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前流行很多种类的历史书。外国的不说，我们只说中国的。
在中国最早当然是王朝史，除了《史记》以外，官方修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然后，晚清中国遇上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一下子到了现代，就以现代国家为基础，开始写国别史，什么中国史，英国史，日本史等，你们现在看到的历史书，大体上都是这样的。
可是，单单讲一国史不够，现代人还得了解世界，一旦视野放大了呢？那就是世界史了。可是，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过去的世界史，常常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这么加起来合成的。
打个比方，我们过去的历史书有一点儿像现代出版的地图，现代地图上，用粗的细的线条，表明了国家的边界，用大大小小的圆圈，标志了城市和村镇，还用不同的颜色，把这些国家和地区标志出来。
可是，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你到了遥远的太空，就像李贺《梦天》里说的，“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可以一眼览尽我们这个七分是水，三分陆地的蓝色星球，这地球上面哪里有什么一道道的国境线，有什么大小圈圈的城市，各国怎么会是不同颜色？
如果我们再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当你身处在遥远的太空，能够看到整个地球，你又仿佛神灵一样，可以把时间压缩起来，亲历整个悠久的历史，那么你会看到的是什么？
是古往今来的各色人等像小人国的小人儿一样，几千年一万年，在这个星球上来来往往，打仗、迁徙、耕作、贸易、祭祀、生儿育女，船只在海上来来去去，车在驿道上走来走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山谷多次变了高陵，沧海几度变了桑田。
近些年来，“全球史”已经不是这样讲历史的了，它想做的就是超越国家，不再依照国家或者王朝来讲历史，不再让国境限制历史学家的观察，我们要一起寻找一个笼括全球的，联系的、互动的、交往的历史。
可是，历史学家真的能在一部书里面，写得出“全球”的历史来吗？
让我们再闭上眼睛想象一次。当我们置身在太空中，遥看我们这个地球。尽管我们可能看得见它的全景，可是，无论你怎样有能耐，你也只能从你所在的位置看，你不是全知全能的宙斯或上帝，历史学家也是人，就像地球上的人看月亮，总是看到一半，遮了一半。就算你能绕过去看它的背面，你还是只能从你的立场、位置、角度去看，换句话说，就是你看到的，是你能看到的，是你这个角度看到的。所以，没有哪一个全球史家可以宣称，自己能360°无死角看历史。我们历史学家别以为自己就能够全知全能，我们书写全球史，要承认自己不是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我们只能，或者更能从某个角度看世界，所以我们这里讲的全球史，也许和从美国看全球史，从欧洲看全球史，从日本看全球史不同，所以，也许更合适的是，这是从中国出发看全球史。我特别喜欢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一本描写世界的书《职方外纪》里说的“无处非中”这句话，当你相信这个地球是圆的，那么，圆球上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宣称自己是“中心”，十七世纪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颠覆了古代中国固执的“天圆地方，我在中央”的观念，也带来了一种多元的世界观。本来，全球史就是要讲一种没有中心的历史，它从一开始就既反对历史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同样它也要反对历史学的中国中心主义，还要反对或者其他什么中心主义。同样，把这句话用在全球史上，我们破除了单一的中心主义，要说的历史是多元的、复杂的、联系的。以前中国有个比喻，叫作“东山钟鸣，西山磬应”，说的是很多现象，看上去无关，实际上互相影响。
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作“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意思是，历史就像喀斯特地貌中的暗河，有的河水看上去断了，可是不知多远，它又会从另外的地方冒出来。全球历史中的很多事情，就像这样，战争、贸易、移民、宗教传播，把世界联系起来，有的像接力赛，一站又一站，把各种知识、习惯、物品从东传到西，从西传到东，像造纸术向西亚欧洲传，像番薯玉米向亚洲传；有的就是传染病，随着军队，随着移民，随着探险者的深入，导致人类的浩劫，就像蒙古大军给欧洲带去的黑死病。和中国的“草蛇灰线”类似，以前西方人有一个比喻叫作“蝴蝶效应”，说的是南美洲亚马逊领域一只蝴蝶偶然拍拍翅膀，在北美洲德克萨斯掀起一场龙卷风。全球史最努力做的事情，就是在寻找整个历史里这种潜伏的、有机的、互动的关系，虽然历史的关联，并不都是那么神秘的，也不都是那么诡异的，但是，它将尽可能发掘这种关联性。一般来说，历史学总是有两个崇高理想，其中一个，就是通过国别史追溯民族和国家的来龙去脉，让人们意识到，我们是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流着同样的血，有着同样的历史。因此，这种现代的历史学，能够形塑认同，加强凝聚。然而出现在“现代之后”也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史，却希望达成的是历史学的另一个崇高理想，即培养世界公民。希望全球史的读者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我们必然成为世界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