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泰（Tonio Andrade），埃默里大学东亚系主任、教授。耶鲁大学博士，师承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欧洲史学家帕克（Geoffrey Parker），海外中国研究权威。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全球史以及殖民主义比较研究。对中国军事，尤其是热兵器（火铳、火炮、火枪等）有深入研究。著有《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

公元1280 年，一场爆炸让扬州举城皆惊。一位城中居民写道：“ 声音像火山爆发，像龙卷风吹来，全城震恐。”

冲击波，或时人所谓“ 炮风”，震得屋梁飞出3英里（约4.8 公里），屋瓦吹到30 英里（约48公里）之外。城中百姓最初以为是打仗了—他们数代就生活于战火之中，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场事故。扬州武库辞退了最有经验的一批火药技师，而初出茅庐的新人研磨硫黄时常常马虎大意。

火星不慎溅落，点燃了一些火枪，火枪如“ 受惊毒蛇”一样喷吐火舌，场面煞是好看，直到火焰引燃了火药。整个武库发生了爆炸。

一百名卫兵身亡， 尸骨无存。弹坑超过了10 英尺深。

爆炸发生时，欧洲人大多还不知火药为何物。

西方人对火药的第一条记述是学者罗吉尔·培根（1214—1292）所录，为爆炸发生的十多年前，而这种物质在欧洲战争中发挥重要用途就要到五十年之后了。

然而，在1280年，中国的那些居民，已经在火药时代生活了几个世纪。

多数人，包括专业的军事史家，都对早期的火药战争知之甚少，或根本就一无所知。我们爱把火药和欧洲联系在一起，欧洲人在1480年左右取得了火炮和火枪技术的领先也是千真万确。

但是，1480年距离火药发明已经过去了600年，距离第一件火器出现也过去了至少500 年。

火药从发明到发展为致命武器的过程是世界史上的关键部分。它令人着迷，也诡异非常。

早前的火器并不如我们所想—火炮、滑膛枪、迫击炮、手雷。它们怪异、丑陋，甚至可笑。想象一下“ 火禽”— 一包火药绑在一只鸟的身上。这种武器制作起来非常简单，如果不考虑它的精确性的话。

你点火，放鸟，把它赶到敌人的阵地，企图让它点着什么木质的东西。火牛也是一个道理。那场面自是惊心动魄，四蹄踏地如雷，烟火四射。

还有“飞鼠”，一种在地上翻滚蹦跳的喷火装置。（在一次表演中， 一个娱乐用的飞鼠跳上了皇后的大腿。）还有火箭驱动的滚木，在接触到敌军时放出飞鼠。

“ 火砖”可以投掷到敌船，然后放出“ 飞燕” 喷火，点燃船帆。

火葫芦可以发射火焰和毒气到40 英尺的空中，或射向敌军。还有一些名字很有杂耍意味的装置：“ 伏魔飞火棍”“ 火蒺藜”“ 万火飞沙魔弹”“ 大蜂巢”“ 烧天烈火弹”。这里的很多武器都代表了走不通的路。

翻阅1044 年的伟大军事典籍《武经总要》，我们仿佛看到了早期地质年代的化石层—各种生物与它们的现代形式都多少类似，只不过它们大部分都已经灭绝了。

火器也是这样。早期的大量试验最终会得到少量的强势定型—著名的炸弹和火枪。

这个过程用了250 年，从公元1000 年第一次火器战争开始，到大约1250 年，火药滚木（gunpowder logs）和火禽让位于初期的火枪。对这个演化过程的记载难得的清楚。

中国是地球上历史编纂最为悠久和连续的一支文明，它的文献使得我们可以把许多武器的源头追溯定位到50年或者20来年之间，对于中世纪时期的记载来说，这是相当精确的了。

我们有围城的记录、战斗的记录，有征调的记录、生产的记录，还有新式武器的部署、使用记录，最后提到的这个，有时是由被“ 铁火弹”“ 震天雷”等武器吓蒙的参练人记下的。

其他文明对实验的记载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火枪在中国出现后， 经历几代人的时间，突然在欧洲现身，但都没有像中国那样记录下诡异的实验以及早期的实验步骤（尽管欧洲人也做过火鸟的试验，后来是火猫）。

似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做，比如印度和伊斯兰世界。

学者提出，中国人在慢慢探索火药的各种可能性的时候，欧洲人真正掌握了这种新技术的用途。就连汉学家都这么认为。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完全开发出这项技能有许多技术难关，但是如果我们从火器演化的全球背景去看，中国人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这一速度完全可以和14—15世纪西方火枪的演化速度相比。

想想1127年到1279年，也就是南宋时期，人类经历了从使用最初级的火器，比如火药箭，到发展出一整套精密武器，比如火枪、各种原型枪的过程。在后一阶段的末尾，终于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枪。

算上之前的北宋（960—1127）—那时一件火器都没有，在宋朝统治的三个世纪里，人类在军事技术上取得了21 世纪前最为迅猛的发展。演化的速度当真惊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战争从中国宋朝开始。我们将其与现代相联系的其他很多事物也出现于宋朝。

宋朝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据宋史专家迪特·库恩（Dieter Kuhn）说，宋朝是“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 表现出“现代资本主义启蒙最为显著的特征”。

这或许过誉，但毫无疑问的是，宋朝在技术、经济、科学、文化方面都是历史上的巅峰时代。

中国的历史学家已经表明，直到18世纪晚期，城市中心居民最多的一个时代就是宋朝，宋朝的城市化率至少达到了10%，欧洲社会在1800 年左右才达到这个比例。当时欧洲最大的几个城市，人口都在10万左右.塞维利亚15万，巴黎11万，威尼斯7万，伦敦4 万。而那时宋朝都城开封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

南宋在杭州建都时，杭州的人口也非常稠密，超过了100 万（有估算达到了250 万），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城市。马可·波罗大惊失色，游遍全球的著名摩洛哥冒险家伊本·白图泰则称杭州是“地球表面上我见过的最大的城市”。

连接中国那些繁华都市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交通网，在中国广袤的平原（Great China Plain）上建起了“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贸易区”。

这一交通体系为历史学家所谓的宋朝“ 经济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有的学者干脆将之称为“ 工业革命”。

那场经济奇迹的核心是先进的金融体系。纸币由唐朝的商人活动演变而来，宋朝政府将之官方化， 印行了几百万张颜色、纹样复杂的防伪纸钞。

宋朝的子民可以用钞票买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商品和服务。据估算，宋朝在1100 年左右的铁产量几可匹敌600 年后整个欧洲的产量。

这种铁是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炼制出的，使用了煤炭和焦炭， 或者精煤，这是欧洲几个世纪后工业炼铁的标志性特色。

庞大的宋朝制铁工坊雇用了上千工人，他们操作鼓风机，为炉膛持续供氧，比同时代的欧洲设备高明万倍。

纺织业同样如此。宋朝的发展遥遥领先于中世纪欧洲，甚至近代欧洲。复杂的纺织机机括精巧。

一位中国发明家描述了纺纱机如何“ 在数日之内纺纱一百斤，如果用上水力，更能超速完成”。欧洲人只有到18 世纪才有了相当的机器。

宋朝制造力强悍之名广为流传。

一位波斯学者在1115 年左右写道：“ 中国人手工制造最为精熟。其他国家难望其项背。（东罗马帝国）罗马人也算（技术）超卓，但他们还是不能和中国人比。后者说天下人都是手工业的盲人，只有罗马人还剩了一只眼，言下之意他们只有自己一半的水平。”

宋朝的丝绸、瓷器和手工艺品冠绝全球，宋朝海员驾大船出中国海，经马六甲，穿印度洋，把这些货物运到印度和中东。这项贸易规模惊人，有时，政府从海上贸易获得的税费收入可占到财政总收入的20%。

一位宋朝皇帝说：“ 海上商业利益丰厚。如果妥善经营利润可达百万，这不是比收税更好吗？”

宋朝的船只已经有了水密舱体、豪华客舱、救生船，以及精密的舵锚操作系统。他们航船靠的是磁针罗盘，这是宋朝众多发明、发现中的一个。

除了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总结的现代化的三大基础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宋朝人处于领先地位的还有解剖学、树龄测定、雨雪测量，圆盘环切（rotary cutting discs），对磁偏角、热剩磁、磁疗、地形图的知识，所有数学上的新知（包括高效的代数计算法、二项式系数的帕斯卡三角形），蒸汽杀菌，（对酒）高温消毒， 人工培育珍珠，水下打捞，包括缫丝机在内的一切丝加工设备，多纺锤捻丝机，天花疫苗接种等。

他们发现了尿液内源性类固醇，使用牙刷和牙膏，用铁湿法炼铜，掌握了链式传动，还懂得暗房现象，并制造了新式的机械钟。

宋朝的军事技术也很先进。不提火器，宋朝及其邻国的发明者还制造并改进了远距离弓弩、新型的速射弩盒、巨大有力的炮弩（artillery crossbows）、双活塞压力火焰喷射器，还改进了锻造剑、矛和盔甲的技术。

宋朝人甚至在生理上就先世界一步进入了现代。宋朝人的下颌— 至少是一些地位高的个体—显示了人体学家称为“现代覆咬合” 的特征。

在人类的整个史前时代和大部分人类历史中，人类的上下门牙都对得端端正正，这样才能咬紧食物。而当人类开始用工具把食物分成小块之后，他们的下颌就发生了演化，上门牙会突出于下门牙。

欧洲人大概在18世纪有了这个改变，因为刀叉成了餐桌上的常客。

但是，人类学家查尔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说：“ 现代餐桌礼仪至少要从宋朝开始……最后，和西方的叉子一样，筷子成为标志，标志着进食习惯的改变，从而演化出覆咬合的特征。”

在如此多的方方面面，宋朝都处于先进，特别是以中世纪欧洲的标准来看，更是如此。

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即便作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宋朝也没有在东亚称霸。

宋之前的朝代，比如汉（公元前206 年—公元220 年）、唐（618—907），登上了无可置疑的权势巅峰，宋的后来者，比如明（1368—1644）、清（1644—1911）也一统天下，威震四邻。但宋朝作为国家却往往军事失利，败多胜少，被迫缔结不少城下之盟。

这个悖论让学者们疑惑不解，他们认为这是“ 困扰宋朝三个世纪之怪现象”。

历史学家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强调宋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作用。在儒家的影响下，宋人重文不重武。

学者认为，在宋朝，儒家倡导文（文字、文化、文明），贬低武力，信奉君主和大臣以德行就能垂拱而治，诉诸武力是野蛮和不文明的做法。假使宋人对战争加以应有的重视，它便能当之无愧地成为东亚霸主。

但是，近期研究宋朝的著作表明，宋朝并没有忽视战争，且重视程度并不弱于上文的建议。王元康写道：“ 在考虑是否动武时，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实力对比，而不是文化上对战争的厌恶。”

与此类似， 唐·维亚特（Don Wyatt）写道，在宋朝，“ 中国人用尽一切办法维护国家在地域上的统一”，“ 诉诸战争的倾向丝毫不逊求和”。

学者进一步发现了宋朝尚武的一系列有力证据。朝廷监督进行了大量军事生产项目，并且他们研制的武器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就连官修的《宋史》—共496 卷的巨著，由后朝（也是宋的征服者）修编— 也注意到，“ 他们的战争工具极其高效，近代前所未见”。然后接着写道，“ 他们的部队作战往往没那么有力”，但“ 他们的武器和盔甲非常好”。

答案不在于宋有多弱，更在于它的对手有多强。

宋朝前后319年，有四个主要敌人， 最出名的（也是最致命的）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不仅压制了宋，从基辅到巴格达，从喀布尔到开封都是它的战利品。

蒙古人之前，宋还有三个从中亚到北亚的死敌—西夏的党项人、辽国的契丹人和金国的女真人。他们可不是粗夯的游牧民族。他们治下的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国家。

保罗·雅科夫·史密斯写过：

10—13 世纪，内亚国家治国手段迅速优化，这使它们能够驾驭一支可怕的军队，在北方前线平抑掉农业大国中国在财富和兵力上的优势，从而阻止了宋成为中国治下世界秩序的霸主，将之压制为东亚多国体系中的普通一国。

宋统治中国时恰好是中亚列国国力超常卓绝之时，宋的弱势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在欧洲，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是有益的，因为这种态势有选择地制造了压力，促使精密工艺、管理结构和科学技术向前发展。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宋未能凌驾于邻国看作孱弱的标志，而不是其发展的动力来源呢？

用火药烧出来的一本奇书。打通中国枪炮进化史，颠覆“鞭炮帝国”刻板印象。从皇权到共和，“玩火”是重点。刷新中国火药历史，讲透火药政治，说清火药经济、重现火药战争、细看火药技术。从丹药到枪炮，复盘当代中国要看懂的历史K线图。

中国一度是世界上富有、技术先进、国力强盛的国家。然而，中国是怎么在18、19世纪丢掉优势，让位于西方的？世界史上的西方崛起和中国衰落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心结，也是一个全球热议的话题。

欧阳泰之前的作品《1661，决战热兰遮》，就是以具体战役为原点，探索中国军事与发展模式的真实状况。《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则通过聚焦于火器战争，试图解释中西大分流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