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日本开始派使者出使中国。其后二百余年,随着交流的加深,隋唐两代的文化大量传入日本,其中最受重视的便是佛教。
佛教与日本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融合,转变成具有鲜明日本本土特色的佛教,从而影响了日本佛造像风格的形成。中国与日本两国的佛造像之间,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比行情火爆的铜鎏金佛像,木造像显得有些低调。然而,经过岁月洗礼,那些沧桑、古朴,有着历史厚重感的木造像,似乎更值得玩味。
引 子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与中原文化互为融合,佛教的诸多艺术表现形式,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佛造像因为表现直观,而成为佛教徒崇敬礼拜的对象。塑造佛像是解释佛经、弘扬佛教教义,也是便于佛教徒宗教修行实践的一种需要。
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日本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便开始派使者出使中国留学。其后二百余年,随着交流的加深,隋唐两代的文化大量传入日本,其中最受重视的便是佛教。
日本遣唐使
当时,日本圣德太子派遣使者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怀着改革国政的目的,佛教不仅成为日本统治者的政治权力象征,也提升为日本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与日本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融合,转变成具有鲜明日本本土特色的佛教,从而影响了日本佛造像风格的形成。中国与日本两国的佛造像之间,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下滑动,查看日本三十三间堂里的佛造像
宋代开始,中国从宫廷到民间,都在大量使用木材质雕刻佛像。晚唐五代之后战火频仍,金属器物均被熔铸为兵器,投入沙场。自宋开始,人们仿佛也更倾向于有亲和力的佛造像,于是就地取材,木材质很快取代了其他材质。
然而,中国留存下来的精品木造像却很少。日本似乎比中国还要钟情于用木材质雕刻佛像,从飞鸟时代(相当于隋唐时期)就大量使用木质,一直沿用到现在。现今在日本,还能看到很多保存完好的古代木质佛像。
东方人对木材质有着特殊的情感,木头本身就有生命力,用木雕刻的造像看上去就多了一份生命的亲切感,且搬运方便,取材容易。木质造像经过岁月的洗礼,能呈现出沧桑和古朴,营造出历史的某种厚重感。这也是中国和日本都偏好用木材质雕刻佛像的原因。
中国木造像的特点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木质佛像,脸部一般比较舒展,五官相对立体,眼眉与嘴角之间透露着从容,脸颊相对饱满,侧面看更加明显。
衣纹的处理亦是如此。中国造像的衣纹线条更加深刻,表现形式更为丰富,有深浅的变化和转折,有些从上面看线条的走法,无法判断下面线条的走势,让人出乎意料,也显示出雕刻师的功力水平。
这是一尊宋金时期的木质佛像,体量很大,有一米多高,这种坐相的实物看起来很震撼。且这样一尊木质佛像,存世量非常非常少,世界范围内有记录的,不超过几十尊。
这尊佛像的螺发呈小山丘状,刘海位置有变化的幅度,看起来分布很自然。双眉高耸,眼窝较深,半闭着双眼,眼线的弧度较大,双眉过度到鼻梁的立体感很强,透露着庄严和神圣。身躬雄伟而饱满,整体比例很协调。衣纹的变化富有节奏感,下摆盘腿处的处理,视觉上自然而不突兀。全身衣纹虽有风化,仍可看出线条的收放自如。
这类佛像是高仿的重灾区,但如果老佛像看多了,从雕工和皮壳还是可以看出力量感的悬殊。
唐代干漆夹苎佛首
这是一尊香港苏富比2013年秋拍“艺海观涛:坂本五郎珍藏中国艺术”专场上的佛首,成交价4044万港元。这尊的开相立体感特别好。
干漆夹苎是一种工艺,木模子雕刻好或泥模子塑好后,在外层批麻、不断地上漆,多者可达千层漆,凝固后将模子脱出来,从而在里面形成一种真空的状态。干漆夹苎易于保存,不易开裂,又很轻容易搬运。
这尊观音像头上梳有很高的发髻,脸庞发宽,方中带圆,眉目疏朗,眼帘半闭上扬。穿披天衣,胸前的璎珞装饰繁简得当,下面穿着长裙,典雅而古朴。身形似男性般健硕,线条刚劲有力,立体感十足。整体气质不失威严和庄重,折射出宋代的盛世气象。
日本木造像的特点
日本木造像受中国唐风的影响最大,从飞鸟时代也就是隋唐时期,日本本土的佛像艺术风格开始改变。政府积极地推行佛教政策,建造了许多寺院,制造了很多佛像,并且和中国、朝鲜重新进行交往,日本的文化史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纵观日本的木造像,脸部一般比较圆润,眉目细长,眉毛的线条直接连接着鼻梁,一直延伸到鼻尖,眼睛上眼帘呈弧形,下眼帘却是直线,嘴唇紧闭,给人一种很神秘很亲切的感觉,这种肃穆的风格一直延续到平安时代。到了平安时代,艺术风格较之飞鸟时代,又有了飞跃式发展。
平安时代是盛唐文化在日本的翻版,这个时期日本大肆兴建寺院、塑造佛像,且极力地想去模仿中国的造像。其实在早期的飞鸟时代,这一块模仿得还是比较到位的,但随着朝代更迭以及本土文化的日益融入,越到后期就越觉得这种模仿形似而神不似。较之中国造像,差异已变得十分明显。
日本当地造像就地取材,杉木和松木是常见材质,木质轻且木纹明显。底层多为暗红或发黑的大漆,外层的金漆则较中国浅薄。日本造像历代造型变化不大,这有赖于文化传统保存和传承得较好,没有出现过断层。
这尊释迦牟尼说法佛,螺发分布得很均匀,均匀刻板。而上图中国宋金时期的那尊释迦牟尼佛,螺发分布有错落感,显得自然又松弛。
细看,螺发的每一个形制都很小。刘海部位很整齐,过于规整,显得拘谨。开相五官的立体感不如中国的那尊宋金造像。眼睛半闭俯视,眉毛过渡到鼻梁像一条细线,并无太多的凹凸感。耳朵很单薄,耳廓较大。身体看起来体积不小,却显得有些单薄。线条浅显,力度欠缺,就像没有下工夫去雕的感觉,生怕将这尊佛像给雕坏了。下摆盘腿处的肌肉感也没有那么强烈。
这尊观音像头顶的发冠十分华丽,这是日本比较典型的发冠装饰。脸部方圆,眼眉处理得比较浅显,下巴较短,带有长长的耳廓。胸前是金属的璎珞装饰,中国菩萨像的璎珞一般就是用木材质雕刻,或是用漆线雕装饰。
比常见的日本其他菩萨像要健硕一些,但关节处的肌肉处理较生硬,手掌的比例偏小,雕刻偏秀气,缺乏饱满度和肉感,下盘腿的线条渐变不明显。侧面看立体感比较欠缺。
衣纹密集,看起来很流畅,但线条的刀法较浅,没有力度,线条走势繁复,没有层次节奏感。这种衣纹其实是在有意地模仿唐代的风格,但结果却是形似神异,让人感觉多了几分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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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的天王武将像,工艺都很复杂,对很多人来说很容易混淆,但其实并不难区分。两个地区的佛祖或菩萨这类题材,如果从气息来区分,似乎不那么明显,看起来都比较祥和安宁。而天王武将这类题材,气息上却有很大区别。
中国的天王或力士,就算是忿怒像也会带着克制和内敛,有着凛然的正气,气场是观者比较容易亲近的。日本往往是歇斯底里的,面部狰狞,从内到外的叫嚣让观者很难亲近,甚至油然而生恐惧感。
中国的天王护法一类,从唐宋到明清时期,相貌和装束都有很大的变化,每个时期的风格各有不同。日本由于文化没有断层,风格传承较为一致,变化不大。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明治时期的天王护法像,依然有我们唐朝时期的影子。
这尊吉美博物馆的日本毗沙门天像,戴头盔,双眼怒睁,有眼白,中国天王像则很少有塑造眼白的。鼻翼和鼻头宽大,外穿背心式盔甲,身形较长偏瘦削,盔甲上基本没有装饰。两手臂和两边衣袖的褶皱处理较为生硬,小腿处束腿的装饰也与中国的不同。立台的形制也是日本本土的雕刻手法。看它的漆质彩绘,图案很具有日本特色,但感觉着色的紧实度不够。
这尊与吉美博物馆的日本毗沙门天像都属于护法天王类,看上去就正气凛然些,少了眼白的处理,眼睛看上去炯炯有神。虎头和盔甲的层次显得错落有致,整体看起来更具流畅性。
(左右滑动)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护法天王像。
表情看起来都很威武,但又透着憨憨的正气。
看久了甚至会觉得他们很可爱。
明清时期,日本人登陆福建沿海一带进入内地。福建制作佛像的技术非常成熟,于是他们深入当地学习相关技艺,再带回国内,结合日本本土的审美和用漆用料,制作大量的佛造像,因此有些造像会与福建的造像很相似,但仔细看还是能进行区分。
这两尊同属于韦陀天王像,风格看似相近却截然不同。日本的韦陀像,双眼睁着看着前方,眼睛是相遇眼,眼神放空,鼻梁鼻翼宽大且扁塌,脸部骨骼凹凸夸张,这种开相的神情是日本造像最大的特点。两个地区开相神情不同,让整尊造像散发出来的气息大不相同。整体盔甲的形制和腰肩虎头的造型,包括上面的装饰与几何图形也大不相同。
中国的这尊黑漆韦陀像,是用很厚实的大漆罩住整尊造像,与木头浑然一体,是自然散发出的皮壳质感,而不是靠打磨产生的精细。
(左右滑动)明代福建赵公明像,怒像中透着股威严正气。
日本江户时代周仓像
这尊周仓像,仔细看帽冠的方块形制、眼神的放空和披肩下的花边风格,腹部红漆的卐字形、上半身的衣袍、带方块的腰带,尤其手握的关公大刀,都呈现出明显的日本造像特点。
总 结
虽然看似比中国更热衷于木材质,且日本古代木造像的存世量不少,整体来看,受唐风影响比较深的日本佛造像在极力模仿中国的同时,虽具备了自身特色,但整体的立体感、层次感和饱满度,都无法与中国古代木造像的水准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