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

唐朝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交往的盛期，与波斯的往来也十分频繁。然而，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所收集的详尽资料表明，波斯人入仕唐朝者，除《唐书·波斯传》所记之王族卑路斯及其子泥涅师师外，只有阿罗憾和李元谅二人而已[1]，既使加上五十年代西安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所记的苏谅[2]，比起印度、粟特以及海东诸国，也还是要少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波斯萨珊王朝在651年灭于新兴的阿拉伯王国,波斯与唐朝的交往虽然仍不断见诸汉文史籍，但这些波斯使者多是萨珊后裔或冒称使臣的商人，地位不够重要。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现存的史籍未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

一、新发现的波斯人李素及夫人卑失氏墓志

地不爱宝，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新史料不断出现。1980年1月，西安西北国棉四厂职工子弟学校操场出土了波斯人李素及其妻卑失氏的墓志，随即发表的发掘简报只就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做了简单的介绍，并刊出两方墓志的图版，但十分模糊[3]。事实上，这两方墓志为我们了解入仕唐朝的波斯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现将两志文转录于下[4]，再做讨论。


《李素墓志》

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

大唐故陇西郡李公墓志铭并序      乡贡进士王正拱撰并书

公讳素，字文贞，西国波斯人也。累缵贵裔，代袭弓裘，是谓深根固蒂，枝叶繁茂。公则本国王之甥也，荣贵相承，宠光照灼。祖益，初，天宝中，衔自君命，来通国好，承我帝泽，纳充质子，止卫中国，列在戎行。拜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右武卫将军赐紫金鱼袋，特赐姓李，封陇西郡，因以得姓也。

父志，皇任朝散大夫守广州别驾上柱国。公即别驾之长子也。公天假秀气，涧生奇质，得裨鼍之天文，究巫咸之艺业。握算枢密，审量权衡，四时不愆，二仪无忒。大历中，特奉诏旨，追赴阙庭，考试既多，人莫能测。三年在内，累授恩荣，蒙敕赐妻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兼赐庄宅、店铺，遂放还私第，与夫人同归于宅，仍令高品四人监临奏对，除翰林待诏。四朝供奉，五十余年，退食自公，恪勤无替。夫人有子三人，女一人。长子及女早岁沦亡。

至贞元六年，不幸夫人倾逝。仲子景侁，朝请大夫试太常卿上柱国守河中府散兵马使；季子景伏，朝散大夫试光禄卿晋州防御押衙。时遭祸罹，咸悉幼稚，涟涟泣血，不绝哀声，同顾悌之绝浆，得王褒之孝道。公愍念偏露，爱育无人，丧礼既终，再议婚娶。

以贞元八年，礼聘卑失氏，帝封为陇西郡夫人。有子四人，女二人。长子景亮，袭先君之艺业，能博学而攻文，身没之后，此乃继体。次子景弘，朝议郎试韩王府司马；少子景文，前太庙斋郎；幼子景度，前丰陵挽郎；长女礼适罗氏，更岁而丧；在室之女，因疾而亡。

呜呼!公往日历司天监，转汾、晋二州长史，出入丹墀，栖翔凤馆，曾无疾疹，暴起祸飞，天灾流行，掩钟斯衅，国丧其宝，人之云亡。时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十二月十七日终于静恭里也，享年七十有四。虽身没之后，盛德犹归，上命宣传，赈赉缯帛。帝泽不易，恩渥弥深，遂召子景亮，诘问玄微，对扬无玷，擢升禄秩，以续阙如，起服拜翰林待诏襄州南漳县尉。再立门庭之贵，复登禁掖之荣，冠盖联绵，形影相吊。

陇西郡夫人与长子景侁等每议安厝，无不流涕呜咽。告子卜择，龟筮叶从，罄家有无，以营迁殡。今于万年县浐川乡尚傅村观台里，用置茔垄。时元和十四年己亥岁五月戊寅朔十七日甲午迁葬于此，礼也。

故刻石为纪，显彰厥德。铭曰：卓哉李公，天降其聪。涧生秀才，人莫之同。家本西域，身荣汉宗。恪勤荐职，惟公奉忠。其一。鉴烛非愆，辩明不忒。二仪道远，三光莫测。人岂知之，公为自得。四朝供奉，一门授职。荣贵及时，用光家国。其二。魂归圹宅，魄散青天。丘坟映日，松檟生烟。设陈尸位，号诉于筵。玄堂既掩，刊石留年。其三。

《李素夫人卑失氏墓志》

大唐故陇西郡君夫人墓志铭
大唐故陇西郡君卑失氏夫人神道墓志铭     前常州义兴县丞李元古撰

曰夫珠光者，可以外明于物；玉闰者，然滋于川原。太夫人族望平卢，家以邠上，鼎盖轩冕，皆累朝勋，俸受恩荣，远近皆仰。曾祖皇朝任右骁卫将军昂之后矣，匡时定难，文武简生，桂林一枝，德扬京国。祖皇朝任特进守左羽林大将军讳卓。

父皇朝任开府仪同三司守朔方节度衙前兵马使御史中丞嗣先。皆承邦家重委，以安中外。夫人德风播扬，累世门阀，剑履相次，恭侍母仪，威容自鲜，丽质殊异。既礼君子，俄深岁年。夫皇朝授开府仪同三司行司天监兼晋州长史翰林待诏上柱国开国公食邑一千户李素，上明万象之总源，中为五百之简生，名烈朝刚，声振寰宇。

长男右神策军散兵马使兼正将检校太子詹事景位，次男前晋州防御押衙景复，次男宣德郎起复守右威卫长史翰林待诏赐绯鱼袋景亮，次男前威远军押衙景直，次男前乡贡明经景文，次男太庙斋郎景度，是以家族庆贵，京国连芳。夫人月桂香吐，凤林早春，夙彰节义之德，方期荣侍之崇，何穹苍而不祐，奄从凶咎之殃。

夫薨于元和之末十有二祀季冬之月，首尾六载，不期忽降舜华之美，夜月亏轮，鸾鹤移迹，长庆二年十二月廿八日奄锺斯祸。男等哀哭攀恋，擗踊无告。至长庆三年四月十三日，安厝于万年县浐川乡上傅村观台里，袝旧茔矣。用显风仪，以申往惠，刻石陈记，扬于后世。铭曰：

贤哉令母，容质芳著。内以恩布，外以义取。敬爱有则，礼数合度。显德既彰，祸兮何伤。鸾鹤斯逝，冥魂夜长。至哀志想，有深仪像。刻石陈记，陪增惨怆。千秋不移，恋兮何望。
   
长庆三年岁在癸卯四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记。

二、李素先人的来历

志文说李素是波斯王的外甥，天宝年间（742—756），其祖父李益奉波斯王命，来唐朝出使，因充质子，授右武卫将军，在长安宿卫。检《册府元龟》卷九七一所记天宝四载至十载的六次波斯遣使记载，没有李益之名，也没有纳质子的记录[5]。事实上，天宝时波斯已是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份，虽有时拥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不可能有自立的国王遣使入唐。

所谓李益奉命来朝，差充质子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从另一个角度讲，按唐朝的制度，都是番王之子在唐朝充为质子[6]，那么，李素不应是国王之甥，而应是国王之胤。可见，李素后人在请人撰写墓志时，力图把本姓与波斯王家联系在一起，但不小心露了马脚。

李素卒于元和十二年（817），享年七十四岁，则生于天宝二年（741）。从其祖、父两代人的汉化姓名来看，这个波斯家族应当从更早的时期就来到中国了。我们知道萨珊波斯王朝破灭时，国王卑路斯及其子都逃到中国，随行的当有不少波斯王室、后族及其他贵族，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仪凤二年（677）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礼泉坊所建的波斯胡寺，即因其王后信景教而为景教寺院，不是一般人所以为的祆寺[7]。

卑路斯客死唐朝长安，其王后亦应死于中国。若说李素出自这个波斯王后一族，倒是有可能的。从唐初以来，唐朝就把大量外国质子和滞留不归的使臣隶属于中央的十六卫大将军，宿卫京师，李益大概就是属于这类的波斯人。志文记李益子李志任唐朝的朝散大夫守广州别驾上柱国，时间据其父天宝中任职和其子李素的年龄推测，当在肃宗或代宗时期（756—779年）。广州为中都督府，开元时有户六万四千二百五十，从至德二载（757）始，又是岭南五府经略节度使的治所[8]。别驾是仅次于都督的地方长官，可见李志所任职掌的重要性。

据考古发现的金银器、钱币、铭文资料和文献记载，学者们已经指出，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从南朝到隋唐五代，与波斯地区保持着海上的交往，同时也有不少入华的波斯人后来从北方南下岭南地区，其中尤以景教徒在岭南的活动备受瞩目[9]。李素墓志的发现，为前人的论说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广州是波斯等国商胡从海上进入中国的门户，又是由海陆两道进入中国的商胡、使者、传教士离华的口岸，因之聚居了大量的外国侨民。唐中央朝廷任命李志这样一位波斯人来作广州别驾，显然是为了便于对当地业已存在的大批胡人进行统治。而且我们也可以据此事推测，波斯人在这些胡人中应当占据相当的比重。

三、李素任职司天台与希腊波斯系天文著作的翻译

李素是李志的长子，他在大历中（766—779）被召到京师长安之前，应一直随父在广州生活。墓志说他年青时的学习情况和特长是：“公天假秀气，涧生奇质，得裨鼍之天文，究巫咸之艺业。握算枢密，审量权衡，四时不愆，二仪无忒。”表明他在天文历算等方面有着特别的才能，因此才被召到京师，任司天台的官员。唐朝两京人材济济，为何要不远万里地从广州徵集一个番人呢？

显然，李素所学的天文历算之学，不是中国传统的一套，而是另有新意，否则唐中央朝廷似不会如此远求贤才。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执掌司天台的印度籍司天监瞿昙譔于大历十一年（776）去世[10]，需要新的人才补充其间。

李素的波斯人背景，使我们联想到以下人们所熟知的史实。《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谏诤部直谏一三记载[11]：

柳泽开元二年（714）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泽上书谏曰：“臣闻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知见欲而心乱矣。窃见庆立等雕镌诡物，制造奇器，用浮巧为珍玩，以谲怪为异宝，乃理国之所巨蠹, 圣王之所严罚，紊乱圣谋，汩斁彝典。……”

佐伯好郎已经详细论证了这里的及烈，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提到的“及烈（Gabriel）”[12]。碑云：“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谤于西镐。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纲，俱维绝纽。”这是说在武则天上台后，佛教徒在东西两京势力强盛，景教徒备受欺辱，于是景教教团派罗含、及烈从西方前往中原，挽救景教的颓势。

其名还见载于《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二：“开元二十年（732）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蜜与大德僧及烈来朝，授首领为果毅，赐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疋，放还。”[13]这里的波斯王似是冒称，因为大德及烈原本就在唐朝的岭南，为了其他什么缘故，在开元二十年，他又与大首领潘那蜜等来到京城长安，这必然壮大了景教声势[14]。

学者们也已经指出，波斯景教僧继承了经阿拉伯和叙利亚地区而传来的希腊文化，如天文学、医学等，并善长于机械制造。开元二年景教僧及烈与唐朝驻广州的市舶使周庆立一起制造“奇器异巧”，即被看作是与明末利玛窦（Matteo Ricci）携带着天文仪器而传教相类的作法[15]。及烈等人的行动，受到了唐朝派到岭南的殿中侍御史的弹劾，但及烈此后还充使到了长安，可见这些仪器是唐朝所需要的。

此事发生在李素出生以前，但说明了广州一带是波斯人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一个基地，开元以后，恐怕这个传统还存在，同是波斯人的李素自当受其影响。

大历中，李素因对天文星历之学的专长而被征召入京，任职于司天台[16]，前后共五十余年，经历了代、德、顺、宪四朝皇帝，最终以“行司天监兼晋州长史翰林待诏”的身份，于元和十二年（817）去世。

李素以波斯人后裔的出身，最终成为唐朝掌管天文历算的最高机构司天台的首脑，有如开元时期从印度来华的瞿昙悉达、瞿昙譔父子一样，其于天文历算之学或波斯系统的天文历算之学的传入中国一定有所贡献，惜墓志文字重在历官，而略于行事，故不得其详，但发生在他执掌司天监时的一件事，值得重新讨论。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丙部历算类著录[17]：

《都利聿斯经》二卷　贞元中（785—805），都利术士李弥乾传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译其文。
陈辅《聿斯四门经》一卷。

而《通志》卷六八则云[18]：

《都利聿斯经》二卷　本梵书五卷，唐贞元初有都利术士李弥乾将至京师，推十一星行历，知人命贵贱。
《新修聿斯四门经》,唐待诏陈辅重修。

晚唐到宋代以“都利”、“聿斯”为名的书还有一些，但都是由上述两种发展而来的，此不赘述[19]。

关于《都利聿斯经》和《聿斯四门经》的来源，迄今尚无一致的看法。早年，沙畹和伯希和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时涉及到这些经典，他们认为《都利经》和《聿斯经》来自中亚，而《四门经》来自北印度，因为印度之二十八宿分为四门[20]。石田干之助在《〈都利聿斯经〉及其佚文》中，收集了中、日文献中的大量零散记载，认为是混有伊朗文化因素的佛教天文学著作[21]。

薮内清认为《四门经》可能与托勒密的Tetrabiblos一书有关，因为两个书名的意思都是“由四部书组成的著作”[22]。但他的说法没有引起史学界的注意。饶宗颐《论七曜与十一曜》，由敦煌写本P.4071宋开宝七年（974）康遵批命课所引《聿斯经》佚文展开讨论，他检出明初宋濂所著《禄命辨》的说法，认为“都利”即《汉书　陈汤传》的都赖水，今塔拉斯河（Talas），其地在康居，而康遵正是出自撒马尔干的康国粟特人，因此以为《聿斯经》出自西域，换言之即粟特[23]。

姜伯勤《敦煌与波斯》一文，引述中古波斯巴列维语所写《班达希申》（Bundahishn）中关于世界星占的说法，对比敦煌写本《康遵批命课》所引佚文的相近之处，认为《都利聿斯经》是波斯占星术，经西印度、中亚粟特地区，而传到敦煌、灵州等地[24]。

同时，矢野道雄《关于唐代的托勒密著作》一文，在薮内清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而认为“都利聿斯”实即“托勒密”（巴列维文PTLMYWŠ或PTLMYWS，叙利亚文P-Ṭ-L-M-W-S，阿拉伯文B-Ṭ-L-M-Y-W-S）的音译，而《四门经》可能是托勒密的天文著作Tetrabiblos[25]。

学术上的疑难越辨越明，《都利聿斯经》和《四门经》的考释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姜伯勤先生找到的内证和矢野道雄氏绝妙的对音和释义，使我们可以把他们各自独立地得出的结论综合起来。《都利聿斯经》和《四门经》源出希腊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经过波斯人的转译和改编，向东传播，其中有传到西印度的文本，经过某些改造，最后在贞元初年由李弥乾带到中国。

李弥乾其人，宋濂《禄命辨》说他是婆罗门伎士，自不待辩。石田干之助注意到唐朝入华波斯人多姓李氏，他举出随日本天平八年（736）遣唐副使中臣名代赴日的波斯人李密翳、唐末入楚的波斯人李珣及弟李玹，因而臆测李弥乾或许也是波斯人[26]。其说至当，对此还可以补充敬宗时献沉香亭子材的“波斯贾人李苏沙”[27]。李素墓志的发现，更加强了入唐波斯人多以李为姓的认识，也就更加重了李弥乾为波斯人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李弥乾在李素任职司天台时，把波斯天文学著作《都利聿斯经》带来，并由璩公译出，似乎不是偶然的，这很可能象瞿昙悉达任太史监时译出印度《九执历》一样，李素任职司天台时，也理所当然地会协助自己的同把源出家乡的天文学著作转译出来。另一位重修《聿斯四门经》的陈辅，则很可能在同一时间内与李素同任翰林待诏，因此得予其事。

李素事迹的揭示，使我们条理出唐朝与波斯天文历算之学交往的脉络，并澄清了一些史实。托勒密天文学著作由希腊经波斯、印度而进入中国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在中西交通史上大书特书的事情。

四、李素诸子的入仕唐朝

李素先娶王氏，生子二人，名景侁（又名位）、景伏（又名复）。王氏去世后，于贞元八年（792）续娶卑失氏，生子四人，名景亮、景弘（又名直）、景文、景度。王氏曾受封为太原郡夫人，但她未必是太原郡出身。卑失氏墓志称“族望平卢，家以（于）邠上”，平卢原在营州，后徙青州，邠上应即关内道的邠州地区，但从她的姓来看，应系漠北突厥部族入居关内者。

1983年西安西郊枣园村发现“唐特进右卫大将军雁门郡开国公”俾失十囊墓，志文说墓主人“亲连右地，禀天山之灵；予族左贤，含沮泽之气”[28]，“左贤”、“右地”都是匈奴的代称，在唐朝借指突厥或回鹘。俾失十囊应是从漠北入唐的突厥系蕃族，后家于长安礼泉里，开元二十五年（737）卒[29]。卑失即俾失，可见李素的续娶，是蕃人间的内部通婚。据此推测，李素的第一位夫人王氏，或许也是蕃族。

不论李素夫妇在婚姻上如何保持原来蕃人的习俗，他们的儿子们却都已完全进入中国社会，在唐朝各级衙门中供职。《李素志》和《卑失氏志》对他们都有所记载，但因为两志产生的年份相差数年，故此个别人的地位有所变动。

李景侁或李景位，《李素志》说他任河中府散兵马使，《卑失氏志》作神策军散兵马使兼正将。河中府为河东道首府，原为蒲州，开元九年改为河中府。或许李景侁先在河中府任职，后改隶神策军。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记载，唐朝在贞元三年（787）有一次检括西域胡客的举措，目的是把原由鸿胪寺供给而已在长安有田宅者停其给，使之分隶于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30]。

依李素的生年和其续娶卑失氏的年份，李景侁任神策军散兵马使的时间可大体上推测在贞元三年以后，而他家正好曾被敕赐庄宅店铺，则他也可能是被作为波斯王子或使者的后人而受封此职的。

李景伏或李景复，任晋州防御押衙。晋州在河东道，隶属于河中府，李景伏任此职显然和他父兄都在这两地任过职有关。

李景亮“袭先君之艺业，能博学而攻文，身没之后，此乃继体”，“起服拜翰林待诏襄州南漳县尉”（《李素志》），是诸子中唯一继承父业的人。襄州在山南道，《卑失氏志》说他任“宣德郎起复守右威卫长史翰林待诏赐绯鱼袋”，表明他后来回到京城，在右威卫任长史，但不知他以后的情形如何。

李景弘或李景直，《李素志》说他任“朝议郎试韩王府司马”，《卑失氏志》则说他是“前威远军押衙”。《旧唐书》卷一一六《肃宗代宗诸子传》记：“韩王迥，代宗第七子。以母宠，既生而受封，虽冲幼，恩在郑王之亚。宝应元年（762），封韩王。贞元十二年（796）薨，时年四十七。”[31]知李景弘在韩王府任职，时在宝应元年到贞元十二年间，此后大概转为威远军押衙。

李景文先为“太庙斋郎”（《李素志》），后为乡贡明经（《卑失氏志》）。作为唐朝皇家太庙里的斋郎，李景文已经进入唐朝皇家礼仪的核心部分，而其后来成为乡贡明经，表明这个家庭的波斯人后裔已经完全汉化。

李景度，《李素志》说他是丰陵挽郎，《卑失氏志》已成为太庙斋郎。丰陵是唐顺宗李诵的陵墓，805年入葬，则李景度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在丰陵任挽郎，也是唐朝礼制中的角色。在长庆三年（823）其母去世时，已转为太庙斋郎了。

因为李素一家在长安生活了数十年，诸子也都在长安或附近的关内道和河东道任职，一步步地走向汉化，其子从武职军将渐渐转为唐朝礼仪中的角色，甚至成为乡贡明经，正是这种逐渐汉化的表征。

五、李素与长安景教

在李素诸子的名字中，都有一个至堪注意的“景”字，这固然是按照汉人的排行方式来起名，但选用“景”字而不用其他，似非偶然。“景”字是景教最常用的字，以《景教碑》为例，“教称景教；教会称景门；教堂称景寺；教主曰景尊，又曰景日；教规曰景法；其传播曰景风；其作用曰景力，曰景福，曰景命；教徒曰景众；教士曰景士；僧之命名者有景净、景福、景通等。”[32]上文我们谈到，李素的天文星历方面的知识，很可能是从广州的景教僧侣那里学来的。

而在他主持下翻译的《四门经》，又见于敦煌发现的景教写卷《尊经》所列的景教经典目录当中。这批景教经典是大秦寺景教高僧景净在建中、贞元年间所译，正好也就是李素组织翻译《聿斯四门经》的同时。因此，虽然由于经本已佚，目前我们不敢说两者就是一本书，但可以肯定两者之间一定有关[33]。如果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来看，李素诸子以“景”字命名，或许暗示着这个家族固有的景教信仰。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局部）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建立于“大唐建中二年（781）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地点当在长安义宁坊大秦寺[34]，其时李素一家正在长安居住，李素在司天台任职。虽然说天宝四载唐朝得知景教来自大秦，但从《景教碑》所列叙利亚文景教徒众的名称来看，其时长安的景教徒主要是波斯人[35]，这是阿罗本、潘那蜜、及烈以来直到景净的长安景教教团的传统[36]。

如果我们说李素信奉景教的话，他不应当不参予像建立《景教碑》这样一件入唐景教徒有史以来最大的事，即为本教树立丰碑。碑文“大耀森文”源出波斯语[37]，已透露了参予其事者有懂波斯历法的人在。

细审碑文，我们惊喜地发现，李素字文贞的“字”，就镌刻在《景教碑》侧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书写的僧侣名单左侧第三栏，作“Luka（路加）/僧文贞”[38]。从李素的年代和事迹来看，把两处的“文贞”勘同为一人是没有任何障碍的，而且景教僧侣可以娶妻生子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识[39]。

自明天启三年（1623）《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发现已来，迄今已三百多年，有关的研究论著数量惊人，但限于史料，多年来进步不大。《李素墓志》的发现和其名文贞在《景教碑》中的再发现，必将有助于我们对《景教碑》的进一步研究[40]。

《李素墓志》和《卑失氏墓志》的发现，使我们比较完整地看到一个波斯家族在唐朝的生活仕宦情形，特别是天宝以后波斯人的入仕唐朝，此前未见记载，所以更加显得珍贵。而李文贞其名在《景教碑》上的发现，使我们加深了波斯人之信奉景教，以及景教与波斯天文历法的联系等方面的认识，也为重新论证《景教碑》的真实性及其历史内涵提供了新的出发点。

[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8年，126页。

[2]关于马氏墓志的讨论，见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年第9期；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W. Sundermann und T. Thilo, “Zurmittel persisch chine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 fur Orient forschung, XI.3, 1966; J. Harmatta, “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anian Relation”, La Persia nel medioevo, Roma, 1971; H. Humbach und Wang Shiping（王世平）, “Die Pahlavi-chinesische bilingue von Xi'an”, Acta Iranica, 28, 1988; 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3]陈国英《西安东郊三座唐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25—31页。

[4]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4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79、87页；同书北大卷第1册，41页；《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4册，46页。录文见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039—2040，2072—2073页。周编所据拓本欠佳，录文有些缺误，本文据图版重录。录文又见《全唐文补遗》第3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179、186页。

[5]李健超和笔者最初发表本问时都把其名读作“李益初”，本文修订时据朱玉麒君的意见，读作“李益”。然李健超先生检索时，当然是用李益初的名字，见《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西域人》，《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58页。参看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151页，靖恭坊条。不过，笔者重检《册府元龟》，也不见“李益”的名字。

[6]参看Liean-sheng Yang, “Hostages i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43-57; 张荣芳译《国史上的人质》，载杨联陞《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109—126页。

[7]D. D. Leslie, “Persian Temples in T'ang China”, Monumenta Serica, 35, 1981-83, p.286.

[8]《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唐会要》卷七八。

[9]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71—96页；Lo Hsiang-lin, “Spread of Nestorianism in Kwangtung Province in the Tang Era”，《珠海学报》第8期，1975年，218—231页；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21—33页；王承文《唐代岭南的波斯人与波斯文化》，《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1辑，广州广东人民初版社，1992年，68—82页；Yoshida Yutaka, “Additional Notes on Sims-Williams’ Article on 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 Cina e Iran.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ed.A.Cadonna e L.Lanciotti, Firenze , 1996, pp.73-75; 刘健明《从对外贸易看唐代岭南发展的特点》，《岭南文化新探究论文集》，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1996年，237—250页。

[10]参看晁华山《唐代天文学家瞿昙譔墓的发现》，《文物》1978年第10期，49—51页；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下，1791页。

[11]《宋本册府元龟》，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1490页；参看中华书局影印明本， 6547—6548页。参看《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74页；《唐会要》卷六二谏诤；《新唐书》卷一一二《柳泽传》。

[12]P. 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37, pp.93-94.

[13]《宋本册府元龟》第4册，3878页；明本第12册，11454页。

[14]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71页。同书156页及罗香林均认为《景教碑》中的罗含，即卒于景云元年（710）的波斯国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阿罗憾，见《唐元二代之景教》62页。此说尚难定论，有关阿罗憾的最新讨论，见A. Forte, “On the So-called Abraham from Persia.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 ,by P. Pelliot, Kyoto & Paris, 1996, pp.375-428.

[15]桑原骘藏《蒲寿庚考》汉译本，中华书局，1954年，9页。

[16]司天台原名太史局，隶秘书省，景龙二年（708）独立，乾元元年（758）改名司天台。详参《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司天台条。

[17]中华书局标点本，1548页。

[18]中华书局影印《十通》本第1册，1987年，志801页。

[19]同上，志801页。

[20]E. Chavannes & P. Pelliot, “Un traite manicheen retrouve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XI ser., I, 1913, pp.168-170. 冯承钧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56页。

[21]参看石田干之助《〈都利聿斯经〉及其佚文》，《羽田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史论丛》，京都，1950年；收入作者《东亚文化史丛考》，东京东洋文库，1973年，689—706页。

[22]薮内清《中国の天文历法》，东京，1969年，186—191页。

[23]《选堂集林·史林》中，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771—793页。

[24]姜伯勤《敦煌与波斯》，《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3—15页；同作者《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59—63页。按江晓原仍指《聿斯经》为印度星占学，但未提出新的证据，见所撰《六朝隋唐传入中土之印度天学》，《汉学研究》第10卷第2期，1992年，270—272页；又载所著《天学真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353—355页。

[25]Michio Yano, “A Note on Ptolemy in China”, 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Asie Centrale.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Japonais Kyoto 4-8 octobre 1988, ed. Akira Haneda, Kyoto, 1990, pp.217-220.

[26]石田干之助《都利聿斯经及其佚文》，《东亚文化史丛考》，699页。

[27]《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汉传》，4453页；《资治通鉴》卷二四三，长庆四年九月丁未条，中华书局标点本，7839页。

[28]李域铮《西安西郊唐俾失十囊墓清理简报》，《文博》1985年第4期。

[29]参看李健超《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西域人》，《西北历史研究》1988年号，65页。

[30]中华书局标点本，7492—7493页。

[31]中华书局标点本，3392—3393页。

[32]朱谦之《中国景教》，130页。

[33]石田干之助《都利聿斯经及其佚文》，《东亚文化史丛考》，697页；朱谦之《中国景教》，114页。

[34]关于景教碑的出土地,有长安说和盩厔说，参看朱谦之《中国景教》78—81页的概述。此处用洪业说，见所撰《驳景教碑出土于盩厔说》，《史学年报》第1卷第4期，1932年，1—12页。较新的讨论还有李弘祺《景教碑出土时地的几个问题》，《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中国史新论》，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547—574页；林悟殊《盩厔大秦寺为唐代景寺质疑》，《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

[35]Cf. P. Pelliot, Recherches sur les Chre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eme-Orient, II.1: La Stele de Si-Ngan-Fou （Paris 1984）中有关叙利亚人名的波斯语还原。

[36]阿罗本之为波斯人见《唐会要》卷四九,潘那蜜和及烈见上引《册府元龟》卷九七五,景净见《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七《般若三藏续翻译经记》。

[37]P. 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 s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37, pp.45-46页。

[38]较清晰的图版见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东京，1935年，577页，第22图，参看603页及朱谦之《中国景教》162，228页。

[39]朱谦之《中国景教》，134—135页，140页。

[40]陈怀宇认为，《景教碑》右侧第二栏所列之“Jesudad/景福”，或即李素次子景伏，又作景复，字本不定，“福”、“伏”音同。景伏为李素前妻王氏所生，王氏卒于贞元六年，故此年代也没有问题，只是两志均记景伏任晋州防御押衙，不知其时是否在长安。录此聊备一说，以待通人。

刊《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二集，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