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傅申先生在他和中田勇次郎合编的《欧美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在西方，中国书法是最后被认识和收藏的一种艺术。西方收藏家收藏中国文物和艺术品，首先是从器物开始，以后才逐渐扩展到绘画。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从莫高窟骗购走大量敦煌写本——现在英国收藏的绝大多数敦煌文书便是这次“考察”的结果——由此，西方收藏家才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书法。
西方收藏中国书法的历史如此之短，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语言的问题。书法是基于汉字基础之上的艺术，对西方学者而言，学习汉语已属不易，要研究篆书、隶书、草书就更是难上加难。但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并没有相对应的艺术形式。虽然今天英语中的“calligraphy”被译成“书法”，但这一“书法”在西方通常只被看成是一种技艺，从未像中国书法那样，被中国人认为是一种极为精致的艺术，享有很高的社会文化地位。不过，近数十年来，经过博物馆人员和学者们的努力，西方对中国书法的收藏和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欧洲，中国书法的私人收藏很少，而且所藏作品也多是晚期的书法。私人收藏主要集中在美国。第一个把收藏重心放到中国书法上的美国人是顾洛阜（John M. Crawford, Jr. 1913-1988）。他是一个文物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开始的几年主要收藏17至18世纪的瓷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收藏书法，是美国动手最早的大收藏家。
顾洛阜（John M. Crawford, Jr. 1913-1988）
当时中国文物价格较低，颇具经济实力的顾洛阜收入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作品，比如在中国书法史上极其重要的北宋黄庭坚的草书手卷《廉颇与蔺相如传》和北宋米芾的《吴江舟中诗》。他还收藏了相当数量的南宋皇帝的书法团扇。顾洛阜的收藏增长很快，不久就包括了从9世纪到18世纪各种形式的书法。中国艺术对他具有如此的魅力，以至于他停止收藏其他的艺术品，并认为自己“正在建立一个在西方收藏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收藏”。顾洛阜后将自己的书画收藏捐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的捐赠构成了该馆书法收藏的核心。
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残)局部，北宋 黄庭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吴江舟中诗卷》局部，北宋米芾，原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约翰·克劳弗德藏，现寄赠与梅多鲍利坦美术馆。
另一个美国重要的中国书法收藏家是约翰·艾略特（John B. Elloitt, 1928-1997）。他是一个银行家，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认识了方闻，方闻少年时曾在上海从晚清名书家李瑞清的侄子李健学书，他对艾略特的书法收藏很有影响。艾略特喜欢旅游，曾经到过远东，在日本和中国也受到过一些影响。
王羲之《行穰帖》（摹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米芾《留简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米芾《岁丰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米芾《逃暑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艾略特开始收藏的时间稍晚，大约在1964年、1965年左右，收藏的作品数量则比顾洛阜更多，并藏有西方唯一的唐摹本王羲之《行穰帖》。他的藏品还包括黄庭坚的行书杰作《赠张大同卷》，米芾的《留简》、《岁丰》、《逃暑》三帖，张即之的《金刚经》和赵孟頫的《妙严寺记》等中国书法史上的赫赫名迹。虽然艾略特谦虚地声称自己从未深入地研究过书法，但他对书法还是有相当的理解：
书法家用他们的手在一个长达三千年的传统的规范下创造出自己的诗篇。当凝视书法时，正如我观画时，我能感觉到一种当下的存在，一种从广阔而巨大的传统中生发出来的创造行动，一种对早已存在的古代艺术进行革新和建立个人风格的行动。
根据艾略特的遗嘱，他的收藏在他去世后捐给了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继续供学术研究和公众欣赏。
20世纪下半叶美国另一个重要的中国书法收藏家是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worth,1929- )。安思远是西方最大的文物商之一，很早就开始了收藏生涯。他到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师从王方宇。
安思远收藏了一些重要的碑帖和敦煌卷，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卷宋拓《淳化阁帖》，数年前，它们由上海博物馆购藏。他还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一个重要的19至20世纪的书法收藏。1982年，安思远在纽约主持了中国政府举办的晚期中国绘画的拍卖，这给了他一个大量收藏这一时期作品的机会。
他又一次绝佳的购藏机会是在中国政府决定维修琉璃厂时。当时，安思远对晚期中国书法的兴趣已在圈内闻名，所以中国政府请他出资修建一些琉璃厂重要的画廊时，他得到的回报是数量可观的19至20世纪的书法。安思远曾经多次向博物馆捐赠艺术品，1997年和1998年，他向佛利尔美术馆捐赠了中国近现代书法260件。
除此之外，在西方还有很多华人收藏家。抗战胜利后，有很多家境比较好的华人移居美国，他们将相当数量的书画作品带到美国。
王方宇（1913-1997）
安思远的老师和朋友王方宇就是一位重要的收藏家和知名学者。王方宇（1913-1997）193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教育系，1944年负笈美国。他不但在美国的汉语教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是国际公认的研究八大山人的权威。在张大千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八大山人书画私人收藏。王方宇去世后，他的后人将他收藏的八大山人绘画和书法精品捐赠佛利尔美术馆。
在老一辈的美籍华人中，不少人有家传的艺术品收藏，其中以晚清名宦翁同龢的五世孙翁万戈的收藏最为著名。翁万戈曾开玩笑地说，“尽管人们称我为收藏家，但我只藏不收。”这是因为翁氏家藏书画绝大部分来自翁同龢的旧藏。金石碑刻拓本和明清名家书法（包括文徵明、董其昌、黄道周、八大山人等的精品）构成翁氏书法收藏的主体，最早也最著名的墨迹则是唐人写《灵飞经》四十三行本。《灵飞经》四十三行墨迹本对研究唐代写经书法和明清的刻帖都极有价值。
近十余年来，在美国专门致力于收藏书法的藏家并不多，其中最活跃者是雅虎的创始人、前总裁杨致远先生。在杨致远先生的收藏中，较早的有元代的作品，但最为突出的还是明清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吴门书家和晚明清初诸大家的精品。
此外，还有王季迁、张充和、王南屏、林秀槐以及叶恭绰、叶公超家族等华人收藏家在西方致力于中国书法的收藏。
西方的很多博物馆都收藏了中国书法作品。在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写本部，藏有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购得的大量敦煌卷子，此外还有一些珍贵的唐代拓片，如欧阳询的《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英国）和柳公权楷书《金刚经》拓片（法国）等。但主要的书法收藏还是集中在美国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佛利尔美术馆、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耶鲁大学美术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等。
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
坐落在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由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捐赠，于1923年开放。1979年，傅申出任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资深馆员，开始系统地收藏中国书法。傅申本人也是书法家，早年在台湾师从张隆延、王壮为诸先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傅申返台任台湾大学教授后，张子宁出任中国艺术部馆员，并继续扩大书法的收藏。在他的努力下，不但王方宇旧藏的八大山人书法入藏佛利尔美术馆，安思远也捐赠了许多18至20世纪的中国书法。
当1915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远东艺术部（亦即今天的亚洲艺术部）时，该馆只有原先留下的一些亚洲艺术品。直至1970年，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的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s Dillon）决定有计划地发展亚洲艺术收藏后，该馆才开始全面地收藏亚洲艺术。由于有顾洛阜的书法收藏作为基础，大都会博物馆目前藏有很精彩的8世纪到18世纪的中国书法，包括翁万戈捐赠的《灵飞经》四十三行墨迹本。
我们很难统计在美国究竟有多少书法家。上世纪40年代以来，不断有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移居欧美的华人，其中不乏颇有书法造诣者。前面提到的八大山人专家王方宇先生是语文学家，他除了喜欢写曹全体的隶书外，还经常在书法中加入文字游戏的成分。
张充和（1914—2015）
今年已99岁高龄的张充和女士，童年时在吴昌硕的弟子朱谟钦先生的指导下学书，移居美国后，长期在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书法。张充和女士的书法清新高雅，近年来颇为国内的爱好者们所欣赏。此外，许多前辈学者，少年时都受过书法的训练。1938年在欧洲出版了《中国书法：它的美学和技法》一书的蒋彝先生，写得一手很有特点的行书。著名史学家杨联陞教授、房兆楹教授、周策纵教授、余英时教授等，书迹也都书卷气浓郁，格调气息远非时下的所谓书家可以匹敌。美国也有一些字写得很好，但又鲜为人知的书法家。笔者曾在张充和女士处见到她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任职时的同事李祁女士的小行书，写得十分娟秀。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有一些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来到美国，他们通过转换汉字书法而创作了一些当代艺术作品，如徐冰的方块英文书法、谷文达的《联合国》、《新译唐诗碑》等。这些作品是否可以被视为中国书法作品尚有讨论的空间，但是把中国书法作为创作资源却是无疑的。
徐冰的方块英文字母谷文达 《碑林-唐诗后译》 装置，1993-2005年
在西方的现当代艺术家中，向东方书法汲取养料的也颇有人在。在此，我还想花一些笔墨来介绍几位长期研习中国书法并在实践上取得成绩的非亚裔书法家。法国的柯迺柏先生（André Kneib）曾到中国留学，长期研究中国书法，并且多次在欧洲和中国举办书法展，可以说是欧洲目前最为活跃地从事书法创作、并积极地向民众推介书法的艺术家。他目前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和巴黎第四大学任教。
美国的年轻艺术家薄英（Ian Boyden）也曾经系统地学习过中国书法，他自觉地在自己的创作中，把中国书法和水墨画作为重要的艺术资源。薄英出生于一个艺术之家，曾师从华人教授朱继荣先生学书法，临写颜真卿《多宝塔》，以后又向张充和女士请教。大学毕业时，薄英到中国研修一年，在苏州大学的华人德教授指导下，从事中国碑刻的研究。获耶鲁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后，薄英担任惠特曼学院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策划了许多艺术展览（包括中国书法展），同时从事艺术创作。他的艺术创作汲取了许多中国书法篆刻和水墨画的元素，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成果。
1962年在纽约市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举办的顾洛阜收藏中国书画展，是美国公众对中国书法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正如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7-1988）在一篇为一般公众写的文章中，试图引导大众欣赏一种建筑在他们完全陌生的文字书写之上的艺术：
尽管我们大多数人没有中国鉴赏家那样的判断力和他们所熟悉的丰富文化寓意，书法并非深不可测。一个字或一组字中表现的对称或不对称的平衡感，流动，跌宕，庄重，雅致，以及对个性强烈的追求，这些都是20世纪中期的人们比上一代人更为欣赏的艺术特质。
虽说席克曼向人们暗示，书法可以作为一种抽象艺术来欣赏，人们也仰慕它，但它对美国人来说依然十分令人费解。艺术史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在讨论了同一展览的绘画作品后这样写道：“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对书法具有鉴赏能力，我们只是从门外来仰慕它。所以，如果我们知趣的话，就不会去区别它们的优劣以及对真伪做出肯定的判断。”
1971年秋，费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西方第一个重要的、纯粹的中国书法展。曾佑和负责挑选展品，她撰写的图录《中国书法》得到广泛关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带去了两本专门装帧的图录，作为礼品送给中国领导人。同时带去的礼品中还有曾佑和的一件书法。约翰·坎纳迪在为后来的纽约巡回展写的评论中，称其为“对书法一个经典性的阐述”，但评论家们似乎依然对中国书法感到相当困惑。而一个重要的艺术杂志发表的关于费城展的评论，看起来就像一则普通的报道，其中唯一具有评论性的观点也只是从蒋彝30年前撰写的《中国书法》中援引来的。
但是，在此后的几年中，艺术界对书法有了新的认识。正如韩文彬（Robert Harrist, Jr.）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时期的艺术史学界，形式主义的方法占居统治地位，这一方法“很适合于分析中国书法变化无穷的点画结构”。
与此同时，美国公众也越来越习惯抽象绘画中的笔墨。1974年，“文徵明的友人”展览在纽约华美协进社画廊举行，其中包括一些书法作品，大部分是顾洛阜的收藏。在一篇关于这个展览的评论中，我们已经看不到三年前的评论中那种探试性的语言：“一般说来，文徵明的行书点画清晰流转，既不瘦劲严整，也不沉重，点画总是在饱满与柔性弹力之间达到美妙的结合，运笔流畅、平和、优雅，绝无急促和杂乱之感。”
1977年，当时在耶鲁大学艺术史系任教的傅申策划了一个名为“笔有千秋业”的中国书法展。这一展览将重点放在法书的复本和伪迹的研究上，因此比起1971年的费城展更有学术性，它的展览图录至今仍然是西方学者和收藏家的重要参考书。展览期间，还举办了第一个中国书法国际研讨会，使书法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1995年，路思基金会主任路思客以美国公众更能接受的方式在纽约华美协进社画廊策划了一个题为“中国书法中的抽象与表现”的展览，展品全部是他本人的收藏。由于绝大多数的西方观众不懂中文，路思客从展品中选了一些字并放大，用西方观众熟悉的“几何构成”、“不均衡性”、“流动”、“韵律与即兴”等美学概念来解说。
得特别注意的是1996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的“中华瑰宝：台北故宫藏艺术珍品展”，展品多为清宫旧藏精品，所展书法虽然数量有限，但不乏赫赫名迹：孙过庭《书谱》、怀素《自序帖》、苏轼《寒食帖》、米芾《蜀素帖》等。在纽约展出后，“中华瑰宝展”又到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展出。展出期间，还出版了方闻、屈志仁等撰写的大型研究图录。
2012年秋天，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杨致远的收藏特展，出版了展览研究图录，可以说是近年来美国收藏和研究中国书法的盛事。
大型展览和著名收藏固然重要，但是它们并不能完全代表美国公众接受中国书法的程度。我们还应关注那些包括了书法的综合性中国艺术展和数量正在不断增加的小型中国书法展。在美国举办的当代中国书法篆刻展中，最早的是由徐燕生、于牧洋、白谦慎策划的1990年1月在罗格斯大学艺术学院画廊举办的“当代中国书法篆刻展”。由白谦慎策划、1992年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行的“方寸世界：中国篆刻艺术展”是西方第一个中国篆刻艺术展。
1935年，芝加哥大学出版了露西·德里斯科尔（Lucy Driscoll）和 Kenji Toda撰写的《中国书法》一书，全面介绍了中国书法艺术。在此之前，零星的章节也已经有了。1939年，蒋彝先生的《中国书法》最先在英国出版，通俗活泼、文笔流畅，数十年来一直被许多学校作为中国书法课的基本教材。
欧洲的中国书法研究，以德国为重镇。海德堡大学的雷德侯教授（Lothar Ledderose）对中国书法一直很重视。他的博士论文为《清代的篆书》，另一本重要的著作为《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雷德侯一些研究生也研究中国书法史，如劳悟达女士(Uta Lauer)就曾撰写研究元代书法的博士论文。雷德侯教授（Prof. Dr. Lothar Ledderose）, 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和东亚艺术史学家之一。
若干年前，中国台湾的戴丽卿小姐在德国以于右任先生的书法为题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柏林东亚博物馆的馆长魏志强（Willibald Veit）曾撰写《周秦汉印玺及其铭文》。在法国，已故华裔学者熊秉明先生有关于草圣张旭的法文专著，他的中文著作《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对传统书论进行分类，作了体系建构的工作，加上文字优美，和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文化热中的中国书学界十分合拍，发表后，在大陆书学界受到热烈欢迎。
瑞士学者毕来德（Jean Francois Billeter）的英文著作《中国的书写艺术》在介绍中国书法艺术时，把西方艺术作为参照，写得甚是生动，是一本很适宜于西方读者的书籍。目前，在欧洲最优秀的书法史研究者是意大利拿波里大学的毕罗教授（Pietro De Laurentis），他最近刚刚出版了关于唐代书论家孙过庭《书谱》的专著。
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大学完成的关于中国书法的博士论文有15篇左右，包括傅申《黄庭坚的书法及其赠张大同卷——一件流放中书写的杰作》、白谦慎《傅山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变迁》等。还有一些博士论文虽非专门讨论书法，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却是中国书法史上举足轻重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因此对研究书法史也很有价值，如金红男《周亮工及其〈读画录〉——十七世纪中国的赞助人、评论家与画家》、李慧闻（Celia Carrington Riely）《董其昌生平（1555—1636）：政治和艺术的交互影响》等，这样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还有几本研究中国书法的专著出版，包括石慢（Peter Sturman）的《米芾：北宋书法的风格与艺术》，倪雅梅（Amy McNair）的《心正笔正：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韩文彬的《摩崖：中国早期和中古时期石刻铭文研究》。此外，一些展览的研究图录也包含了研究书法的内容，如何惠鉴和史密斯（Judith G. Smith）合编的《董其昌的世纪》。
不过，在向西方民众介绍中国书法的过程中，通论式的著作功不可没。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蒋彝先生的《中国书法》，还有居住在纽约的张隆延先生和洋弟子米乐（Peter Miller）合作撰写的《中国书法四千年》。另外，居住在夏威夷的曾佑和女士在1993年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国书法史》。曾女士的视野开阔，在书中讨论了不少过去被人们忽略的与书法史相关的文化现象。
在推进西方的中国书法收藏与研究中，方闻教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退休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还长期兼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普林斯顿大学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是西方研究中国书法的中心。由于艾略特的书法收藏长期寄存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不但培养了西方最多的研究中国书法的博士，也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学者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书法。数年前，方闻教授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十分遗憾的是，他退休后，在美国的中国书法研究、收藏、展览都不如过去活跃了。
近年来，情况又因汉语教学的崛起发生了一定的改观。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也曾在《中国书法》发表的《我在美国教书法》一文中对中国书法走向世界发表了如下的看法：“以愚见，中国如不走向繁荣富强，中国书法走向世界在很长时间内将只会是人们嘴上的谈论和良好的愿望。”
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在西方大学中汉语教学迅速增长，许多汉语老师在教汉语的同时，也教写毛笔字。此外，为传播中国文化，近年来国家汉办在世界各地资助成立孔子学院。在许多孔子学院中，书法也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海外汉语教师的书法水平还有待提高，汉语教学在资源和师资整合方面也常常自成系统，使书法教育停留在一个很简单的层面。
只有当他们的书法水平提高了，理论和历史的知识增多了，才能更好地把中国书法的文化意蕴和精妙之处介绍给西方民众。否则，中国书法这门精致的艺术就会被等同于世界各地唐人街的狮子舞，仅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民俗，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最精致的那一部分就无法被展示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待于海内外的学者和艺术家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