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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品德还是要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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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夏之言不中正


有名家说,只要做人好,品德好,即使没学问也没关系,只要做人好,就是学问好。还引用《论语》中子夏的话为自己的观点作证。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篇》)

 

子夏认为,重贤轻色,尽力事奉父母,尽忠公职,与朋友交往言而有信。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些,即使没有专门求学,也可以说是有学问的人了。

 

子夏之言有失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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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夏

 

儒家重视道德的修养和建立,以此为做人的根本。仁义为本,学问为末;道德为体,文章为用。然复须知,本末不二,体用不二。学问文章作为仁义道德的表现和作用,自有其重要性。就像一棵树,根基固然重要,枝叶也很重要。

 

子夏扬本应该,抑末有偏。他自己以文学著名,能够重本重体,大好,但学者若不能善加领会,就会受到误导而产生轻视学问文章的流弊。正如《集注》引吳氏所说:“子夏之言辞气之間抑扬太过”,有“废学”之嫌。上一章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这就说得全面、到位,没有任何缺陷和瑕疵。圣言无漏,此之谓也。

 

做人不好,学问最好也不行;学问不好,做人最好也有限。学问不好,一是学问有误,三观不对;学术不良,知见不正;二是学术无误,但学习不认真不努力,执德不弘信道不笃,浅尝辄止,半途而废。

 

二、善人所得很有限


孟子将人分为五个等级:善人,信人,美人,大人,圣人。《孟子》记载,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认为,值得喜爱叫善,自己确实拥有善叫信,善充实在身上叫美,充实又有光辉叫大,大而能感化万物叫圣,圣德妙不可知叫神。乐正子是在善和信二者之中,美、大、圣、神四者之下。

 

善人、信人相当于士,美人相当于君子,大人相当于贤人,神是对圣德的形容。学问不好,智慧不足,可以成为善人信人,难以成就大德,成为美人大人圣人。

 

关于善人,孔子也有一个定义。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论语先进篇》)孔子认为,善人不能遵循圣人的足迹,更不能入于圣人的内室。

 

践迹,依据成法,效法圣贤,踩着古圣先贤的脚印走。入室,比喻学问道德进入高境界,登峰造极。要践迹,要入于圣人之室,必须通达圣人之道,具有正知正见正确的三观。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好古敏求,多见而识”,颜回“博之以文”,孟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孟子告子下》)《尚书说命》“学于古训”,《康诰》“绍闻衣德言”,都是践迹。当然,践迹也未必于室,孔门弟子三千,入室者也不多。但至少,能够践迹,入室的机会更多,概率更大。

 

善人本质好,行事一本天性,不至于走上邪路。然而仅仅质美,终究不够。如果不能好古敏求,学而时习,纵有成就,也很有限。

 

孔子说过:“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王者,指圣人而有位者,是入室者。王者制礼作乐道援天下,三十年可实现王道,达致太平;善人治国百年,才去除刑罚杀戮而已,不能制礼作乐,成就终究有限。

 

道家就不能践迹,并对先王之迹持否定态度。《庄子·天运》记载: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先王之道即中道,周召之迹即周礼。老子说,六经都是先王的陈迹,陈旧的历史遗迹,陈陈相因的东西,没有用。老子之言,似是而非,主要混淆了礼制精神和具体规范的区别,将六经统统视为陈迹而加以否定了,殊不知这样一来,也就否定了易经,否定了中道。《庄子》中,老子对六经和孔子,更是大肆否定贬低。 


三、知识的逻辑优先性


儒家有知行之辨。学问属于知的范畴。知与智通用,知即指知识,也指智慧。正确的知识才是知,正确的知识就是智。

 

知字,从口从矢。古人解释知字说:“識也,覺也。”觉就是觉悟,智慧。又说:“知理之速,如矢之疾也。”用现代话语说,知识是获得真理、通往智慧的捷径。知是矢和口的结合,意味着说话有的放矢,就是知。

 

理学常把知行问题表述为“致知”与“力行”的关系,指道德认知和践履。“致知”兼指格物致知,“力行”指对道德知识的实践、践履。

 

作为一种认识论,知行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甚早,《尚书-说命中》中就有“知之非艰,行之唯艰”之语。自春秋至唐,知行观均以《左传》所倡知易行难为主。

 

二程认为,在知行关系中,知识具有逻辑优先性,两者的关系在逻辑上可以概括为:知高于行,知先行后。程颐说: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之惑,将流荡而不知反,好恶失其宜,是非乱其真,虽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贵也。”(《程氏粹言·心性篇》) 

 

“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遗书》第三) 

 

 “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行之心,其将何之?”(《遗书》第十八。) 

 

反命题是,不知则不能行。

 

“学者固当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遗书》第十八。)

 

程颐说:“古之言知之非艰者,吾谓知之亦非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师,必知所出之门,所由之道,然后可往。未尝知也,虽有欲往之心,其能进乎?后世非无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盖知之者艰也。”(《二程粹言》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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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颐

 

“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圣人不使知之耳,是民自不可知也?曰:圣人非不欲民知之也。盖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比屋皆可封也。盖圣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尽知之?此是言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注:《遗书》第十八。) 

 

朱熹继承了二程观点,认为知先行后:

 

“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朱子语类·学三》)

 

“知与行功夫须并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语类》卷十四)

 

“穷理既明,则理之所在,动必由之。无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浅近之见谓之不可行耳。……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穷之不深,则无所准则,而有过不及之患,未有穷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文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 

 

先行后说,知行有先后轻重之分别,但两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先知并非达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在具体实践中“知行互发”。

 

“论知之与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朱子语类·卷三》)“圣贤说知,便说行。”“中庸说学问思辨,便说笃行。”(同上)

 

“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三》)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朱子语类》卷十四)

 

程朱知行有别,并非割裂。后来王阳明在知行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知行合一”说,将知行之间的区别进一步淡化消融了。

 

王阳明提出“知行本体”的概念,这里的“本体”指本来意义,本义。就本义而言,知与行是相互包容的,知包含了必能行。“晓得当孝悌而不能孝悌”,知而不行,就是“未知”,就不是“真知”。

 

所以,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有三句句重要表述。其一是:“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有句现代诗写道:“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不行不足谓之知,没有醉过没有爱过,就不能真知道酒浓和情重。

 

其二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是从动态的联系来阐说知与行相互包容的关系,将意识活动视为外部行动的开始阶段,将行为视为思想观念的实现或实践。其三是:“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强调没有脱离行的独立的知的功夫,也没有脱离知的独立的行的功夫。 


东海曾经借王阳明之言,表达自己的愚恶观:愚是恶之始,恶是愚之成;愚是恶之主意,恶是愚之功夫。 


四、儒家的一大特征


知行关系,即言行关系。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儒家价值不在多言”。余英时先生在《儒家价值的毁灭与重建》中说:

 

“大陆官方和一部分学术界人士想恢复儒家价值,无论其动机为何,也不论其能否收效,就事论事,我还是愿意乐观其成。儒家价值最初是以‘治人者’和‘士’为对象的,要他们‘修己’然后‘治人’,最后这些价值才有机会传播到民间社会。今天提倡儒家价值的在位者和辅治者也必须先从自己做起。套用一句汉代的老话:‘儒家价值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原话出自西汉儒生申公,是申公应汉武帝之召而说的一句话:“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其实,言行不二,正言和力行相辅相成。中正之言,有助于行,有助于提升政治文明,弘扬儒家价值,多多益善。孔子说:“有德者必有其言。”又说:“我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可见孔子善言、多言,与颜回终日言,不嫌其多。荀子说: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荀子·非相》)

    

荀子指出,君子必辩,必好言其善,乐言于仁。仁义之言,多多益善。言论、理论、思想、文章、知识、智慧等等,都属于学问的范畴。对于学问的重视,是儒家有别于佛道两家的一大特征。

 

《周易·大畜》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颖达疏:“多记识前代之言,往贤之行,使多闻多见以畜积己德。”多多了解、认识前代圣贤的言论行为,就是重要的学问,可借以积蓄道德。王阳明说:“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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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要真正把人做好,好上加好,做到圣贤君子的好,就必须把学问做好,要学而时习之,要格物致知,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获得明辨功夫,以正知正见指导笃行,指导各种人生和社会之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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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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