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工程”。

造成这种弱化的原因何在？你不得不承认，中国人150年来，是在丢弃自己的文化，本民族文化经历了一个在主流社会和大众生活中不断弱化的过程。这与整个国家的富强，经济上的强大完全不相符。当然，在这个行当里，也有很多人一辈子耗在这里，为中国文化艺术奉献终生。但是，整个行业放到大文化的盘子来比较就处在非常弱势的地位。“这150年间，强大的是外来的艺术，我们引入‘文明戏’，引入‘高大上’的科学体系，统治整个中国音乐，不断异化她的审美，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音乐太多的‘落后’。”

对很多中国老百姓而言呢？传统音乐是“没人听”，“不好听”，当然，也听不到。自打中国人接触胎教音乐起，就在听小提琴听莫扎特。可现实是，西方的没听懂，自己的文化也扔了。中国人有那么多人如痴如狂地听小提琴，但是有多少人真正听懂了？不仅器乐现状如此，声乐、曲艺、戏曲等传统艺术门类的境遇大抵相同。

“我是在做工作中逐渐发现中国文化的这种生存状态的。那么好的歌唱团体，存在那么海量的民歌，那么丰富多彩的戏曲曲种、百花齐放的曲艺文化，都与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现在一提声乐就是‘民美通’三种唱法，原生态、曲艺、民歌不在其中，难道他们被现代教育开除了？”李松说。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有悠久的历史，礼乐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当代生活中，曾经深刻影响和塑造过我们人格的音乐文化已经难觅踪迹。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华民族的复兴，令很多人困惑的是对我们的文明似乎有了隔膜。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戏曲，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尚有368种传统戏曲剧种，2013年已下降到286种，以一年超过一种的速度在消亡。现存剧种中，有74个剧种仅有一个职业剧团或民间班社，濒临消亡。

 “因为落后挨打造成的屈辱和恐慌，我们崇拜科技到了迷信的程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但现在所有的科学家都说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而艺术是不能用科学的观念来衡量的，是不能放在阶梯上排序的。文化是一个人生活的起点和终点，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带来的愉悦和自尊，音乐能安顿人的精神，战胜生活的匮乏，塑造社会的人伦秩序。这是科学技术所无法企及的社会效果。”李松认为，正确认识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应当是对待艺术发展的客观态度。

从3000多年前西周时期的采诗、采风制度，先秦时代文化典籍中的民俗及口头文学的记载起，见诸历代典籍中的民间文化记载，对中华文明的延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直以来，其遵循的是“民间创造、官方收集整理、再进入民间”的步骤。然而在李松在从事“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工作时，却难过地意识到如今走在断头路上，中国的民族民间文艺，是中华民族活态文化基因的载体，而它正以一种可感知的速度急速消失。“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才认识到传统文化、民间文艺的重要性，该到哪里去寻找？一组文化符号，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消失，需要我们抢救性记录。其实很多典籍都是消失的历史，是文明得以延续、传承、复兴的命脉。”

“我的工作之所以该做，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起点。整个艺术和整个文化中，是出了某种问题的。在这样的整体状态下，复兴是不可能的。只能靠有钱来安顿自己，精神上的自豪在所有地方都没有来源了。那么你最多被尊称或蔑视为土豪。”

作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专家委员会的一员，李松认为，在理论上，学会实际工作对象是中国传统的器乐音乐文化，这应该是学会的顶层设计。中国各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器乐文化，学会都应当从音乐本体出发来关照这种文化存在，来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乐器和少数民族的器乐，以汉族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曲艺，戏曲曲艺乐队和民间的音乐，这是学会该关注的对象。

“教育是树立一种权威体系，现代教育是告诉社会什么是最对的，但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没有承载我们的文化传统，不仅不承载还批判弱化她，所以有时候让人感觉我们的艺术教育就是个面子工程。在价值观上，相对比较稳定的是传统音乐学的学术体系，他们更有文化思考和对传统的系统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传统音乐真正称得上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是技术上不配合，声歌系、器乐系、指挥系，跟传统音乐学并不配合，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李松话题一转，直指当下音乐教育的症结。

“进入教育系统的那些个乐器，考虑更多的是独奏、炫技，很少考虑去承接一种传统，传承能力大打折扣。现代教育给传统乐器的空间有多大？我说的传统不是拿乐器这个老瓶装一大堆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从二胡里听到的都是野蜂飞舞，用民族管弦乐队去演奏施特劳斯，这个可以有，从来也没排斥，但是我更想知道你能掌握江南丝竹吗？你能掌握辽南吹打吗？你了解各民族各地域的传统音乐吗？把这些在娘胎里都应该学习的东西全扔了，把爹娘全扔了，直接就‘野蜂飞舞’了，怎么能这样呢？你必须有个根啊，根是什么？可能是《二泉映月》，可你说《二泉映月》这东西我们附小都拉完了，不值一提，但是我要说，当你的艺术道路走完的那一天，也不会对二泉有一点儿贡献。”

有人说，现代艺术教育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李松建议学会应该组织专家在这个领域内发声，瞄准中国器乐文化，讨论一下现代教育到底应该怎样承载中国传统音乐。

央视曾经召开两次“中国传统器乐大赛”的论证会，李松都有参加。“在会议上，我成一根葱了，我说不带传统乐种和少数民族器乐，我就拒绝参加比赛。”李松说，可悲的是有的专家竟然还说要搞“高精尖”，什么叫“高精尖”？李松犀利发问，“琵琶古筝二胡笛子在音乐学院长期跟随西方音乐理论进行了技术体系建构，就成高精尖了？就可以排斥别的东西？这是很荒谬的一种文化理念。技术上我承认你们是大师，文化上我不承认，你们没有宏观思维，对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没有一份担待，又要到中央电视台去比方法，又按某些专家推荐的曲目，做消灭有悠久历史有广阔空间的其它音乐文化这样的事儿，这是极其不负责的。”李松坚持，作为“中国传统乐器电视大赛”，不能开除某一件乐器，“复杂问题的体系需要更强的能力。中国传统乐器种类繁多，怎么定义怎么选取，咱们就坐下来聊。中国千百年来和而不同、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化共同的创造造就了这样的文化有这样的能力。”

李松透露，继中国成语大会之后，央视计划在今年推出一个中国民歌大会。在论证会上，李松建议从全国各地挑选150首民歌。“这些歌曲中国人已经听不懂了，要在电视上向中国人解释，解释民歌与文化、生活、艺术的关系，最后才是谈技术。仅就技术而言，我的要求是，你如果谈不出来这个技术在整个人类声乐体系中的贡献，你就别说。现实是，这个要求对现有音乐学院的专家教授就是很高，先备课未必就能讲清楚。但唯有如此才能撬动这个事儿，中国人现在听懂自己的民歌和传统音乐太难了。”李松计划将来要做个中国器乐大会，给人们讲音乐里的文化，讲其中蕴含的哲学理念，再谈生活——这种生活形成一种文化景观，也许是现代社会不能想象的一种时尚，然后是艺术，最后才是技术。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所做了一个课题，做了摸底——一个普通中国人了解的中国音乐怎样强化中国文化认同。数据特别惨——对中国音乐的了解不及5%，也就是说一个人听的100首乐曲中，只有5首是中国传统音乐。李松困惑中就此事咨询过主持大中小学音乐教材制定的专家，他们回答说大纲上定的是“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主”，“为主”的理解就是超过50%，这以目标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那么，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

李松跟曾留学英国的儿子有过一场争论。儿子生在北京，在英国留学，每谈及中国传统音乐就说“不好听”。李松对儿子说，“好听不好听”是个后天养成的问题，先不讨论。咱们就讨论作为一个现代的年轻人在社会的正常交往。比如你碰到一个英国人，你说英语，我说汉语，这是我们初相识各自有的第一个文化符号。那么，接下来聊，你说你的英国音乐是什么？我自然该讲我的汉族音乐是什么、北京音乐是什么？然后呢，那我就立刻失语！儿子思索片刻，点头承认。“我们全体国人包括音乐学院的学生，几乎丧失了用音乐表达自己文化身份的能力，这不是教育出问题了吗？在做青歌赛时，李双江问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说这是声乐比赛，你们又是专业人士，那么第一道题就是用声乐表现你的家乡，山东人唱《包楞调》，湖南人唱《浏阳河》，不管用什么方法，但是唱的得是那个味道，得让老专家当地老百姓和认可。这个过分吗？李双江想了想说不过分。可是，这个简单的要求，一定会难住绝大多数选手，他们从小学一路走来直到最高艺术殿堂时，从来没有人要求他们关注生养他们的这片土地的音乐化。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在当代误入歧途。何时是拐点？李松自言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个伟大的文明就不能这样在温吞水中糊里糊涂沉睡过去，那是死亡。”李松说这不是在搞民族主义，只是希望中国人站稳脚跟，立足于这片厚土，站住了，发挥你的想象开阔你的审美，了解各种千奇百怪的东西来为我所用，而且要溶于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