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获悉，2月20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根据投票结果，西藏革吉梅龙达普洞穴遗址、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等22个项目入围终评。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项目名单（以时代早晚为序）：

　　1 西藏革吉梅龙达普洞穴遗址

　　2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

　　3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

　　4 河北尚义四台遗址

　　5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

　　6 河南宜阳苏羊遗址

　　7 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

　　8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9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

　　10 广东英德岩山寨遗址

　　11 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石城址

　　12 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

　　13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

　　14 青海都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

　　15 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

　　16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

　　17 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C区1号墓

　　18 重庆武隆关口一号墓

　　19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20 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

　　21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22 吉林磐石红石砬子遗址

　　西藏革吉梅龙达普洞穴遗址

梅龙达普遗址发掘

　　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古人类生存历史是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其蕴含最初人群来源、极端环境下早期人类适应能力与生存方式、不同人群与文化交流融合、现代高原人群及其文化形成过程等重大学术课题。西藏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群的考古新发现，为破译上述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与信息。

　　梅龙达普洞穴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革吉县城南约30公里森格藏布（狮泉河上游名称，出国境为印度河）左岸的石灰岩山体上，海拔4700米，洞口位置高出狮泉河平面104米。该地处于藏北羌塘高原西部地区，地势高亢，属于高原中的高原，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梅龙达普藏语意为“腰间的镜子”，由一字排开的三个独立洞穴组成：一号洞开口朝南，规模宏大，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主体堆积由外向内倾斜，从中部到后部形成一个陡坡，最大落差近5米；二号洞开口朝向东南，规模较小，面积约60平方米，堆积基本水平，由内向外略倾斜；三号洞开口朝南，规模最小，面积约25平方米。

第三期遗存-动物骨骼

　　该洞穴的史前文化遗存于2018年7月在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旧石器考古调查中发现，属青藏高原腹地发现的首个史前洞穴遗址，也是世界范围内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2018-2023年期间，考古队连续开展了6个年度的正式考古发掘。目前梅龙达普一号和二号洞已出土旧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各类文化遗物逾万件，包括石制品、骨制品、陶片、青铜器、动物骨骼、植物遗存等。一号洞壁还发现排列有序的竖条纹、人形轮廓、手掌以及太阳等以红色赭石绘制的岩画。发掘期间考古队还对遗址所处的革吉盆地进行系统调查，目前已发现旷野旧石器地点30余处、洞穴地点6处，采集到数以千计的石制品，另外还有5处洞穴岩画遗存，显示以梅龙达普遗址为核心的遗址群代表了该区域长时期大规模的人类活动。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

跋山遗址8米厚地层堆积

　　跋山遗址群是以山东省沂水县跋山遗址为中心的8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总称，其发现和研究已初步构建起沂河上游区域距今10~1万年的考古文化序列。跋山遗址位于沂水县河奎村，2020年发现后已连续开展3个年度野外工作，累计发掘面积225平方米，出土、采集文化遗物26000余件。近8米的文化堆积保存了距今10~5万年的古人类活动珍贵证据，揭示出自晚更新世以来石器工业随环境变化而发生演进的清晰轨迹，展现了早期人类与文化发展的辉煌画卷。

跋山遗址8层下用火遗迹

　　在发掘工作同时，还以跋山遗址为中心，在面积近3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为期3年的系统调查，有水泉峪、沂河头等重要新发现。目前已在沂河上游区域发现包括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以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遗址80余处。尤其是以水泉峪遗址为代表的细石器遗址群的发现，清楚展示出跋山遗址群中心区域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遗存保存数量同样丰富，反映出此期间古人类活动的高频度。水泉峪遗址的初步测年数据显示，细石器遗存时代为距今2.4~2.8万年，石片石器约为距今3~6.5万年，这不仅为沂沭河流域细石器技术出现的年代问题提供坚实数据，更为建立沂河流域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序列和技术演变提供重要证据。跋山遗址群的发现和不断充实，完整构建起山东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时空框架，进一步拓展了山东史前遗存分布范围。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

濛溪河遗址群的调查与发现

　　濛溪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川东丘陵地区，沱江支流濛溪河中上游左岸，西距资阳人遗址直线约35千米。遗址距今约5-7万年，是罕见的同时发现有大量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的旧石器时代综合性遗址，是现代人起源扩散阶段唯一发现有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是旧石器时代物质遗存和相关行为要素最丰富全面的遗址之一，被权威专家论证为“特殊、罕见、价值重大，具有世界性意义”。

　　遗址发现于2021年9月，因洪水冲垮五一水坝及附近河岸发现，同步开展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发现11个文化堆积有关联的遗址，构成濛溪河遗址群。

　　遗址地层平均约7.5米厚，堆积连续且清晰，初步可分为3套大的沉积单元。最上部约4米主要为黄褐色及红褐色粉砂质粘土，无文化遗物；中部约1.8米为黑灰色粉砂质粘土，呈明显水平或波状层理，底部存在明显侵蚀面，为湖相沉积，仅最底部与文化层交错地带有零星石器、化石；最下部约1.7米为红褐色粘土质粉砂，为主要文化层，共分为6层，包含大量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部分区域被上部湖相层严重侵蚀。底部为红褐色白垩系砂、泥岩的基岩。

　　经初步但系统的环境考古与埋藏学分析，遗址为古人类多次在水边的占据并随着水的进退而人类栖居的进退所形成，文化层基本为原地埋藏。另外，文化层分布在濛溪河现在的平水位以下，为特殊的饱水埋藏环境，得以保留大量有机质材料。

　　经碳十四测年，遗址文化层年代超过常规测年上限（距今约4.35万年），经光释光初步系统测年，遗址文化层距今约5-7万年，处在现代人起源扩散的关键阶段。

部分石制品

　　初步综合研究表明，遗址的重要内涵价值包括以下5个方面：罕见的全要素物质遗存，特别是极为丰富的植物遗存，在同期、同类遗址中前所未有，显著地增加了历史的丰度和信度；发现石器以特殊的硅化木作为主要原料并加工小型工具，是华南大的砾石石器传统中罕见的小石器组合，凸显出石器文化本身的特殊性和晚更新世人类文化的复杂性；多种本阶段罕见乃至国内甚至国际最早一批的复杂性行为的系列集中发现，对探讨技术与认知能力发展、现代人起源扩散等关键问题提供了珍贵的信息；罕见的全要素物质遗存及背后系列行为的发现，有助于更全面和高分辨率地透物见人，可以极为罕见地复原一个立体而又复杂的旧石器社会场景，活化一个现代人起源扩散关键阶段的“不简单”的旧石器社会；这是一个文理高度融合、多学科跨领域的重大发现，不仅是考古学意义的，极为丰富的全要素的动植物遗存也将推动我国在古植物、环境、气候及树轮年代学等领域的重大突破。

　　河北尚义四台遗址

遗址发掘区局部

　　尚义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地属蒙古高原南部边缘地带，面积约15万平方米。2004年发现，2020-202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和研究，2023年被纳入“考古中国”项目。

浮选出的橡子、粟、黍等遗存

　　目前主要发现了10400-6400年间的文化遗存，遗迹主要为50余座房址（图1），出土陶、石、骨、贝类遗物1500余件。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将其分为四期：第一期遗存，距今10400-9000年，发现包含旧新过渡因素的新石器早期遗存；第二期遗存，距今7700-7400年，发现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和大口鼓腹筒形罐、石铲等新石器中期遗存，与一期遗存及周边考古学文化相比较，呈现出新的文化因素，且农业因素突出；第三期，距今7300-7100年，发现了典型的裕民文化的遗迹、遗物，是内蒙古高原最南部的裕民文化遗存；第四期，距今6800-6400年，发现以大口尖圜底罐为代表的一些遗存，显示出与更远北方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其中，尤其以第一期遗存最为重要，第二期遗存旱作农业因素突出。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

遗址位置图

　　距今约6000-4500年的台湾大坌坑文化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代表性遗存，因平潭壳丘头文化与之存在诸多相似，福建沿海地区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台湾扩散的重要出发地。壳丘头遗址群位于福建平潭岛，沿海岸山体东麓被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2017年至今，经过多次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壳丘头遗址陶器

　　壳丘头遗址距今约6500-5000年，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有少量的施红衣陶。器表典型纹饰是压印贝齿纹、戳点纹、刻划平行条纹、镂孔等，口沿唇面压印短斜线或花口则多见。流行圜底器、圈足器、零星的平底器。口沿外侧刻划平行条纹、内侧沿面内凹、唇面呈波浪形。相似的遗存见于闽侯溪头遗址下文化层、金门的富国墩等遗址，尤其与台湾大坌坑文化存在相似性，显示出台湾海峡两岸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关联。

　　河南宜阳苏羊遗址

苏羊遗址聚落形态布局图

　　苏羊遗址位于洛阳市宜阳县张坞镇苏羊村西部、下村南部，遗址坐落于洛河南岸的二级、三级阶地上，北临洛河，南望熊耳山，遗址东西两侧有自然冲沟环绕，形成天然的保护屏障，面积 60 多万平方米，2019年10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将苏羊遗址分为苏羊区和下村区两个片区，苏羊区紧邻洛河，下村区在苏羊区南部。

　　苏羊遗址是洛阳地区近二十多年来首次系统性、连续性、科学性开展的新石器遗址考古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了河洛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遗址的发掘使我们更全面深入认识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H31出土部分陶器组合

　　从现存遗物来看，苏羊遗址延续时间从仰韶早期一直到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序列从早到晚发展连续稳定，文化谱系一脉相承，且含有大溪、屈家岭、红山、大汶口等诸多文化因素，为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提供了新的材料。遗址呈现出的不同区域多元文化在此交流与融合的场景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重要见证，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体现。

　　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

遗址区位图

　　磨盘山遗址是皖南地区迄今发现先秦时期保存较为完好、面积较大、文化内涵丰富、文化谱系明确的代表性遗址，对于探究该地区以及整个长江下游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青铜时代的中原化进程，以及先秦社会的文化交流，认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在皖南地区的演进方式具有重要价值。

马家浜文化晚期房址

崧泽墓地墓葬分布

　　综合历年的考古工作和专家意见，对磨盘山遗址有了以下初步认识：遗址延续时间长，谱系完整，是长江下游地区少有的连续延续时间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通过对该遗址的分期研究，可以为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演进提供典型范例；遗址处于黄鳝咀—薛家岗—张四墩文化区、凌家滩文化区、北阴阳营文化区和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区的中间地带，又以马家浜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因此可成为探讨崧泽文化圈和良渚文化形成的重要参考；新石器时代该遗址也表现出明显的个性特征，比如大量使用小口壶形器，石制工具和网坠的数量非常大、延续时间也很长。墓葬表现出较为平等的社会状况，随葬品一致性高，玉器普遍但珍贵，表明社会可能较为平等且普遍富足。生计方面可见较广泛的渔猎采集经济，浮选物中可见大量的螺壳、鱼骨和菱角、芡实等水生动植物，仅发现少量的水稻基盘、陆生动物骨骼。以渔业为主的生计方式、模式化的随葬品和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表明可能存在较为频繁的商业交换行为；良渚文化中晚期至钱山漾文化时期社会较为衰落，文化遗存表现出较大的独特性，但仍可看出与太湖南部的密切联系。良渚文化末期阶段遗存在这里的发现可以为良渚文明的去向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空间；夏时期与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可见明显的来自东方和中原地区的因素，这与新石器时代的互动关系迥然不同。说明在中原广域王权国家建立以后，华夏和东夷势力在皖南地区的渗透和角逐；西周至春秋时期基本上属于吴文化和越文化分布区，结合周边地区几处西周—春秋时期的土墩墓群，磨盘山遗址的生活遗址就显得非常重要，其处于吴越交界地区的地理位置，也为吴越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对比材料。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屈家岭遗址位置图

　　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实证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该遗址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和杨湾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先后于1955、1956-1957、1989年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2015年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建考古队，持续开展考古工作，近期取得重要收获。

屈家岭文化高等级建筑区布局

　　距今5300年前后，勃兴于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开启了强势扩张，北上随枣，南下洞庭，西进峡江，一路高歌猛进、摧枯拉朽，首次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纳入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屈家岭遗址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油子岭文化聚落，本年度考古揭示的熊家岭水利工程即发轫于这一时期，可以认定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的大型水管理设施，加上最早的快轮制陶工艺和磨光黑陶生产技术、聚“族”而葬的墓地形态，为我们生动展示了油子岭文化的社会结构及发展高度，也进一步阐释了油子岭文化强势扩张的动因。

　　距今5100年左右，屈家岭遗址所在的汉东地区率先从油子岭文化嬗变为屈家岭文化。在屈家岭遗址，油子岭文化规划、营建的水利系统被屈家岭文化所继承，并经过改造升级，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促使聚落规模从105万平方米扩展至284万平方米。这一时期，庞大的聚落规模、缜密的水利系统、规整的环壕设施、高超的建筑工艺，反映出屈家岭遗址作为“壕堰式”聚落的典型特征，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与大型城址同级的新型中心聚落形态。

熊家岭水利系统示意

　　屈家岭遗址发现最早的水利系统，集抗旱与防洪、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屈家岭遗址的治水范式，勾勒出江汉平原早期治水文明的壮美图景，不仅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而且也是研究早期人地关系、社会组织等问题的重要考古依据。大型中心聚落、高等级建筑和水利工程设施的集中出现，年代明确，结构清晰，工艺高超，是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的珍贵物证，为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关键样本。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

王庄遗址俯瞰全景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是此类遗存在商丘地区的首次发现，该遗址的发掘对揭示豫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史前社会礼制、探讨中原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王庄遗址大汶口墓葬ⅣM3出土陶鬶

　　首先，王庄大汶口文化聚落延续时间较长，聚落等级较高。据陶器形态判断该遗址早期墓地年代总体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当，墓葬所见多组叠压打破现象表明墓地使用了较长时期。遗址发现环壕设施以及大型墓葬，出土大量的玉器、绿松石、石圭等随葬品，可见该遗址为豫东地区新石器时代高等级聚落。其次，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存具有丰富的礼制内涵，并折射出显著的社会分化。遗址ⅣM6出土“玉覆面”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较早出现的组合葬玉形式，并具有显著的礼仪性质；遗址多座墓葬均出土石圭，并且此类遗存数量与墓葬的规模成正比，同时墓葬随葬品的丰富程度与墓室规模高度相关，由此表明该遗址所代表的史前社会已具有一定的礼制规范并发生了显著的等级分化。

王庄遗址Ⅳ区遗迹平面图

　　第三，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叠葬制”是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最为独特的葬俗。遗址发掘所见墓葬间存在多组打破关系，但不同寻常的是这些相互打破的墓葬均存在“墓室高度重合、上下距离贴近、随葬品堆放无清晰界限”等特征，即同组墓葬东西轴线相近，上下层墓葬人骨有些几乎在同一直线上，同时上下层墓葬垂直距离只有十几厘米，此外上下层墓葬的随葬品无间隔堆叠，有时较难判断所属。我们推测同组墓葬间墓主或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目前已提取部分墓葬的古DNA样本送检，具体结论尚需分析证实。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部分陶器

　　第四，初步研究表明王庄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可能代表着一个新的大汶口文化地方类型。王庄遗址史前文化总体来看属于大汶口文化系统，同时器物群中可见来自南方地区崧泽文化的贯耳壶，以及受中原仰韶文化影响的网格纹彩绘陶，但其地域性特征也十分显著，表现在墓葬以实用器随葬，单人葬多侧身直肢，墓主偏居于墓室北侧，这里出土的瘦长体背壶、带兽面装饰的陶鬶等都不见于大汶口文化的其他类型。

　　广东英德岩山寨遗址

岩山寨遗址地貌

　　岩山寨遗址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青塘镇榄村，地处粤北山地区与珠江三角洲的中间地带。遗址发现于2017年，由分布于石灰岩孤峰顶部、岩洞与台地等不同地貌部位的多个地点组成，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模宏大、内涵复杂。

　　为完善广东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推进岭南早期社会文明化进程与稻作农业传播等课题研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清远市博物馆、英德市博物馆等单位，从2019年至2023年持续对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合计2900平方米，清理出墓葬、灰坑、灰沟、柱洞（组）、灶与烧土堆等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重要遗迹，出土玉器、陶器、磨制石器、青铜器、人骨及植物遗存等各类文物标本4300余件。

岩背墓地

随葬玉器出土现场（玉琮、玉钺与玉环、玉锥形器、玉钺）

　　英德岩山寨遗址是新世纪以来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也是中国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新进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一，岩山寨遗址是岭南迄今发现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中心聚落遗址，对于岭南先秦聚落形态演变与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

　　第二，岩背墓地是石峡遗址发现50年之后岭南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清晰的石峡文化墓地，其考古收获更新了关于石峡文化的年代、文化特征、葬制葬俗及社会形态等方面的认识；

　　第三，岩山寨遗址的考古成果表明距今4800年左右岭南进入复杂社会阶段，不仅显示出多元融合在岭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作用，还反映出岭南具有不同于长江流域的区域社会复杂化模式；

　　第四，岩山寨遗址所在的北江中游是稻作农业向南传播路线上重要的节点，同时也是岭南融入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其发现有助于重新诠释石峡文化及岭南地区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中的地位。 

　　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石城址

石城结构布局

　　后城咀石城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境内黄河一级支流浑河北岸的坡地之上，面积约138万平方米、距今约4300~4500年，是内蒙古地区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防御最为严密的龙山时代早期石城。

房址、院落

　　后城咀石城是目前发现河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拥有最为严密、完整、立体防御体系的石城。经过五年的持续发掘，现已明确后城咀石城由三重城垣及附属建筑构筑的三重防御体系和双瓮城结构与壕沟、地下通道构筑的“明沟暗道”式地下交通体系共同组成了后城咀石城最为严密、完整的立体城防体系。不同地点、多样本的年代检测结果显示其年代主体介于距今4300~4500年之间，略早于已发现的石峁、碧村等同类石城，为探索龙山时代石城建筑技术传播、防御体系规划提供了崭新的线索。

　　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

书院街墓地在郑州商都遗址位置示意图

　　2021年至2023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商都遗址内城东南获得重大考古发现，即发现商代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墓地。在项目区域内发掘商代墓葬、灰沟、祭祀坑、灰坑、水井等遗迹360余处，出土丰富的铜器、金器、玉器、绿松石器、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遗物，文化内涵包括二里岗文化下层一期、下层二期、上层一期及白家庄期，另有大量唐宋金元等时期文化遗存。 

M2出土铜罍、盉、盘、斝、爵（M2 ：1、2、23、3、8）

　　墓地位于郑州市紫荆山路东、东大街南、书院街北侧，由兆沟、通道、墓葬、祭祀遗存等组成，兆沟内面积3万余平方米，是郑州商都遗址首次发现的时代明确、结构清晰、功能完备的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墓地。

复原“黄金绿松石牌形饰”（M2：42）

　　书院街墓地展现了郑州商代王都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商文明演进中表现出承上启下的关键文化形态。墓地丧葬礼制规范、文化传承有序并有多项突破性发端，对探讨郑州商都兴衰演变及早期国家礼乐文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

寨沟遗址寨塬盖远眺

　　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在村东北相邻的11个梁峁之上，发现了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存、一般居址点等不同功能遗迹，初步发掘揭示为一处分布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的商代大型聚落遗址。其遗存丰富、要素齐全、规模巨大，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方国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

　　寨沟遗址的相关发现，揭示了迄今为止黄土丘陵地区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商代李家崖文化中心聚落的样貌，体量巨大的夯土建筑、成熟精细的陶范遗存、前所未见的商代大墓、精美的出土文物，在我国北方地区为目前仅见。揭示出商代晚期陕晋高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明）的独特性。

后刘家塔墓地M1出土镶绿松石铜燕

　　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漆器、龟甲与殷墟上层物质文化相同，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大型墓葬普遍随葬数量丰富的车辆，为探索我国古代马（牛）车的发展出现与车马埋葬制度形成，提供了关键证据。对探讨陕北地区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了解殷墟时期中原与边陲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青海都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

 遗址位置示意图

　　夏尔雅玛可布，蒙语意为“黄色山羊出没的河滩”。遗址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隆乡河东村西3公里处，坐落在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昆仑山脉支系布尔汗布达山北麓，地处伊克高里河、哈图河两岸山前冲积台地，海拔2990米。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00~前1000年。

居址核心区第一阶段东部房址及细节

居址核心区出土遗物

　　公元前二千纪后半叶的夏尔雅玛可布遗址是已知规模最大、资料最为丰富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该遗址的发掘也是继搭里他里哈遗址试掘后七十多年来对诺木洪文化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它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诺木洪文化的内涵，实证了柴达木盆地3000年文明史，是早期人群适应、征服青藏高原的关键例证。

　　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

墓地全景及发掘区

老龙头墓地各年度发掘区示意图

　　老龙头墓地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润盐镇五洞桥村毛家坝，海拔2450米。墓地核心区总面积约12000平方米，自80年代以来多次遭到盗掘，1986-2001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单位对该墓地进行了三次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11座。2020年4月至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组成联合考古队，连续四年对老龙头墓地进行了发掘。

M27费昂斯珠及玛瑙珠

　　经过四年的发掘，初步厘清了老龙头墓地的布局与历时性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组合特征。完整建立了盐源盆地乃至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商代晚期至西汉年代框架和文化序列。墓地独特的丧葬习俗丰富了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内涵。铸匠墓和丰富的青铜器为川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冶铸技术系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以老龙头墓地为代表盐源青铜文明，以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和鲜明的时代与族群特征成为中国青铜文化大家园中一支绚丽的奇葩。其尤以战国至西汉的青铜文化面貌最具特质，从分布地望与流行时间来看，其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笮人系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它是近年西南夷考古的重要发现。盐源青铜文明既与周边地区同时期青铜文明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还有许多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因素，其文化面貌呈现出浓厚的复合性与多元性特征，这些文化因素汇聚于此是盐源地区地处民族与文化走廊节点地位的体现，实证了西南、西北地区及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交流交往交融历史。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

四角坪环境示意

　　礼县四角坪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东北2.5千米处的四格子山顶部，海拔1867米。外围依山势建有围墙，由于山体滑坡及水土流失，现仅存西墙与南墙地表可见。山顶遗址为由多座夯土建筑组成的建筑基址群，中心为面积约900平方米的方形建筑基址，四周为相互对称的附属建筑。总面积约28000平方米，建筑形制规整，错落有序，是一处秦代大型礼制建筑遗址。 

半地穴空间

　　历经四年的发掘，现已基本确认了中心夯土台的形制。中心夯土台为边长27.8米的正方形台基，四边各夯筑两组台阶，台阶两侧有贴砖包裹。台基边缘外1.8米处发现宽约1米的以鹅卵石铺就的散水，围绕整个中心夯土台。中心夯土台四周现存34个截面为近方形的柱洞紧靠台缘，底部均垫有柱础石：其中紧靠台阶的13个柱洞较小，边长约20厘米，其他柱洞较大，尺寸约为30厘米左右。

西南曲尺附属建筑平面照

礼县四角坪遗址平面示意图

初步复原草图

　　四角坪遗址是国内目前仅见的秦帝国时期代表国家意志的礼制性建筑群，是从王国到帝国阶段转型的标志性建筑。该遗址体量巨大，布局严谨，且建筑形制具有一定独特性，如中心天井不见于后世礼制建筑。该建筑的宏大与独特，是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风格和气魄的重要体现。四角坪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丰富了中国古代国家级祭祀建筑发展的脉络，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对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礼制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C区1号墓

M1发掘现场

　　从2011年开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秦陵外城西侧展开详细的考古勘探工作，面积约50余万平方米。发现9座大、中型墓葬，整齐有序，东西一字排列。从2013年开始，对其中的QLCM1（简称1号墓）进行了持续发掘。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墓道、墓室和3座车马陪葬坑的发掘。

墓中出土铜器

　　通过对墓葬及其陪葬坑的发掘，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收获和新认识。首先，填补了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1号墓为一座大型中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是目前已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好的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填补了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是研究秦代高等级贵族丧葬制度乃至中国古代帝陵制度的极具价值的考古资料。

　　此墓从属于秦始皇帝陵的特征显著，与秦始皇帝陵整体规划设计紧密相关，时代为战国晚期到秦统一；墓主等级极高，是帝陵规制下的“帝国第一陪葬墓”。它见证了夏商至战国晚期王陵“集中公墓制”的消亡，昭示了战国晚期到宋元明清帝陵“独立陵园制”的形成与确立，折射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由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的巨大历史变革， 极大地丰富了对秦帝国统一前后物质文化以及所代表的制度文化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陪葬坑P3出土双辕车

　　墓葬中多种形式、多种形制和多种用途的车辆，集中出土于一墓，极其罕见，对研究秦汉时期丧葬用车及陪葬用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资料。墓道中的四轮独辀车是目前考古所发现的唯一一辆埋藏于墓中的四轮车实物，初步判断，它与棺柩下葬密切相关，可能是下葬时运输棺柩的载柩车。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属于一种非常少见的丧葬现象。

　　1号墓保存较好，出土文物种类较多、数量较大，等级质量较高，其中不少为首次发现，尤其是小型金属俑的立体造型艺术，与兵马俑的艺术风格相似，代表了秦代极高的艺术水平和高超的制作技术，对于秦人、秦国、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当时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研究华夏文化由“多元”到“一体”演进、升华的历史实证，体现出秦文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点。这也是秦人对外来文化因素积极吸纳、拿来为我所用的文化自信的一种物化表现。

　　重庆武隆关口一号墓

关口一号墓俯拍

　　关口西汉一号墓位于重庆市武隆区江口镇蔡家村乌江右岸第一、二级台地之间，属于天子坟遗址的一部分。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3月至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天子坟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除发掘宋代建筑基址和发现汉代石阙坊子层外，在勘探中还发现了一批汉至六朝墓葬，其中关口西汉一号墓即为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木器、竹器、丝麻制品、陶器、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

关口一号墓出土干支木牍

　　头厢内最为重要的发现为木牍，可分为干支木牌和遣策两类。干支木牌共23枚，其中1枚书写“令日”二字，余22枚皆单字书写十天干及十二地支；遣策共8枚，其中1枚内容为告地书，墨书题记“二年二月己未朔丙戌 涪陵盧敢告地下主/御史昌案掾地下狱疎书/所£及从者一人/可續食与从事/敢告主”。4枚则主要记录了随葬品的名称、数量及尺寸等，其余3枚无字。

关口一号墓出土铜质水容器

　　关口一号墓是极为少见的有明确纪年的西汉初期墓葬，是西南地区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西汉木椁墓，是长江上游地区一次性出土漆木竹器最多的墓葬，也是重庆地区发现的罕见“清水墓”，是乌江流域秦汉考古的重大发现，填补了相关空白。

　　同时也有利于修正人们对巴蜀地区华夏化的传统认识。巴蜀地区华夏化进程应该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一是地域性的，二是阶层性或行政性的。通常认为，巴蜀地区西汉早期仍具有浓郁的巴蜀文化特征，至西汉中期时巴蜀文化才完全融入汉文化。乌江流域传统上被认为是少数民族的世居地，但关口一号墓展现了高度的汉化特征，又具有木船和铜釜、铜鍪等部分本地文化特色，对研究汉代“归葬”制度有重要价值，是探究巴蜀文明融入汉文明的生动案例。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莫尔寺遗址位置示意图

遗址全景

　　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伯什克然木乡莫尔村东北，西南至喀什市中心约33公里，南离汗诺依古城遗址约5公里，东距喀拉墩古城遗址约10公里。遗址地处天山支脉古玛塔格山东南部一处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洪积台地上，在台地顶部修建各类佛寺建筑，形成一座依托自然台地而建的大型佛教寺院。该台地被一条后期冲沟分隔出一个小台地，因而遗址也被分成了两部分，主体部分位于主台地上，少部分位于小台地上。寺院建筑群分布区域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年代相当于三国至唐代，绝对年代为公元3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延续时间近700年。

覆钵式舍利塔

　　莫尔寺遗址是目前经过系统发掘的我国最西部规模最大、始建年代早、延续时间长、平面布局基本保存完整、发展演变基本清楚的大型土建筑地面佛寺遗址，提供了佛教初传中国时期的早期大型独立式佛教寺院布局和中国化发展演变的关键样本，也为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佛教造像艺术发展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详实材料。

石膏佛像残件

　　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最晚从公元1世纪向周边传播，3世纪以后在塔里木盆地、巴克特里亚、楚河流域形成三种模式。莫尔寺的发掘能够为解决这三种模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新的线索。

　　莫尔寺遗址是喀什地区汉唐时期流行佛教文化的有力见证，也是新疆地区多种宗教并存的实证，对文化润疆具有特殊作用。 

　　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

发掘区航拍-1-23年D7地块航拍

　　霍州窑，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白龙镇陈村，地处汾河西岸台地边缘。20世纪70年代调查被发现，窑址基本叠压在村庄之下，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霍州市市委、市政府启动霍州窑保护规划编制工作。2022~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霍州市文物部门联合对陈村瓷窑址开展了首次考古发掘工作。 

　　霍州窑约在北宋后期开始烧造，金代达到成熟，形成了以细白瓷产品为主流特色产品，“擦涩圈”叠烧为主要装烧技术和细凸线纹印花为装饰特征的瓷业面貌。细白瓷产品胎体洁白而坚致，器类小巧而多样，釉层稀薄而光亮，釉色洁净而明快。常见器形有浅盘、小碗、小盏、玉壶春瓶等。器物内壁中下部常有细凸线纹印花装饰，不用边饰。纹样题材富有生活情趣，艺术风格活泼而灵动，常见纹样有水波禽鸟、缠枝花卉、蝴蝶花卉、莲花童子及奔鹿、兔子等动物纹等。纹样布局或为二方连续，或以六、八、十等分分栏布置。印花纹饰中偶有“郭窑瓷器”“廉家”“李一造”“郭七”及“闫大”等不同姓氏的标记，表现出以作坊为单位的生产经济形态。金代还生产一定量的化妆白瓷产品，器物以碗盘为大宗，也有枕等琢器。同样以涩圈叠烧为主流支烧技术，胎体黄白，器物造型圆润、圈足较高。

明代细白瓷矾红彩云龙纹碗 （藩王府用瓷）

　　霍州窑明代窑业遗存的发掘在北方地区明代陶瓷考古中也具有开创性意义，这是第一次对北方地区明代窑址开展的一定规模的系统性考古发掘工作，对于北方地区明代陶瓷生产编年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可深入推动南北方明代制瓷业生产对比研究等课题。值得指出的是，在建筑考古的理念下，大规模揭露出一组由1座窑炉和3组砖券窑洞式作坊构成的相对完整的明代窑业建筑遗存，这是明代北方地区一种全新的窑业生产布局形态，是系统、完整展示明代瓷业生产格局的重要实物资料，也为研究陶瓷手工业遗产景观的演变规律、陶瓷手工业专门生产地的人地关系等新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可能。

元代 细白瓷高足杯

　　该遗存的考古工作也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厘清了霍州窑宋、金、元、明和清时期产品的面貌和技术特点，建立起了霍州窑业历史分期标尺。霍州窑的考古新发现填补了北方地区白瓷瓷业，特别是精细白瓷发展的缺环，是北方地区陶瓷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明代窑洞式窑业生产格局更是丰富了北方地区陶瓷手工业生产经济形态。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位置示意图

　　南海东连太平洋相，西通印度洋，是一个东北—西南向的边缘海，平均水深约1212米，最大深度约5377米，海底地形依次发育有大陆架和岛架、大陆坡、岛坡、深海盆地等地貌单元。南海西北陆坡位于海南岛东南部，西邻越南陆架，东南为西沙群岛的北部岛礁，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就位于这个海域。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核心区陶瓷器堆积情况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发现于2022年10月，深度约1500米。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筹部署和工作安排，2023年5至6月、9至10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对二处沉船遗址进行了二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分别使用“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通过“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执行了41个潜次的调查。在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核心堆积区西南角布放水下测绘永久基点。

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出水乌木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年代比较明确，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有助于深入探索和充分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对阐释我国海洋文明特质，推动文明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2 吉林磐石红石砬子遗址

　　红石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群位于磐石市区西侧20公里处，磐伊公路北侧的红石砬子山区（图一）。1933 年初，磐石中心县委和杨靖宇率领的南满游击队，在磐石红石砬子地区，创办后方医院、修械所及印刷所等后勤机构，后来逐步发展形成了以磐石为中心，涵盖伊通东南部、双阳南部一带3000多平方公里的抗日游击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满地区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2019年红石砬子红石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群八家沟遗址被国务院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人沟半成品房址F6

　　2021年，结合东北抗联遗址的特点，创新运用聚落考古方法以采集遗迹信息为主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完成了吉林市、通化市东北抗联遗址的考古调查，截至目前共计收获25509处遗迹，初步明确抗联密营依据地形、地势以及区位因素存在功能布局上的差异。其中，在红石砬子山脉及周边发现房址、地窨子、战斗工事等各类遗迹3300余处，分布面积约32平方公里，确认红石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群是目前全国发现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东北抗联遗址群。

有灶圈火墙地窨子岗哨

调查明确了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的核心与外围分布情况（图二），核心区为红石砬子山脉约32平公里的十五道沟谷组成，外围则为河谷交通要道沿线的山区密营，如大炕山、拐子炕、庙沟、萝卜地等。这些外围密营为核心区提供军事警戒，做为前哨战场，共同保卫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核心遗址免受日伪侵袭。 

　　（本文根据国家文物局、文博中国、澎湃新闻过往报道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