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修后的卢舍那大佛
10月1日清晨，濛濛雾气尚未散去，位于洛阳南郊的龙门石窟更显静谧绰约。
龙门石窟研究院考古测绘专家贺志军一早就赶到古阳洞考古现场进行测绘，枯燥的考古测绘工作，贺志军已经干了37年，以致眼睛老花，总是发涩流泪。
文物保护专家李建厚也十几年如一日地守护者龙门石窟，他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将龙门石窟巡检一遍，以发现任何可能存在的隐患。
正是这些人，精心守护着这座文物宝库。
2021年9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要求在2025年之前，石窟寺集中分布区域考古调查和石窟寺考古报告出版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
龙门石窟历经一千五百多年，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遭受了疯狂盗凿和破坏，以致于很多精美的造像被破坏或流散海内外。
“近年来，我院根据残损文物的不同类型开展了多种方式的数字化虚拟复原研究展示方面的探索，摸索出友好合作、多轨并一、数据聚合、成果共享的新理念，率先运用新技术、新方式开创了海内外流散文物‘数据聚合’的‘龙门模式’。”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说。
脚手架上巡视的李建厚
精心保护：让文物在石窟中“不朽”
从2021年12月到今年7月，龙门石窟奉先寺完成了关于渗漏水治理、危岩体加固以及文物本体灾害排查的保护工程，使奉先寺以更加稳固的面貌回归。而对于龙门石窟的2345个洞窟像龛，11万余尊造像，大规模的修缮几十年才会组织一次，要保证洞窟造像的文物安全，主要依靠日常的巡检维护。
2004年来到龙门石窟研究院工作的文物保护专家李建厚，18年来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巡检一次龙门石窟，正常情况下，巡检一遍需要两个多小时。
要科学有效地保护文物，首先要能发现病害。带领澎湃新闻巡查时，李建厚看到地面上的新鲜碎石，总要捡起来端详一番，发现是混凝土碎屑，他才放心继续前行。他说，如果是石灰岩碎块，说明山体正遭受自然风化，是一种预警信号，必须高度重视，不然可能对游客和文物安全产生较大影响。
李建厚和同事们修筑的导水槽
每走到一处石窟群，李建厚都要驻足十多分钟，认真观察每一个窟龛是否有渗漏水和危岩体病害发生。
石窟雕刻历经千年自然风化，窟龛文物保护必须以科学技术和实验研究为依据。李建厚回忆，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偿援助龙门石窟保护修复工程”时，专家们通过进行20米深水平钻孔取样，根据岩芯样品完整性和断口渗水状况，调查石窟周边岩体内裂隙的发育程度。如果取出的岩芯比较完整，说明岩体较为完整，如果取出的岩芯碎裂成数段，说明山体存在不同程度的渗水裂隙。
在石窟日常维护工作中，当发现窟龛有渗漏水或危岩体病害时，首先要进行危岩体加固——将指头粗细的锚杆用钻机打入岩体，将危岩体与山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后再对岩体缝隙进行高压灌浆，避免渗漏水病害持续发展演化。
李建厚介绍，近几年，锚杆和灌浆材料都在不断优化。锚杆由金属材质逐渐换成了玻璃纤维材质，显示出更加优越的耐酸碱性能和更强的抗剪切力。灌浆材料从七十年代的环氧树脂，到水性环氧树脂，再到超细水泥和现在使用的偏高岭土，越来越接近山体岩石物理性能和化学成分。
澎湃新闻看到，很多佛龛上方，都有李建厚和同事们修筑的石檐，防止佛龛被烈日暴晒和雨雪冻融侵蚀风化。除了石檐，李建厚和同事们有时根据岩壁地势特征，还要在岩壁上修筑一些微型导水槽，改变岩壁雨水流向，避免从山上流下的雨水直接冲刷文物及窟龛。
37年的考古测绘，让他落下眼疾
除了日常巡检维护，守护龙门石窟，考古测绘也是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古阳洞内作业的贺志军
2021年10月，贺志军和同事开始了对龙门石窟古阳洞考古报告的编纂。
古阳洞高度超11米、宽度近7.3米、深度近12米，是龙门石窟群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的石窟，洞内有佛龛1000余个，碑刻题记800多品，是中国石窟中保存造像题记最多的洞窟，因此古阳洞的考古工作尤其复杂，其中又以测绘部分最为困难。
洞窟内的考古测绘，首先需要将石窟全景“搬”到电脑上来，即三维建模。古阳洞的建模是由合作高校三维扫描完成的，模型上传到电脑后先要对石窟模型截图，截图完成后，测绘人员会在数位屏上把截图的所有线条、轮廓描出来，画出线描图。
古阳洞内的佛龛
然而，雕刻年代久远的石窟已然受到不同程度的风化损毁，浮于岩壁上的造像有的已经发白甚至几乎磨平，而且古阳洞内佛龛碑刻琳琅满目，雕刻细节繁缛鲜活，单单高精度的扫描并不能确切还原石窟内全部内容。因此，贺志军和同事在画出线描图后，还要调整线描图细节，消除洞窟“死角”，最后再将定稿扫描上传到电脑。
澎湃新闻看到，古阳洞内布满脚手架和木板，从洞底到洞顶共四层，上下靠梯子连接。洞内湿冷昏暗，贺志军和同事们作业时，要戴头盔，拿着照明灯和描绘的草稿。
为搞清楚洞壁雕刻的细节，贺志军常常需要从侧面打光，让已经磨损不清的浮雕显得更有棱角，然后趴在上面观察已经模糊的造型，再一笔一笔地在线稿上调整。因为有的佛像高、纹路多，横跨上下两层脚手架，他们就需要上下来回跑。
贺志军指着一个巴掌大的佛龛的龛眉位置，上面有一处半个指节大小、葫芦状的形象，他说，“这里是一个小佛的头，这上面肉髻似的形状，就需要和记录人员讨论，然后才能决定是否画下来。”
古阳洞内，类似这样难以辨认的细节数不胜数。贺志军和同事们不光要实地观察，还要根据窟内其他类似雕刻进行推断，结合查阅的资料再与记录人员讨论。尤其在脚手架顶层，人无法站直，他们还要打光仰头观察洞顶浮雕。
单从脚手架一层到四层走马观花地参观洞壁雕刻，澎湃新闻记者出洞时已大汗淋漓。而60岁的贺志军，去年退休被返聘，他基本每天上午8点半吃过饭后，就要来洞窟作业，一待就是半天。
常年的考古测绘工作，使贺志军落下眼疾。除了老花眼，他的眼睛还总是发涩流泪，医生嘱咐他注意用眼，贺志军只能画一会儿休息一会，眼睛好些再继续绘图。贺志军坦言，考古绘图不像画画，只能实事求是地画、根据研究去画，实际上是枯燥的。然而，就是这份枯燥的工作，他一干就是37年。
曾一脚踩空掉下去，幸被树枝拦住
贺志军回忆，最艰苦的日子是2004年8月对龙门石窟东山擂鼓台区的考古。
他说，那时，早上7点半吃完饭就要下窟，中午吃完饭，下午1点到晚上六七点也在窟内。当时条件比较差，山陡路窄，杂草丛生，工程初期考古人员基本就是靠扶一把山崖，抓一把树，攀爬着向洞窟靠近，雨天压根上不去。
贺志军说，当时考古设备也不像现在先进，测绘方法也相对传统，没有扫描设备，测绘人员就先拉基线，再架设边长1米或2米的方格网，透过方格网观察造像佛龛，再在米字格的图纸上手工绘图。这个过程，就像将观察对象投影在方格网上，再由测绘人员投影在画板上。
当时，擂鼓台的1号窟造像底部不是平的，前低后高，贺志军就需要趴下和造像底部保持水平，观察坡度，再真实、统一地在米格纸上画出造像的正面、侧面和背面。
擂鼓台的考古工作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后，2014年，贺志军又接到上级安排开始组织东山万佛沟区的考古工作。5个人的团队，24个编号的石窟，贺志军从组织工人搭架子，指挥洞窟内拍摄布光，再到为同事们分工分区域测绘，使用全站仪扫描整个山体，事无巨细。为拍出满意的照片，在采光不好的洞窟，考古人员还要专门在太阳将要落山时，人工从三个方向布光，以保证清晰呈现洞内细节。
在工作中，贺志军不断思考如何优化测绘方法，在与别的专家团队交流后，他和同事们开始引入多视角三维重建的建模方式。简言之，就是通过为洞窟拍摄大量照片，利用软件通过照片的堆叠构建出洞窟的模型。
贺志军的工作，琐碎繁杂，还充满险情。万佛沟的一二号窟大致坐落于龙门石窟东山最北端，位置偏僻，地势险峻。2015年，贺志军对一号窟进行补拍，一个人拿着相机去补拍，走到洞口也就是离栈道最远的一块木板上时，因为脚下的木板没有固定好，一脚踩空，掉了下去，还好被木板下一棵茂盛的树拦在山腰。
洞窟离地面七八米高，尽管是斜坡，滚下山后果也不堪设想。此外，贺志军还曾多次绑着安全绳，从山腰出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近乎垂直的峭壁上进入万佛沟七号窟内绘图。而他实际有恐高症，虽然不严重，但站在高处会有腿软眼晕的感觉。
贺志军说，工作虽然辛苦，但也很有成就感。“我们这个团队，通过跟其他同行交流和自身努力，开始运用数位屏，并且自己解决了三维建模的问题，使考古测绘效率大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