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类学家裴文中1929年在周口店发现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修复后的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李杨摄

从贾兰坡1936年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已是85年;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随即对日宣战。当时“北京人”头盖骨正紧急转移，在从北平去天津的列车上。准备赴秦皇岛登船。由于日本军队俘获整个列车，“北京人”随即在天津和秦港一带神秘失踪，至今已经整整80年。

有些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为人淡忘;有些事，不仅没有随时间淡化湮灭，反而愈加清晰，受人关注。“北京人”头盖骨的遗失，非但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被人淡忘，而是更加为世人瞩目了。

这是一个久远而沉重的话题，是世界性的文化文物历史谜案。

多年来，本文作者迈开双脚，跑到天涯海角，大洋彼岸;又走向历史深处，查访历史档案……走进茫茫迷雾，又从谜团之中走出……

“七七事变”的炮声打破了北平和华北的沉寂，但收获颇丰的周口店考古挖掘依然倔强地向前推进。

进入四十年代，日本和美国开战在即。气氛空前紧张，在协和医学院办公的魏敦瑞—（美籍德国人，中国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担心“北京人”这样珍贵的标本留在日本占领区很不安全。他向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他将标本带到美国，暂存和研究。

魏敦瑞迟迟没有得到重庆的首肯。

当他再以同样的理由向美国的驻中国大使提出请求时，美国詹森(Dr.Nelson F.Johson)大使以洛克菲勒基金会当年曾经同中国有关方面约定“不将化石携出中国境外”为理由，拒绝了他的请求。

于是，魏敦瑞在1941年的4月离开中国时，带走的只是一套完整的“北京人”模型——在“北京人”实物丢失后，魏敦瑞几可乱真的头盖骨模型就极具价值，弥足珍贵，此是后话。

历史如烟。关于当年“北京人”转运保管和遗失问题，多少年来有许多传说和版本。其实，只要以历史唯物的严肃态度，认真梳理一下历史档案和资料，而非道听途说，就可以把握事件的主干，事情的脉络就会清楚了然。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1936年）

 走进古都南京，中山东路309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这里馆藏着民国时期的文书档案。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档案，尤其是“北京人”化石失踪及追查经过的文字纪录即原始档案，皆在其中。

 本文作者寻找到相关档案材料——二八（16）号全宗134号卷及三七五全宗846号卷。它们同作者获得的其它大批材料互相佐证，述说“北京人”遗失的基本脉络。

1940年12月26日，日军已经占领了古都北平。日本和美国之间剑拔弩张，美国已经通知在北平的侨民撤离。美日战事一触即发。

“北京人”在北平不安全。身在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信给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员，时在北平的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述说险恶形势和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保存的担忧，并且提出了两个方案：

a,现存在协和医学的猿人标本以及重要石器、书籍，运至西南安全地带即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也在那里办公。因陆路坎坷，还设计了运行路线，即由贾兰坡乘轮船押运至缅甸仰光，登陆之后，再取道昆明运到重庆。

B，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纽约的学术机关暂存。

该信要求争取时间，速决速办。可见战乱时局，紧迫心情。

紧接着，12月30日翁文灏(时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地质所老所长)、尹赞勋又致函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

到了1941年,翁文灏、尹赞勋两位所长的求助呼吁更是紧锣密鼓，急如星火。1月10日, 翁文灏、尹赞勋一口气给魏敦瑞、胡顿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发出内容相近的三封信函。

两信内容相同，心情急迫。不过，二位所长清楚：根据先前达成的协议，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其发掘出的实物必须留在中国，不得出口。因此，化石转移美国保存，是中方建议请美方变通接受，压根儿就不存在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掠夺的问题。

1941年1月13日，即翁文灏致詹森后的第三天，这位美国大使就回复翁文灏:

得知重庆方面的信息，北平的美国人士明确拒绝把北京人转运美国。胡顿回答是:“不切实际，”“不可能，”“无法安全转移”,“勿庸担心这批宝物的安全保管问题”……从实而论，仔细分析，胡顿校长的意见不无道理:

 第一，转移必然有风险;

 第二，日本控制的地方当局和海关会干预检查以至没收;

 第三，标本属于中国，美国机构不便插手，驻华大使馆也不敢承担责任;

结论是，不要转移和无法转移。最好放在保险柜再将保险柜放入学校地下室的保险库。而且，由于这些标本的极大知名度，难以私藏，“它们没有出售价值”，因此，“勿庸担心这批宝物的安全保管问题”。

历史常常和人们的愿望开玩笑，后来，在人们精心安排和小心转移中，头盖骨实实在在地丢失了。

 鉴于日军控制下的北平风声日紧，谁也无法预料日本的战争狂人会干出什么。陪都重庆的国民党要员的注意力当然不在文化和文物方面，对于“北京人”的问题难以关注。同年11月，经国民党中央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的一再协调，最后又经过蒋介石点头，重庆国民党政府才明确表态，允诺“北京人”的标本出境。

在翁文灏的一再恳请和调停下，美国方面终于同意了头盖骨由领事馆安排、由美国人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翁文灏还为此出具了书面文书。

如此往来交割，如此慎重安排，所谓没有带出或随便掩埋在领事馆地下的等等说法和猜测，自然是天方夜谭，荒诞不经了。

根据中美双方约定和协议，协和医学院方面和美国公使馆就转移事项作了周密安排。1941年11月初，魏敦瑞的助手、模型专家胡承志和解剖科技术人员，将包括山顶洞人在内的“北京人”标本装进了两个木箱，这木箱并非临时定做，原本就是存放头盖骨等文物的包箱。

我们的胡承志老人生于1917年，退休时为中国地质博物馆研究员。

胡承志回忆说，包装使用的还是那两只木箱，因为有钢琴那样大小，颇有份量，一人搬动困难，胡承志就请解剖科的吉延卿帮忙，搬到下面。

两个白茬木箱，一大一小。胡承志小心翼翼，非常细致，箱子用棉花、棉纸铺垫，继而大盒小盒相套。包裹得很是严密，外面分别标有“Ａ”、“Ｂ”字母。

由此，在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作技士(相当助理研究员)的胡承志，成为最后一个见到和摸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中国人。 

2004年10月5日， 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古人类学家胡承志正在研究资料。

按照中美之间的交涉和达成的默契，“北京人”的行动计划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运到秦皇岛港，在那里登上美国经由菲律宾、上海到秦皇岛的海运航班，船名“哈德逊总统号”，该船预定12月8号抵秦皇岛，主要任务就是接运撤退的美海军陆战队到菲律宾参加保卫马尼拉的战斗，然后返回美国。

为了保密，两件“北京人”的箱子托名为美国军医威廉.弗利的行李。至于弗利本人是否随车押运，有两种说法：一是弗利自己说他来到北平，安排好押运；一说他在天津等待，有朋友代他接货。总之，对于这样重要的文物，美国人安排细密、环环相扣，而决不会粗枝大叶、随随便便的。

 那么，北京人是怎样在转移中失踪的呢？

12月5日清晨，由海军陆战队两名士兵专门护送，“北京人”跟随美海军陆战队登上专列开赴秦皇岛。列车缓缓驶出，天空雪花飘洒，道路壅雪不畅，列车中间几度停靠，踽踽而行，其中在天津滞留较长，亦有人员和物资上下。但计划中的“北京人”不应下车。8日凛冽的清晨，列车抵达秦皇岛。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12月8日，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对美国全面开战。几乎同时，驻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突然袭击，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以及在秦皇岛的霍尔姆斯兵营的人员顷刻成为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在在内的物资和行李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接着，在天津的美军军医弗利也成为日军的俘虏。不久，经过辗转，弗利得到当初托运的私人行李。但已经七零八落。尤其是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已杳无踪影。

千里之外，原定负有运送责任的“哈德逊总统号”邮轮呢？刚刚到达上海海域就被日舰围追堵截，邮轮触礁搁浅，被日军俘获，根本无法抵达秦皇岛了。此后，日本将缴获的“哈德逊总统号”改为运输船使用了三年，1944年在战争中被美军击沉。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得到了胡承志当年写的遗失报告，那是两位老人家的亲笔所写一份连当事人都已忘怀的珍贵文件。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们第一次将这份文件公之于众（见影印件）

北京人失踪经过 胡承志

1941年4月，魏敦瑞教授（Dr.Jrang  Weidenreich）在美国撤退华北侨民之际返美。彼行前分配工作，曾嘱余在时局紧张时将北京人及上洞之史前人骨骼一并装箱，交胡恒德校长（Dr.Houghton，协和医学校校长，亦称胡顿）或交总务长博文（Mr.Bowen），以便交美大使馆运美。余于此颇为怀疑。据余所知者，北京人永远为中国所有，不能出国一步，当即以此为询，魏答，已商得翁先生同意。

魏敦瑞教授所分配之工作，非短期内可完成。同时，美大使詹森（Embasstor  Johnson）尚未有所指示应装箱之日期，余只有继续工作而已。将所做成之模型照彼吩咐，源源寄美（时魏在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院），并准备随时可停止工作，将北京人装箱运出。博文先生在魏教授走后，曾来观看数次，但未言装箱日期，余也只好继续工作。

在珍珠港事变前，十八日至廿一日之间（余已忘其确期，此日期为十二月八日协和医学院被日人占据时，推忆者，不致错误），博文先生匆匆至余处，嘱速将北京人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至彼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二只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

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至于牙齿之类之小骨骼，具有相似装手饰之小纸匣，上面有玻璃，内填棉花，于玻璃上有红边的标志号码，以及牙齿属何部位，皆详明。

两木箱好后，即书CadⅠ和CadⅡ。大箱为一号，小箱为二号。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

在珍珠港事变前，知道北京人装出的有胡恒德校长、博文先生及息式白小姐（Miss  Clair Heirschberg，彼为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不久之秘书）。

原装北京人骨之保险铁柜，即以各式照相机及小型电影机及放映机等等，填满锁上，余即匆匆南下。此其当时梗概。

两箱内骨骼之数目：

 北京人头骨五个，头骨片五片，牙齿约一百卅枚，下颚骨约十个，上颚骨一个，及其余零星碎块之肢体骨等，均数十块。

上洞史前人头骨三个，未成年头盖骨一个，肢体骨十余个，牙齿数十枚及零星小骨多件。

……此后，胡承志老人一再重复以下说法：12月5日凌晨5时，装有“北京人”标本的箱子，被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运载，离开了北平，沿着当时的“北满铁路”开往秦皇岛港

“北京人”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突然暴发而不知所终。……

裴文中报告遗失经过

起初，裴文中先生是不主张转移“北京人”的。当中美双方达成一致后，裴文中也认同这一方案。作为北京人的发现者和保管、丢失事件的重要知情人，裴文中先生当时也写有一份详细报告，这件报告为打印稿，但字里行间有几处所长毛笔修改的痕迹。

裴文中报告

北京人化石标本被劫及失踪经过报告

北京人第一完整头骨始发现于民国十八年。当时曾引起全球学术界之注意。前所长翁文灏鉴于此事之重要，因于所中设新生代研究室，开掘平西周口店中国猿人遗迹，并采集研究中国境内之脊椎动物及古人类化石。当时以需费浩繁，所中经费支绌，复与罗氏基金董事会洽商，订立合同，商得其经济上及人力上之援助。

民国三十年春，美日关系紧张，美大使劝告侨民撤退，魏氏亦决于四月返美，赴纽约自然博物馆继续研究。当时希将该项全部标本携至美国，以免在沦陷区有遗失之虞。在魏氏未离平前，曾与本所裴文中技正两度赴美大使馆交涉启运事宜，但以限于合同条约"所采标本均归地质调查所所有，为中国国有财产，并永为中国所有，不得携出国外"所载，在未得中国政府允许前，美方不愿单独负此重责。

于是魏、裴两氏联名电请重庆翁文灏先生，请准魏氏将该项标本运美交纽约自然博物院保管，俟战事结束后再行送回。当以日人监视严密，直至魏氏离华，迄未得翁先生复电，其时，该项全部标本仍存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办公室铁柜中。

    三十年八月，翁文灏先生代表中国向美驻华大使詹森交涉，请其设法由协和医学校取出全部标本，负责运美交学术机关保存，俟战事终了再行运返。

    十一月初，裴氏得翁先生来书，即赴美大使馆询问，当时使馆尚未接到大使命令，裴氏请使馆中人电詹森大使请示。

    十一月中旬，使馆得詹森大使复电，令其遵办。协和医院院长胡顿（Dr.Houghton）及总务长博文（Mr.Bowen）两氏即亲手将标本装箱，并由博文氏亲送使馆（该两氏以当时日人压迫华人甚力，一切装运手续均未通知华人参加）。①

在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前，日本东大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来平，高井并请求到该所中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两周。

十二月中旬，日本在协和医院占领负责人田冈大尉，约裴氏小酌，并说明保险柜中所存全系石膏模型，追问标本保存地点。三十一年八月下旬，长谷部言人及高井冬二复来平组织周口店调查所，继续开掘，迫裴氏参加，并追问标本下落。裴氏以迄未经手为答。长谷部等在平居留约月余，以无结果返日。同时，北平日文报纸及"朝日"、"大阪新闻"均发表新闻一则，即长谷部言人发见协和铁柜所存标本全系模型，依合同所载，该项标本不得携出国外，有美人不顾信义，全部窃去之语。

三十二年四月，日宪兵密探锭者繁晴来访裴氏，追问标本下落，未得结果。锭者遂于三日内分别质询全体有关人员，博文氏致被囚禁五日。其后锭者繁晴调查结果，迄无所知。自此而后，日方军政及学术界人士永未再来质询寻觅。……

细读可见，裴文中先生的报告可视为新生代研究室和地质研究员所的正式报告。裴文中执笔，所长做了个别文字别修改，并钤有“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的印记。此件是在很不宁静的气氛中草成的。内容有亲身经历，有分析判断，还有媒体新闻介绍……

一直到弥留之际，裴文中老人都怀疑“北京人”在日本隐藏。 

不容置疑的是，不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掩藏在日本，日本军国主义对“北京人”的遗失，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60 多年来，全世界都在呼吁和寻找“北京人”。

作为转运“北京人”的美方第一当事人，弗利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心脏专家。北京人失踪让弗利梦绕萦怀。七十年代，垂暮之年的弗利曾和贾兰坡院士联系，希望有生之年来中国协助寻找。由于年事已高等原因，弗利始终没有成行。

人们，应该循着事件发生、发展的主干思考和寻找。因此，任何游离于主干之外的孤立线索或某人自称祖传保藏的说法都荒诞不经，只能使寻找工作陷入迷途……

1999年10月8日，本文作者李树喜与贾兰坡院士合影

综合二十年的调查和档案分析，我们认为北京人有如下去向和可能:

1、在秦皇岛至天津一带散落遗失;可能少量被美国军人私自带到美国。

2、藏在日本天皇皇宫。日本天皇有收藏头盖骨的爱好，曾经保存过日军抢夺的“爪哇人”头盖骨，在战败后归还印尼。二战争结束时，盟军没有进入和搜查过日本皇宫；但是，日本方面60多年来始终否认；

3、装载于1945年沉没的“阿波丸”号，沉在中国福建平潭海域70米水下，这见之于历史档案，是至今唯一有文字记载的可以查证的线索;

……

中国人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北京人”的努力，有关官方机构和民间人士的策划和行动一直没有停止。人们期待，终归有一天，“北京人”，这牵动世界目光的无价之宝能重见天日，回归故乡龙骨山。正如著名诗人刘征《题北京人塑像》诗所说:

不信归来无好音，遍搜大海不遗针。

北京人返龙山日，更铸黄金百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