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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闻:艺术即历史


国际著名的艺术史学者和文化史学家、艺术文物鉴赏专家、教育家方闻先生因急性白血病于10月3日凌晨在美国普利斯顿辞世,享年88岁。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陈葆真曾评价方闻先生道,“方先生可说是这半世纪以来在美国的亚洲艺术史学界和博物馆界中,成就最高、贡献最大,最令人钦佩的开拓者与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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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闻(1930—2018)


我们如何开始观看古代的中国绘画?一个答案是:我们以考古学的视角研究出土的文物,并以艺术史的视角,研究那些挂在博物馆展墙上的艺术作品。


中国与欧洲,拥有两个最古老的再现性绘画的传统,但他们各自遵循迥异的轨迹——对于涉及解释这两种图像系统的学术传统也是如此。在西方,经过考古方法的验证和定年,古物作为艺术史的材料证据用作展览,同时显示其风格和内容的时间发展序列。


在东方,则延续了“谱系”的模式,将中国绘画史视为典范的风格传统,每一个独立的世系源自卓越的早期艺术大师,并在后世的模仿者和追随者中延续。因此,西方的学术传统在观看东方艺术时,趋向于遵循民族学的模式:对于宗教和仪式,以及其他来自非西方文化的物件进行主题式的检证,研究它们的使用情境,往往带着发掘文化结构基础的目标,而不是构建一门艺术史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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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一、右二为方闻夫妇,右三为徐邦达 ,左二、左三为苏立文夫妇,左一为萧平,摄于黄山。


我们很难做到清晰易懂地叙述古代中国艺术,特别是绘画,原因在于:许多考古发现的早期艺术品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和研究,以致不能通过确凿的证据序列阐明其发展历程;而且,中国人喜好模仿过去绘画大师的作品,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复制品和伪作,如那些被归于东晋顾恺之或者五代董元(源)的作品。要说清楚中国绘画历经不同时间阶段的发展,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艰难任务。如何进行呢?中国绘画有其自身的视觉语言,对它们进行形式分析便是破译这种视觉语言的关键,从而得以揭示使其形成的系统,拼凑出其发展历史,将中国艺术品的证据与思想史相关联,最终让我们在综合理解中国文化时将之纳入一个整体的叙事框架。


不同的艺术史,为了有一个共享的国际视野,我们必须具备一套共同的现代分析和解释工具,修改和扩大那些起源于西方艺术史的方法论,以获研究非西方视觉材料的深刻理解力。


1953年,在研究了若干重要古代青铜器之后,罗樾(Max Loehr,1903—1988)提出他所谓的“可靠的风格序列”。在我看来,这样的序列因为缺乏清楚纪年的例子而无法自我证明,它们只有当一个风格是清晰可见时,并且当序列站在发展的起始时才可能出现,以避免残存和复兴的复杂性。


纵观悠久的中国绘画史,我认识到后来的两个实例:5至9世纪间人物画表现的发展和唐代以前(6世纪)由表意的母题迈向元代(14世纪)征服幻觉空间的山水画发展过程。多年来,我便试图通过对古代艺术作品的形式分析作为通用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研究中国艺术史“时代风格”之真迹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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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闻中国艺术史著作全编”之《中国艺术史九讲》 《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夏山图:永恒的山水》


当模拟自然的“真迹的风格序列”在五代时期(10世纪)达到停滞的时候,13世纪宋元之变,中国艺术史存在一个对抽象图式向古代的“修正”,也就是一般所认为的“复古”;在回顾元明(1277 —1644)之间中国山水画范式成功的“解构”之后,清代(1644—1910)则是一种“集大成”与“无法”的对抗;在对于当代艺术家作品进行研究之后,我的结论是,通过将画家的身体姿态和绘画材料合并在一起,当代抽象绘画就成为画家本人躯体的“表现”,正如中国绘画史中艺术家书法用笔对自身的展现。


因此,我的信念是,不论是当代摄影、装置、表演抑或观念艺术,在后现代世界中,应始终有表达艺术家的思想和感情,也就是“表吾意”的出自于人手的绘画艺术。


回顾1959年我联合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2005)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创立美国首个中国艺术史博士培养科目,时间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前后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目前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等地重要的大学和博物馆任职。


1971—2000年,我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担任亚洲部(旧称远东部)主任期间,积极扩充中国艺术品,筹划各种展览,使之成为海外最重要中国书画收藏和研究中心。我们的工作不仅将中国艺术史确立为美国高等院校的重要学术门类,而且也推进了美国以及海外公众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了解和喜爱。


多年来,我的研究均与普大的中国艺术史教学和在博物馆筹划艺术展览密切相关,我倾其一生的经验便是——拿艺术品当实物的焦点研究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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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闻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任职期间(1971—2000)所举办的部分书画展览图录书影


我始终抱定一个信念,就是确信中国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表现方式的独一无二性。在当代西方学界和博物馆界,尽管中国“古代艺术史”已成为很受重视的一项科目,可是学深如海,如果要发挥这门课目的潜力,非得在国内生根不可。作为一个艺术史学家,我迫切感到需要发展一种“讲述”中国艺术史的表达方式,你愿意的话可将其表述为中国艺术史的“故事”。
现在,上海书画出版社拟出版本人关于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的系列专著和文章,我深表谢意。希望我讲的艺术即历史的“故事”,能让更多读者领略从艺术作品的视觉迹象进入到思想史的无穷乐趣。我本人亦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看”和“读”艺术作品,以便更好地重新构想,中国艺术史无疑是一个最具闪光创造精神的时代之潜在的思想历程。

附学界对方闻先生的评价

对于艺术史我是外行,不敢多说。但是从中国史的背景出发,我读方闻的论著都时时有会心不远之感。我觉得他确实进入了中国书画史的内核。例如他讨论晚唐张彦远“书画异名而同体”之说索引及于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名言,我读后启悟良多。以前我仅仅“知其然”,但读后才“知其所以然”。这不仅因为他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开创之功,而且也由于他熟知欧洲艺术史,在相互比较之中凸显出中国书画史的文化特色。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余英时


对我而言,当务之急是找一下西方对这种含糊语汇的鉴赏表达,唤起的诗意和精确的分析,主观的感人和客观说服力,立马让我想起了书法的批评历史。西方艺术史学家们真的可以像自己乐意却一直含糊的口号那样,去扩大我们的批评语言,利用全范围的经验去建立艺术本体吗?这一点我相信,是方闻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艺术史家  大卫·罗桑(David Rosand)教授


门开了,在我位于普林斯顿迪金森街16号的房间的门后探出一张年轻学生的面孔。在玛利皇后号上经历了五天从南安普顿到纽约的跨海航行,以及最后一晚的风暴,我正在房间里休息。这个青年就是方闻,也正是他以长而恳切的书信劝说我放弃在英国剑桥与Cheng Te-k’un对汉代的研究,来到美国。方闻1956年毕业,在学术前行的道路上,他分秒必争。

1966年夏天,我大部分时间是在方闻位于滨湖路的房子度过的,在那里做笔记、打印许多年后成书为《心印》的第一稿文稿。方闻很喜欢留我做文字秘书。成为方闻的学生享受了许多殊荣。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中国和东亚艺术荣休教授  韦陀


方闻是第一代华裔中国美术史家,是欧美中国美术史风格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始而以西方风格学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有效地构建了书画风格断代辨伪之结构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标准,把传统的书画鉴定提升为现代的有学理依据及可操作性的学科。

继之,他不但重视艺术风格演变的自律性,而且与艺术家的生平与个性的分析结合起来,进而再与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的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艺术本体出发由微观而宏观地打通了中国美术史与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艺术与人文一些方面的内在连接上作出了深度论述。

他还以独特的国学根底特别是汉字书法的学养与造诣,向西方人精微地阐释了密切联系着汉字书法的中国艺术从视觉到精神的奥秘,彰显了中国书画艺术可供世界分享的独特美。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薛永年


方闻的信念是:卓越的见识来自与艺术品的直接交流。为此,他致力于组织展览、构建博物馆收藏。在严密的风格分析基础上,方闻一方面利用这些资源来验证断代和真伪判定的理论; 另一方面他还撰写著作,讲述中国书法和绘画复杂的演进历史和密切关联。作为学者和博物馆藏品研究者,方闻始终坚信艺术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他将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奉献给增进西方世界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上。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  何慕文(Maxwell K. Hearn)


方闻教授的学术研究集中于中国书法与绘画艺术史。最大贡献便是提出一套“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突破传统学术的困境。他的“结构分析”超越了过去对母题、构图、笔墨等个别元素的讨论,试图从整个作品内部所现的“视象结构”中重建一种对中国艺术史“时代风格”的新理解,并经由对各种视象结构差异中所具年代学意义的梳理,串起一个可以被合理说明的“历史”。他所发展出来的这个以视象结构为基轴的艺术史理解,不仅施之于重整以传世作品为主的书画史研究,而且还扩至近年大量出现的考古出土艺术文物,即学者称之为“美术考古学”的范畴,并赋予这些作品资料一个更完整的文化史诠释。
——台湾“中研院”院士  石守谦


方闻有许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艺术史学界的学生,其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上都受到他的深刻影响。他们的探索也“横跨许多桥梁”,将艺术史与其他各学科——文学、政治、社会史、宗教、人类学、地理学等连接起来。
——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  谢柏轲


在现代学术研究中, 中国艺术史是一门新的专业学科。它在过去的数十年间, 得以由传统的传记形式, 发展成为具有高度学术性与科学性的一门学问, 实与美国华裔艺术史学者方闻的努力有关。从建立“风格的历史”,进而结合历史文献与古代理论,现代艺术史研究方法终得以将中国绘画置于历史及文化的角度中,进行客观而深入的探索。而在这过程中,方闻无论在方法的建立、理论的实践或研究的推动上,都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当然,若要全面地了解他的成就,还必须包括他在博物馆及大学教育方面的贡献。在其领导下,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立了庞大的亚洲艺术收藏,扩展及更新了亚洲艺术的展览馆,将艺术修复工作现代化,举办了不少广博赞誉的专题展览,并推动了众多的出版及教育计划。

在普林斯顿大学,除了发展该大学博物馆的收藏及研究外,方闻更致力培育艺术史研究人才。目前他的学生便有不少在博物馆界及学术界担任要职,影响力遍布西方及亚洲。可以说,中国艺术史在20世纪下半叶得以提高学术性及专业性,并在西方得到推广及备受重视,方闻功不可没。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莫家良


通读方闻教授的著作,我将其在书法研究上的方法总结了七条:一、坚持直接与原作对话,与高品质的真迹对话;二、其研究和教学都强调对每一个字和每个笔画进行极其严格的风格分析;三、识别艺术家的风格来源;四、精通早期书法批评理论文献,并且运用自如;五、始终坚持书法的自我表现性,即其所称expressive  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六、沿着沃尔夫林的学术理路,他向我们介绍了如何描述有着2000年悠久传统的中国书法历史;七、阅读广泛,熟读历史著作。……方闻教授只身将书法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确立下来,并且著书教学。1970年代正是书法的时期,而方先生中流砥柱,像现在一样,不是吗?
——芝加哥大学博士、堪萨斯大学副教授  倪雅梅(Amy McN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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