瘦金体、那怕你的画不输任一宋代画家，你亡了国弃了百姓，总会被后人瞧不起的。

宋，牟益《捣衣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现在说一点画家的事。牟益（1178—？），艺术史家唐林转引《中国宫廷绘画史》，认定其为南宋宫廷画院唯一的蜀地画家（《四川美术史/中》，巴蜀书社，2017）。但正是因为是院体画家，其历史地位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中国及东亚艺术史大家美国人高居翰认为，蒙元摧毁了杭州宫廷院画（即两宋院画尤为南宋院）体系，或者换一种角度讲，元朝一代画家“摆脱院体的束缚”（《诗之旅——中国与日本的诗意绘画》，中文版，三联书店，2012）并以“形似的法则背道而驰”。从而建构了中国绘画史上的大山水大写意。这与北宋开始的文人画兴起直接相关。

宋，牟益《捣衣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关于“院体画”是一个大话题（不是本文所可论及），但因为院体画从元、明开始的衰退，再不能像宋之前作为中国画的主脉，已经不太可能。也就是说，如果《捣衣图》不是有如此清楚的传承和乾隆皇帝的三通款识，说不定它很难浮出到中国绘画史的水面上来。尽管，高居翰认为院体画“中止”是中国画的“巨大的损失”（《诗之旅——中国与日本的诗意绘画》，中文版，三联书店，2012）。

宋，牟益《捣衣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幅现藏于台北故宫《捣衣图》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这幅在清裱褙成册的画，还留下了一段珍贵的记录：

南宋牟益《捣衣图》真迹。康熙己巳九月购于都下，140两。庚午三月朗润堂重装。

康熙己巳即1689，康熙庚午即1690。也就是说，这幅《捣衣图》是乾隆的爷爷康熙（执政1662-1722）买下的，经乾隆的父亲雍正（执政1723-1735）至乾隆（执政1736-1795）。一、祖孙三辈执政时间，前无古人的长久（或许也无后人）；二、爷爷买下，留着老爸不玩（据说雍正是清帝最勤奋的帝王），孙子才玩了起来，一玩就玩成为传世杰作。至少在人物画里应如是认。（写于2019年立秋田坝八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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