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1997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下文简称“书”）开篇就提出两个“怪圈”的著名比喻：“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对于第一个怪圈，苏秉琦的描述是：“在中华大一统方面，我们习惯把汉族史看成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书第2页）
“大一统”概念首见于《春秋·公羊传》对《春秋》“王正月”的解读“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其理论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后经董仲舒的申述，遂成为历两千年而弥坚的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系之思想基础。
苏秉琦书中讨论区系类型理论的真谛时，指出这一怪圈在中国考古学中的表现是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称之为“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回眸考古学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百年历程，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考古学研究中“大一统”怪圈的表现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1）认为至迟自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开始，“黄河中下游”或包括整个河南和晋南及关中的“中原”就取得了领先优势，此后在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程中一直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
2） 认定“中原”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区系，自裴李岗文化奠基、由仰韶文化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原模式”一以贯之。二里头文化在中原腹心的崛起、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中原传统持续发展的结果。其他地区文化传统均属误入歧途，在距今3800年之前已如“无边落木萧萧下”，纷纷衰落，二里头文化则如“我花开后百花杀”，傲然“断裂”式登场。
3）笃信大一统式叙事的古史传说，以“禹征三苗”等记载解读龙山时代的文化互动，甚至以关于黄帝的记载解读距今6000至5000年的史前文化格局。
对中华文明起源历程进行这样的大一统式解读的目的实际是力图证明中华文明特有的、中央集权式的政治和文化一统的基础在史前时代已经奠定。这本是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的使命，也是苏秉琦倡导的“中国学派”考古学的基本目标，是中国考古学界应该坚持的“初心”；但上述三点“大一统”式认知明显与考古资料揭示的事实不符，贬低了中原以外地区社会发展成果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阻碍我们描绘更真实、更多彩、也更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画卷。
上世纪80年代之前，“黄河流域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在构建史前文化发展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1959年，安志敏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黄河中下游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阶级社会统治王朝夏、商、周的产生与发展，也与这里的新石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同, 它的发生和发展也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
石兴邦同时指出：“中国自古以来,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居民与边疆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活动, 就拧结成了一条紧密的历史纽带。”赋予中原地区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核心地位。1981年，在全面讨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后，安志敏提出：“一般把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亚洲或世界上的古文化中心之一。”与二十余年前相比，他明确指出各地区有自己的发展序列，而且相互影响，但仍然强调黄河流域的中心地位、“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及其推动力量。
苏秉琦解构“大一统”模式的方式是强调各地区文化传统的独立形成和发展。他在上世纪40年代对瓦鬲的类型学研究中“产生了不同地区各有各的发展脉络，商周不同源的想法”，认为“这是我们绕过中华大一统观念，考古寻根的一次重要尝试。”。但他的心中也有中原情结。
在1965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他指出：“在前期是以关中晋南豫西地带为其核心的仰韶文化向周围扩大其影响为主; 其后期则是以东南方诸原始文化集中其影响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为主。”但也提出：“还在原始社会上行阶段之末, 就一方面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把原来关系比较疏远的江淮河汉之间的诸原始文化联系起来”，强调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和维系力量。
1975年5月，苏秉琦给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做报告时指出：“远在约四千年前左右，在我国大地上不仅是围绕着中原形成了若干个文明中心，而且在它的外围，甚至遥远的边疆也形成更为广泛的许多文明中心，这些中心之间又是以中原这一腹心地区为其核心的广泛联系。”在这一模式中，居中的“中原”大体为豫中、豫东和豫南地区，其它文化区呈两重环状分布于中原周围。“在以上两个环形包围下的中原则在政治上、民族文化上起过重要的核心作用。”（图一）
上世纪80年代，辽宁建平牛河梁和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的重大发现彻底动摇了中原地区的核心引领地位，1981年，苏秉琦正式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陕豫晋邻境地区（书中为“（三）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书中为“（二）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湖北和附近地区（书中为“（五）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长江下游地区（书中为“（四）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书中为“（六）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书中为“（一）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不再突出中原被周边环绕的地理核心地位。他在回顾区系类型模式的意义时指出：“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由此，“中原”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被否定。但苏秉琦仍然坚持“中原”为一区系的观点，以仰韶文化为中原文化传统之代表，并坚持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即提出的“仰韶文化的两期是华族或华夏族(汉族) 及其文化发生和最初形成的两阶段, 也是华族同其他兄弟民族文化关系发展的两阶段。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其后又进一步提出，中原地区的庙底沟类型北上影响红山文化，再南下回到同样属于中原的晋南，形成陶寺文化，陶寺具有“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奠定夏商周三代发展之基础。认为这样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明火炬接力传承为“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同时，他也认识到中原文化面貌演变的复杂性，提出“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为中心的地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她称作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书38,39页）。1985年，严文明在对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回顾中实际提出了与“区系类型”模式基本一致的观点：“现在可以断言，中国新石器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单是从某一中心（比如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发源的。它是在本土上，从不同的地区或先或后地发生，并在多种形式的相互影响（包括邻国新石器文化的某些影响）和融合（有时也有分化）的过程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的。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发展水平也有差异，在相互影响和融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自然也不相同。有的地方在某些时期的作用比较大些，另一些地方在别的时期的作用比较大些，没有一个始终处在领先地位的核心。”“一定要花大力气加强黄河流域以外广大地区的新石器考古研究工作, 只有这样才能最后破除中原中心论或黄河流域中心论,正确阐明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真实情况和各地新石器文化在孕育我国古代文明中的作用”明确否定了中原中心模式，但同时也强调“只是发展到了后期, 黄河中游的地位才逐渐突出起来, 从而奠定了产生中国最早文明的基础。”1987年，他提出“重瓣花朵”模式，认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这一大中原地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象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好象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象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图二）与1985年的论述相比，更突出“最著名”的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强调中原因其地理位置优势“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严文明同样强调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与黄帝和炎帝集团及华夏族的关系；并认为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对应戎羌各族；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对应东夷诸族；燕辽地区古文化对应燕文化；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史前分化分别对应史前楚文化和古越族文化。这样的史前文化和历史时期部族的一一对应，意在证明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雏形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出现，而中原地区因为对应华夏族，其实被赋予了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在1986年再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英文版）中，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提出公元前4000年中国新石器文化包括红山、小珠山、仰韶、大汶口、大溪、山背、马家浜、河姆渡、石峡-昙石山-凤鼻头八个系统，因网络式的、无中心引领的交叉互动和密切交流，共享重要的文化因素，形成一个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地理范围与历史时期中国的核心范围一致，因此可以称作“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这是对苏秉琦“区系类型”模式系统的呼应，无中原文化区概念，未提及中原的特殊地位，强调各地区无中心的网络式互动，使各地区形成一个文化上的共同体。上述努力强烈冲击了传统的中原中心模式，但“中国相互作用圈”这样的完全不考虑中原特殊地位的模式似乎并未成为主流，对照“大一统”怪圈影响的三个方面，其实这些努力只是部分动摇了第一个方面，中原地区“发展到了后期”成为核心引领者和“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认识仍未改变。“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的“最著名”的“中原”为一个由仰韶文化确立的、有自身文化发展序列和文化传统的地区的认识也未受到充分质疑；依据大一统式叙事的古史记载对考古资料的解读日渐盛行。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复杂性逐渐被认识。戴向明在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演变的整体讨论中指出，在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黄河中游地区，只有在庙底沟时期文化面貌较为统一，在仰韶晚期分化为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经庙底沟二期阶段“进一步分解”，在龙山时期包含多支文化。赵辉关于“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的讨论则对中原作为一个有自身发展传统的文化区的认知进行了更彻底的解构，指出在公元前3000之前，中国史前文化大体为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彩陶文化圈”、赵宝沟文化为代表的“筒形罐文化圈”和大汶口、崧泽、薛家岗-北阴阳营和大溪文化组成的“鼎文化圈”三足鼎立的局面（图四），无中原文化区。公元前3000至2500年之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由于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 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 文化之间的交流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早先主要是仰韶文化对外施加影响, 这时则变成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的时期。”中国新石器文化呈现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三重结构（图五）。即中原文化区并非某一人群和文化传统持续发展的地区，而只是一个“空虚”的、在特定时期因周边先进文化的发展勾勒出来的易于交汇熔合的中间地带。此交汇熔合的历程发展至公元前25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终于形成能够以考古学方法辨别出来的“文化实体”或“一个巨大的考古学文化丛体”，包括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和晋南襄汾盆地里的陶寺文化，可以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此文化丛体占据地理中心，处于文化交汇地带，因此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包括汇聚各方文化因素、世俗而务实、宗教只是辅助手段、“社会环境日益动荡、军事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经常内容”等。这样的优势使得中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与日俱增，得到周边文化群体的认同。在此文化心理和社会发展模式的优势之下，中原地区社会精英构建出特有的中心威孚四方的政治理念，可能包括外服制度之雏形和“中国”的观念等，奠定了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的基础，开启了今后持续几千年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趋势，此即为中原为中心的“态势”或“历史趋势”。此模式仍然强调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只是将其上位的时间推迟到了龙山时代。因此，“中原”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只是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才横空出现，“中原龙山文化”并非源于共同的仰韶文化的传统，而是在相似的文化交汇的环境下、采取了相似的社会发展策略、因而具有相似特征的文化“丛体”。韩建业并不认同这样的对传统“中原中心”模式的修正，坚持认为仰韶文化在庙底沟时代已经成为引领周边的核心，而且不必吸收外来先进因素，以强大的自身优势即可获得这样的地位：“总体看来，由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响，使中国大部地区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相对文化共同体。其空间结构自内而外至少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区在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即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分布区及泉护类型东部，······向外是主体区及黄河中游地区（南侧还包括汉水中上游、淮河上游等），即除核心区之外的仰韶文化分布区，······再向外是边缘区即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仰韶文化邻境地区”，边缘地区虽然“似乎在社会发展方面走在前面”，“但归根结底，这些文化的迅猛发展还是离不开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的启发。”这一文化共同体为夏商乃至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图六）。这一极度夸耀庙底沟强大核心地位的模式不但否定了区系类型模式强调的“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甚至“重瓣花朵”模式中赋予各地区相对独立的、为“花心”提供“先进因素”的“花瓣”地位也不保，被归入“离不开”核心区“启发”的“边缘区”。与如此热烈的大一统式解读相比，对庙底沟时期即形成的中原优秀传统的强调更加流行。韩建业称之为“中原模式”，其“令人仰慕”和“足以服人”的核心内容有：“稳定内敛、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李伯谦则依据对大型墓葬的分析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社会独重神权，良渚社会虽然王权、军权和神权并重但仍以神权为主，两者均属于“神权高于一切”的模式，“无所节制地将社会财富大量挥霍于非生产性的宗教祭祀设施的建设和活动上，掏空了社会机体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使社会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同时“掌握神权的巫师，不是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行政才能管理国家，而是靠向神致祭、同神对话秉承神的意志和个人想象来实现领导”，这导致该模式的必然失败。“仰韶古国”则为“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出王权”的模式，更加务实，通过祖先崇拜维系的社会群体更加稳定，可持续发展，成为三代文明之开端，此后数千年绵延不断。对考古资料的大一统式解读自然令依据大一统式叙事的古史记载“释古”顺理成章。仰韶文化与黄帝传说的对应仍然是被热烈讨论的问题。韩建业提出东庄-庙底沟类型对应传说中的黄帝族系，影响范围与《史记》记载的黄帝所至之处正相符合；庙底沟时期河北地区文化面貌的改变、甚至江汉地区边畈早期遗存的出现为“涿鹿之战”的后果。李伯谦则暗示“轩辕乃修德振兵”、“节用水火材物”与仰韶社会基本特征“如影随形”。将龙山时期考古资料与古史记载对应的研究更加丰富。韩建业讨论了王湾三期文化与石家河及后石家河文化此消彼长与“禹征三苗”的对应。孙庆伟则系统讨论了禹的事迹与考古资料的对应，提出包括大禹治水、禹征三苗等记载的“历史真实性”不容轻易否定。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大一统”怪圈的三种表现均与考古资料反映的史前社会发展和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不符，仍然需要我们进行对其进行更深刻的反思。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至今仍然是最受称颂的中原引领者，但论者的主要依据仍然只是风格鲜明、艺术水平高超、广泛流传的彩陶。正如笔者多次讨论过的，对庙底沟类型彩陶的传播不宜评价过高。第一，仰韶文化分布区之外的庙底沟风格彩陶其实数量很少。被普遍认为得益于与庙底沟类型“撞击”的红山文化中，虽然弧线为彩陶主要元素，但主体图案与庙底沟类型相差很大。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中有与庙底沟类型酷似的花瓣纹，但在陶器总量中占比很低。崧泽文化中真正的庙底沟类型彩陶仅见于海安青墩和吴县草鞋山等极少数遗址。只有随枣走廊地区的大溪文化中庙底沟类型彩陶图案比较丰富。第二，彩陶只是当时被广泛交流的多种文化因素之一而非全部，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为平台的交流对各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第三，庙底沟类型盛行的距今6000至5300年是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各地均发生了跨越式的社会发展，庙底沟类型虽然有河南灵宝铸鼎原那样的等级化聚落群、北阳平、西坡和杨官寨那样的大型聚落，出现大型公共建筑和大型墓葬，但除了整体人口规模庞大、覆盖范围广阔之外，在社会发展程度、意识形态物化形式和社会上层“领导策略”上并无“领先”之处；与宗教权力至上的红山和凌家滩社会及注重个人身份表达的大汶口和崧泽社会相比，其相对“朴实”的社会发展道路独具特色，很难说对其他地区的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启发”作用。总之，庙底沟风格彩陶的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易于被模仿和应用于日常生活的特性，并非庙底沟类型超强实力和核心地位的证据，各地区在本时期的跨越发展主要是苏秉琦所说的自身“裂变”和相互“撞击”的结果，而非先进中心的引导。距今5300至4300年期间，在整个“中国相互作用圈”、即“最初的中国”之内，“偏处”东南的良渚文化完成了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发展实践，形成相当于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庙底沟类型核心地区聚落和人口的锐减，确实造成“中原”地区处于“一种空虚状态”，引领作用无从谈起。距今4300至3800年的龙山时代，地处“中原”的陶寺文化以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大城、宫城、大型建筑的夯土基址、观像台、随葬礼器和武器的大型墓葬展现出“最初的中国”内又一次成功的社会发展实践。尤其引入注目的是，大墓随葬品似乎刻意展示墓主获得远方物品和知识的能力，暗示一种新的“天下观”和政治理想蓝图的形成。但石峁遗址近年来石破天惊的连续重大发现表明，陶寺社会集团即使在其所在的黄土高原地区也不是卓然独立，而是有强劲的对手。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目前未见表现出明确社会发展的重要考古发现；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虽然出现诸城林立的盛况，但与同样城址大量涌现的山东龙山文化相比并无优势，而且目前缺乏山东地区的大型龙山墓葬。可见本时期的“中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作一个文化“丛体”，但至多只是各方互动最剧烈的逐鹿之地或“熔炉”，仍然难以成为引领各地区的发展的核心。距今3800年前后，陶寺文化、石峁集团、山东龙山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纷纷衰落。与此同时，嵩山东南麓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迅速发展，将中心迁移到洛阳盆地，形成二里头文化，在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活动中心、河洛交汇的偃师二里头出现大型都邑性聚落，被普遍认为是夏代都城，中国第一个王朝诞生，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二里头文化确实为当时“最初的中国”内的最强者，表现出强大的辐射力。刘莉、陈星灿等人的研究和最近山西绛县西吴壁和安徽巢湖三官庙的重要发现更反映出二里头政体以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掌控大范围内战略资源的创新性实践。这样的“王朝气象”自然会在“人们的思想乃至心理等方面留下深刻烙印”，但是否因此形成以中原为“外围群体”仰慕的文明圣地的“贯彻了几千年的持续而有力的历史趋势”仍然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首先，石峁石雕和早商青铜器纹饰表现出高度相似性；飞鸟陶塑环绕、层层高起的皇城台让人想起《吕氏春秋·音初》记载的简狄受孕的圣地“九成之台”，这些均揭示出商文明与西北高地的深刻渊源；周人的成长更是根植于西北高地自身的丰厚文化土壤。二里头的政治实践固然会成为商周的楷模，但二里头王朝在商周王朝的形成过程中未必发挥了“核心引领者”的作用，在二里头控制范围之外的“最初的中国”的范围内，发生着不容忽视的文化互动、传承和发展。其次，周人对夏的仰慕应该是其划定九州的政治创意和实践，未必认可其占据“中国”的“正统”地位。周人自称“西土”之人，并未以关中之地为“中原”，周人卜居成周、“宅兹中国”是为了“依天室”和“自之薛民”，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宏大政治蓝图下占据宇宙观和战略的中心，并非对位居河洛“正统”的认祖归宗。“贯彻了几千年的持续而有力的历史趋势”应是以中央集权管理“天下”，而非将“天下”的中心地区敬奉为引领者。我们的文明确实形成了以“中国”自居，以朝贡体系规划四夷的世界观，但这样的思想形成之初，“中国”涵盖的范围就已经超过“中原”地区。这样的自我中心情结的是强大文明自备的优越感，不能因此断定在文明形成过程中，位居该文明覆盖范围内的地理中心的文化发挥了主导和引领作用。2） “中原”为孕育优秀“中原模式”的统一文化区系问题在整个史前时代，“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的“中原”几乎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区。仰韶文化时期，这些地区的文化面貌相对一致，大体均可以归入仰韶文化，但仰韶文化分布的西界达到甘肃天水地区，晋陕豫交界地带与天水地区文化面貌的相似性要高于东方因素占相当比例的郑州地区。整体而言，仰韶文化占据西部，与东部诸文化东西对立（图四），并未呈现“重瓣花朵”示意图中的画面（图二）。距今5000年至4300年，关中、豫西（包括洛阳盆地）和晋南地区大体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豫东淮河流域逐渐成为西进的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南阳盆地则成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分布区。整体而言，“中原”地区仍然保持东西分立的格局：西部主体文化因素为仰韶晚期文化的延续发展和北方因素的影响；东部则成为海岱和江汉地区文化的分布范围。将“中原”地区视为一体，将上述文化互动描述为接受“周边”影响的“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并不恰当。距今4300至3800年的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分别形成“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以及局限在晋南襄汾盆地里的陶寺文化”。这些文化确实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但将它们描述为“亲缘性很强”的地方文化，且形成一个“可以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的丛体也与考古资料反映的文化互动态势不符。陶寺文化与老虎山文化有更密切的联系，陶寺社会集团的兴衰与石峁集团也有更直接的因果关系；河南龙山诸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有更紧密的“亲缘”，与山东龙山文化和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文化的互动也更加密切和激烈。将中原定义为一个文化区的努力已然如此捉襟见肘，“中原模式”的适用性就更需要反思。通过对西坡墓地等庙底沟类型遗存归纳出来的“中原模式”其实只适用于对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独具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描述，正如我们讨论过的，距今5300年之后以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石峁遗存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早期国家形成和早期王朝诞生是苏秉琦提出的“熔合”式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其前数百年“最初的中国”形成的壮阔进程孕育出的更具雄心的领导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的政治实践。陶寺墓葬虽然在随葬成对的大口罐等习俗方面继承了西坡墓地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传统，但整体而言与庙底沟类型和随后的庙底沟二期墓葬表现出的薄葬传统迥然有别，并非是“中原模式”的延续。随葬丰厚的成套饮食器具和武器以表达身份的“领导策略”是对东方传统的借鉴和发扬。二里头文化之前身河南龙山文化本身即为西进的大汶口发展而来，二里头政体的崛起更难以被归因于自庙底沟时代就已经形成的天纵优秀的“中原模式”的胜利，“而更像是环嵩山地带龙山丛体中因风云际会造就的英雄人物，融汇兽面、龙身、玉瓒、漆觚、镶嵌、琢玉、冶铜、筑城、建宫、铺道、排水、行车、五谷、四畜等各种已有的宗教、政治、经济和军事成果，施展陶寺王者即已形成的“理想的中国”的政治宏图成就的伟业。”对良渚文化和龙山时代图像资料的新解读显示，“掏空了社会机体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使社会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良渚宗教影响深远，被龙山、后石家河和石峁社会吸收和改造，成为促进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二里头文化最精彩的遗物，包括青铜器、绿松石镶嵌器和玉器等，均与宗教仪式有关，使用玉瓒（柄形器）的祼酒之礼可以直接追溯到良渚文化。商文明灿烂的青铜艺术和浓厚的宗教气氛与此一脉相承。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内容之瑰丽，绝非“朴实执中”的“中原模式”可以概括。上世纪初“古史辨派”兴起、顾颉刚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著名论断。但与此同时，考古学的古史重建工作和以新史观审视文献的研究也随之展开。“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久已成为共识，以考古资料结合文献“释古”是以考古学为基础的中国古史重建之主流。炎黄事迹过于渺远，华夏族群更是恐怕日新月异的古DNA技术也难解决的问题，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距今4500年以后，考古资料与古史记载存在着更强的对应关系。被广泛讨论并接受的对应包括：晋南临汾盆地陶寺聚落群与帝尧集团的对应关系，龙山时期山东和河南东部大量城址反映的“执玉帛者万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政治格局，河南登封王城岗、濮阳等城址与夏代早期都城地望符合，河南龙山文化南下和后石家河文化的衰落与“禹征三苗”的关系，以及淮河下游黄河河道的演变与古史记载的水患的关系等。但相信传说中有“史实为之素地”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古史记载。在河南龙山时代城邦林立、无超级中心、缺乏强大主导者组织大规模人力物力、率领大规模军队的考古证据的情况下，对“大禹治水”和“禹会诸侯”等传说的“论证”、以帝王征服蛮夷的“禹征三苗”观念对河南龙山文化的南下和后石家河文化的衰落的“解读”更像是对考古资料削足适履的臆测。《禹贡》等关于大禹的丰富记载应非战国时期的臆造，西周时期即已形成，但更可能是夏人配合早期王朝建设、整合龙山时代英雄事迹编纂的宣传九州一体和圣人治理的政治神话，并非历史事实的实录。对这样的大一统式思想构建的信以为真的“释古”不仅扭曲了对考古资料反映的中华文明形成的真实历程的认知，也抹杀了我们的文明初创之时先贤们构建极具中国智慧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方案的创造力。虽然引发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考古学“历史主义倾向”的诟病，古史记载与考古资料之结合必将为成为中华文明独特发展道路的研究提供不可缺少的认知角度。但只有以考古学资料为基础，以考古学方法反观文献，冲破大一统“怪圈”的束缚，才能开辟古史记载的鸿蒙混沌，洞见古史的真实面貌。“大一统”思想和其成功实践确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质之一，也是我们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维持广大疆域、绵延发展的基石。探索史前时代“大一统”政治构想的形成和初步实践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这样的探索应该努力摆脱苏秉琦敏锐指出的“第一个怪圈”的束缚，以非“大一统”的视角展开。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越来越无情地结构着“中原中心”的认知模式，也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大一统”构想的形成并不依赖与位居地理中心的先进核心文化的引领，覆盖“九州”范围的“最初的中国”各区域文化持续的“裂变”、“撞击”和“熔合”才是《禹贡》这样的中国智慧的“大一统”式政治神话和实践纲领的思想源泉。
（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 此处省略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