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的中国，风云激荡，多事之春似乎在这个月更不平常，几个日子注定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4月12日，一路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对他曾经的盟友共产党大开了杀戒，第一次国共合作戛然而止。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冲入苏联驻北京使馆，抓走了共产党人李大钊。4月28日，原本和南方国民政府势不两立的张作霖，在杀共产党上却似乎与上海的四一二遥相呼应，杀死了李大钊。

然而，同样是在这个月，一条与着战争发展、清共杀人毫无关系的消息，突然间爆响北京学界，也震惊了整个中国知识阶层。4月26日，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一家名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组织，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签署协议，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让人惊奇的是，考察团的全部经费由外方负责，但全部考察采集品都交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保存，瑞方只可得到地质采集品的副本。考察团由瑞方和中方各派一名团长，所有涉及国防事务的一律不许考察。

那可是在1927年的中国。以往外国探险家到中国考察探险就跟趟平地似的，想要的东西几乎是予取予求，哪有这样低三下四的，出了钱不说，所采集的东西还得留在中国，那老外图什么呢？消息一出，连中国人自己都觉得不敢相信。无怪乎这件事情的积极参与者，北大教授刘半农过后戏称其是“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发时与欢送者合影。

再往后说还有更牛的。这个考察前后历时八年，取得的成果更是让后人惊掉一地大牙。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大批的居延汉简，准噶尔盆地的大批恐龙化石，高昌古国考古遗存，以及进行了罗布泊湖泊迁移变迁，东亚寒潮的气象观测，林林总总，涉及考古学、地质学、地理学、古生物学、气象学、测绘学，很多的考察结果研究，一直持续到21世纪。

这到底是个什么考察？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怎么就创出了中国学人的一片灿烂天地？

一、事情的缘起和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成

晚清以来，西方不断有所谓“探险家”进入中国，特别是在西北和青藏高原进行探险考察，当然也肆意攫取中国当地的各种艺术品和文物。这帮小子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顶多给当地人点小钱，算是付了费了。比较典型的有英国人斯坦因，这厮在1907年第二次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时，窜到敦煌，用40块马蹄银忽悠了当地守洞的老道，结果带走了十几大车出自敦煌莫高窟的写本、织物、绘画等珍贵文物。再后来，法国人伯希和于第二年再次来到敦煌，对斯坦因劫掠剩下的文物又进行了一次筛选，凭借这家伙深厚的汉学功底，他拿走的好东西更多。至今，斯坦因从中国劫走的那些文物还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收藏着。

时间到了1926年底，一个名叫斯文·赫定的瑞典老汉也来到了中国，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到中国进行探险了。这老兄之前三次来中国，和其他来华进行考察探险的外国人一样，采集的东西也都归了他的国家，根本就没中国什么事。这次他来的名目是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亚洲航线做实地调查，顺带进行科学考察。实际上，斯文·赫定也是借着汉莎公司的这笔钱进行他自己的考察。他事先和当时的北洋张作霖政府打了个招呼，答应了几个小条件后，这事就算批准了。北洋政府下属的地质调查所翁文灏、丁文江还代表政府与斯文·赫定签订了一份协议，其中最要紧的两条，一条是这个考察团里只能有两个中国人，并只负责和沿途地方政府接洽事宜，而且一年后就可以走人了；另一条是考察所采集的所有文物先都运回瑞典去研究，等中国将来有了“相当机关”后再送回来。有了这两条保障，老赫定就像以往一样，剩下的就是准备出发，正式开始他的第四次探险考察了。

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门学人，左起：黄文弼、徐炳昶、马衡、李玄伯、沈兼士、陈垣

谁知平地一声雷，以往在他们看来顺理成章的事，突然遇到了麻烦。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为首的一批中国学人，蓦然间拍案而起，向斯文·赫定这次考察发起了挑战。1926年已经是五四运动开始的第七年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爱国救亡思想的冲击，使得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不是晚清时代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当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国外留学回来，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思潮对他们影响颇深，在他们眼里，偌大的中国再不能任人随意进出，予取予求。针对赫定的考察，特别是与地质调查所签订的那两条协议，学者们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并将事件扩展到学界和新闻界，更是得到了广大在校大学生的支持。同时，他们专为此事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组织，参加这一组织的有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天文学会、中国画研究会等11个学术团体，其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以及绝大部分的学者。带头的是一帮学界大咖，有刘复（半农）、梅贻琦、马衡、徐炳昶、周肇祥、李济，还有李四光、袁复礼等。其中北大著名教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刘半农起了非常主要和关键的作用。

此时，北洋政府正面临着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目标的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哪儿还顾得上这等闹心的事，他们也不愿意招惹这些北大的学界名流和广大学生，于是转过身来要求斯文·赫定去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协调，并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同意才能去西北考察。

考察团出发前在西直门火车站合影

一脸懵圈的斯文·赫定，不得不屈尊俯就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商谈。他习惯了过去中国政府的不设防。一般外国探险者的逻辑是，你中国自己都不管，别人来拿也就顺理成章了。再者，赫定这次考察已经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一切看上去都是合法的啊。但是，赫定发现，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商谈此事对他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多少天里，有争斗，有愤怒，有牢骚，有讨价还价，有放下身段收起面子，该低头就得低头。平心而论，老赫定不是个帝国主义分子，也不是学术骗子，而是个正直的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中国西北进行考察的目的，还是出于他对科学的热爱，而不是代表任何帝国主义势力来肆行掠夺。谈到后来他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人要求将所有与中国的早期历史有直接联系的考古发掘物在他们自己的博物馆里保存的要求，是符合任何文明国家中通有的法律规定的。”“假如我拒绝了和中国人合作，那全部事件都要得坏名声，而我也只好解散它，准备归程了。”

赫定有了此等认识，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在4月26日签署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定订合作办法”十九条，签字仪式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举行。简而言之，这十九条里明确规定了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中瑞联合进行，属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下属组织，下设理事会，监察并指挥考察团的一切事务。考察团设中方和瑞方各一名团长，考察期间凡涉及中国国防事务的一律不许考察，中方团长有权对任何违反行为进行制止。所有考察采集品属于考古方面的“统须交中国团长或所委托之中国团员运回本会保存”，属于地质方面的“经理事会审查，得以副本一份赠斯文赫定博士。”考察时间定为两年，所有经费由斯文·赫定负责。理事会一共九人，全部为中国人，只有斯文·赫定一人为外方人员，任名誉理事。常务理事为刘半农，办公地点在北京大学。这就是被刘半农戏称为“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

上图选自《徐旭生西游日记》（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中图片，大北印书局1930年9月初版

消息传开，北京学界一片叫好，几十年了，中国人何曾有过这样扬眉吐气的对外协议。欢欣过后，马上面临着中方代表团的组建，因为赫定那边已经急不可耐的等着出发了。中方考察团的组成还算顺利，第一批团员有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地质学家袁复礼；北京大学教师、考古学家黄文弼；北京大学助教、地质学家丁道衡；北洋大学毕业生、地图学家詹蕃勋；历史博物馆馆员、摄影师龚元忠；三位北京大学学气象的在校学生李宪之、刘衍怀和马叶谦以及北大气象专业毕业生崔鹤峰。以后的考察中又增加了中央研究院物理所青年学者陈宗器；北大生物系毕业生、植物学家郝景盛；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测候生、气象助理胡振铎；中央大学学生、气象助理徐近之；北平研究院植物所主任、植物学家刘慎谔。瑞典方面除了斯文·赫定之外，还有考古学家贝格满，天文学家安博特，地质古生物学家贝歇尔、柏利，地质学家那林等十人，再就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为了开辟亚洲航线为派出了气象学家郝德和航空专家等十一人。

上图选自《徐旭生西游日记》（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中图片，大北印书局1930年9月初版

唯一的问题是中方团长还缺一人。作为团长，不仅要代表中方负责整个考察团的监督、管理事务和与沿途地方政府的接洽，还要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资历。赶到此时，之前一帮壮怀激烈，不把考察大权夺到中国人手里誓不罢休的教授大咖们，突然发现事情落定了，该落实人了，可团长这差事不是那么好当的。关山万里，银汉迢迢，一走就是一两年。那年头可没有高铁飞机，连火车都通不了多远，全靠骆驼、马匹和两条腿啊。饥餐渴饮，可以想见，关键是北伐正甚，北京政府已是自身难保，一派惶惶不可终日。当时的公立大学连教授的工资都发不下来，这日子口抛家舍子地去西北逛了，家里人怎么办，日子还过不过。自己一拍屁股走了，然后呢，没准就没有然后了。众大咖面面相觑、正不知如何是好的关头，施施然站起一人，乃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员，当时的北京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炳昶，哥去吧。此公在与赫定老儿谈判时也是主力，眼见局面僵住，中国学人此番要落得被外人看笑话了，于是主动请缨。按他的话说，我虽不懂科学（徐公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的是哲学），但对历史素有兴趣，加之“当时无事”，就应了这个团长。徐公以后凛然之举还多，但此次确实是解了众人之围，也没让中国学术界在最后这一哆嗦上丢人。

上图选自《徐旭生西游日记》（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中图片，大北印书局1930年9月初版

二、历时八年的考察全过程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集合，直奔西直门火车站，向包头进发。10日，火车终于到达包头，这里是此次考察的正式起始地，从那里，西北科学考察团正式开始了它的征程。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有中国科学家参加的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综合科学考察。

考察团在包头的出发地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准备，他们采买食品和骆驼，雇佣随行的工人，直到6月底，终于组成了共计60多人，292匹骆驼的庞大团队，拉出来也是浩浩荡荡了。考察团共分为三队，即南分队、北分队和中央大队，分别由袁复礼、瑞典人那林以及斯文·赫定与徐炳昶率领，于7月初各自出发，开始了正式考察的征程。

上图选自《徐旭生西游日记》（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中图片，大北印书局1930年9月初版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原定两年，后几次延长，总共历时八年。1927年7月出发的第一批考察，主要是沿内蒙西部额济纳河流域，即古称的居延海地区（西汉时在此地曾设居延县）进行考察。后进入新疆，考察了哈密、罗布泊，最后到达迪化（乌鲁木齐）。之后，考察团将大本营设在迪化南关，对全疆进行考察发掘。以后几年，考察地域涉及新疆、青海、甘肃以及内蒙等西北广大地域。

上图选自《徐旭生西游日记》（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中图片，大北印书局1930年9月初版

1928年5月，考察团成员有所变化。因受到新疆地方政府阻止，开辟亚洲航线和用飞机考察难以进行，汉莎航空公司取消了对考察团的资助并撤回了考察团里的人员，斯文·赫定于1928年5月回国筹集经费并于当年9月赶回了考察团。1929年1月，考虑到两年考察期将届期满而很多考察工作才刚刚开始，为了不半途而废，斯文·赫定与徐炳昶放弃了原定亲自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考察计划，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北京，向理事会汇报工作。

此时北洋政府已经倒台，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北京已经改名为北平。经理事会研究决定，延长考察期限两年，增派团员，并报请南京国民政府审批。3月初，他俩联袂赴南京，拜访了中国政府外交部、教育部等部门并拜见了蒋介石，获准考察延期两年，政府并在经济上给予一定支持。4月回到北平后，斯文·赫定因突患疾病，不得不去美国治疗。徐炳昶受聘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故没再回到新疆，而是在北平参与理事会的工作。西北科学考察团由袁复礼代理团长。

图左为西北科学考查团代理团长袁复礼

1929年以后，陈宗器、郝景盛等成员也加入了考察团，李宪之、刘衍淮等赴柏林大学留学。外方团员也有变化。此时，考察集中在新疆各地，大规模地从考古、地质、气象等多方面展开工作。当年10月，斯文·赫定回到北平，11月，赶到内蒙百灵庙集合地，送别第二批考察团戈壁组成员陈宗器、霍涅尔、贝格满、柏利、贝歇尔等。此后几年，考察团在新疆、内蒙各地前后又进行了四年的考察，并再次延长期限，直至1933年11月，最后一名考察团员贝歇尔回到北平，至此，持续六年的中瑞双方合作考察告一段落。

1933年12月5日，陈宗器在温音乌苏做测量。

为了纪念此次西北科学考察，中国政府在1932年曾发行纪念邮票一套共四枚，画面为我国古代名画《沙原放牧图》。这是中国邮政史上第一次为科学界和中国的考察活动发行纪念邮票，可谓前无古人。从中国学术团体与外方开始谈判，到考察历时多年的整个过程中，中国新闻界也给予了全程的关注和报道，像《大公报》、上海的《申报》等，一直对考察团的工作积极报道。这也是开先河而前所未有的举动。

1934年，斯文·赫定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支持和帮助新疆，以免失掉新疆。在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后，为在新疆开展公路和铁路建设，组建“绥新公路查勘队”又对新疆进行了考察。同行的有原考察团成员陈宗器、郝默尔、贝格满、生瑞恒等，黄文弼受教育部委派，也同车去新疆考察教育。此行他们去了罗布泊，其中赫定与陈宗器乘独木舟沿孔雀河而下，直至罗布泊。1935年3月，斯文·赫定一行回到西安，至此，加上这两年，前后共八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全部结束。

三、历尽艰辛的考验和磨炼

西北考察，筚路蓝缕，艰辛备尝。说句那啥点的话，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戈壁沙漠，崇山峻岭，自然条件的艰苦难以想象。经常隔一个月才洗一次脸，两三个星期才刷一次牙。有时三四个月不见人烟，缺粮断水更是家常便饭。

严酷的气候条件，经常是兜头盖脸的狂风暴雨，随团的驼队一哄而散，花了多少现大洋才买来的骆驼，一瞬间竟打了水漂。赶上风沙无水，团员们实在渴的不行了，只能以骆驼尿救急。考察从-40.7°C的严寒到42.4°C的酷暑都经历过。在1927年底向新疆的进发途中，粮食不够吃了，又遇大风，条件异常艰苦，只能杀骆驼充饥。

上图选自《徐旭生西游日记》（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中图片，大北印书局1930年9月初版

团员们为此的付出更是令人感怀。袁复礼教授五年没回家，扎在新疆献身科考。走时夫人已经怀孕，等考察回到家后，孩子已经快五岁了。袁教授为保住“天山龙”化石的完整无损，连续工作四个月，在发掘时冻伤了自己的脚，后不得不做手术。陈宗器教授因长期在考察时缺水，最后一口好牙全部掉光。霍涅尔在考察时冻掉了一个手指。赫定老儿时已年过花甲，为了考察风餐露宿，在1927年底就病在了额济纳河考察区域，最后因为时间不能再等，只好由徐炳昶带着大队向新疆进发，老赫定不得不留在后面，被人用担架抬着慢慢走。1929年，斯文·赫定去美国治病，几个月后，一回到中国，他立即又赶赴西北，进行工作。考察期间，有人在冰天雪地里几乎丧命，牲口滚下悬崖，狂风吹走帐篷，刮坏仪器，更是不鲜见。

上图选自《徐旭生西游日记》（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中图片

担架上是斯文·赫定。大北印书局1930年9月初版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正逢战乱，国家经济落后，民生凋敝。考察路上土匪横行，老百姓崇尚迷信，都给考察团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麻烦。1927年底进入甘肃、新疆时，当地驻军一听来人是一个什么团，还有“团长”，再加上随团所带放气球用的氢气筒看上去像个大炮筒子，就更以为这是一支要攻打他们的军队，说什么也不让考察团进入，甚至还把一名外国团员抓进了监狱。

经过徐炳昶团长反复交涉，又电请蔡元培找了冯玉祥，最后才得以解决。新疆驻军又提出要检查考察团的设备，他们主要还是怕有武器。但团里汉莎公司的德国随员不同意，他们是负责气象观测的，怕军人弄坏了他们的仪器。一时之间僵在那里，互不相让。此时，还是徐炳昶力劝外方团员允许军人检查，并申明这是中国的主权行为，同时也保证他们不会毁坏仪器，才使事情得到解决。到了迪化没多久，又赶上新疆当地政府内部政变，原督军杨增新被杀，民政厅长金树仁当政，新疆局势更加不稳。金树仁一改杨增新的做法，处处刁难考察团，使考察工作非常不易，连在迪化驻扎都不行。

然而，即便是历经艰辛，对于热爱科学考察的团员们来说，生活虽然苦，但也充满了乐趣。几年下来，他们实地走遍了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域，亲身目睹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科学考察更是让他们乐不思蜀。斯文·赫定亲手画了很多反映考察工作的速写，栩栩如生地描绘出考察的具体过程。其中有大漠孤烟的荒凉与寂寥，也有泛舟河上，徜徉蒲柳间的惬意与悠闲。

上图选自《徐旭生西游日记》（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中图片，大北印书局1930年9月初版

考察过程里，老赫定不愧为一个经验丰富、又意志坚定的科学家，他和他的外方同事对中方团员从初期的看不太上，甚至觉得就是让他们跟着学学，反正也没什么大用，到后来毫无芥蒂，倾心交流。按斯老头自己的话说，俺们成了最亲密的朋友，俺老儿从来就没有因为接受中国人的条件而遗憾过。一副中外一家亲的其乐融融。中方团员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与外方团员合作，为科学考察工作和考察成果的取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图选自《徐旭生西游日记》（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中图片，大北印书局1930年9月初版

从赫定到其他外方团员，都对中方团员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表示认可和称赞。斯文·赫定对于与中方团长徐炳昶的合作也非常认可，早没有了在北京与理事会谈判时的那种对立。他认可徐炳昶与各地地方政府的协调作用，认可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学者素养，使得此次考察要顺利和容易得多了。而徐炳昶对于老斯的人格也深为敬佩，尤其是他的工作精神。在西北科学考察团这所“流动的大学”里，老赫定就像是诲人不倦的师长，不少中外团员们则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四、考察团取得的巨大成果

历时八年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是中外双方团员不畏艰难困苦，殚精竭虑所共同完成的。几年的考察，积累了大批珍贵的科学资料，并运回采集品五六百箱。野外考察结束后，中瑞双方合作或分头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专著。我国学者的研究工作一少部分以《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名义发表，大部分则结合以后的研究工作分别发表。后因抗战爆发，研究工作一度中断。战后，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重新恢复工作，理事有徐炳昶、袁复礼、黄文弼、胡适、袁同礼、马衡、梅贻琦、杭立武、李书华、任鸿隽、李四光、傅斯年、杨钟健、徐鸿宝等14人，胡适、马衡、徐鸿宝、徐炳昶、袁复礼为常务理事，徐炳昶任常务理事主席。1949年以后，采集品移交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继续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研究工作仍在进行。而瑞典方面的研究成果汇集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分11大类，至上世纪80年代已出版55卷，至本世纪，仍在出版。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主要成果有：

       1、地质、古生物方面：

       （1）发现白云鄂博大铁矿：1927年7月3日，考察团员丁道衡在包头以北的白云鄂博发现大铁矿，并分析了成因。1927年8月5日，袁复礼在喀托克呼都克也发现铁矿露头。几十年后再建设包钢时，他又带人去找到这处铁矿，现被称为白云鄂博西矿。正是因为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才有了以后的包头钢铁公司，并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钢铁基地。

       （2）发现大批恐龙化石和其他动植物化石：从1928年起的四年中，袁复礼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发掘出土大批爬行动物化石，包括水龙兽、二齿兽和袁氏阔口龙等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白垩纪以前的爬行动物化石。根据此次发现，有人推测新疆与非洲一样，也是爬行动物进化中心之一，也为大陆漂移学说提供了佐证。当1928年袁复礼发现七具恐龙化石时，便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友人对斯文·赫定说：“你们费巨款做考察，即使只得此一件大发现，也属不虚此行了。”著名地质与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发现不在中国猿人之下。1927年、1930年，丁道衡、贝歇尔以及柏利分别在内蒙和河西走廊发现恐龙化石。1932年，袁复礼在考察东返时又发现大型恐龙“宁夏结节绘龙”化石。

考察团还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化石，仅袁复礼一人发现的植物化石，1952年移交给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的就达28箱之多。

       （3）地质普查：考察团中地质学家人数最多，他们对该地区进行了地质普查，绘制了大量地质图。团员那林考察认为，第四纪时，塔里木盆地曾是一个大湖或内陆海，古罗布泊是其最后的遗存。他还在新疆发现了石炭纪、二叠纪冰期遗迹，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至今仍为研究该地区地质的重要参考资料。

       2、地理学方面：

       （1）对罗布泊的考察：考察七年里，全团有八名科学家先后十几次从不同方向进入罗布泊地区。陈宗器、霍涅尔、那林对湖区进行测量，完成了该地区的第一幅实测地图，其精确程度据《空间遥感图像分析应用》一文记载，“美国陆地卫星一号测得，图像上第五阶段湖岸所包围的罗布泊形状大小与陈宗器等人测绘完全一致。”安伯特和陈宗器所进行的天文测量为这一地区提供了精确的经纬度和高度数据，他们还进行了各种振子试验，测定重力、地磁、地壳变形观测及气象观测。1934年，斯文·赫定与陈宗器乘独木舟沿孔雀河进入罗布泊，赫定亲眼目睹了湖水如他所预言的那样，回到了楼兰附近。之后，赫定发表了长篇科学考察报告《罗布泊探秘》及游记《漂泊的湖》。陈宗器、霍涅尔对罗布泊和居延海进行研究，发表了《中国西北之交替湖》。

       （2）地图测绘：考察团沿途测绘地图是一项主要的任务。瑞典出版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第49卷，收入了大量中外团员绘制的地图。袁复礼还编纂绘制了16幅新疆山形水系图。解放军进军新疆时，袁先生提供的地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居延汉简

       3、考古方面

       （1）发现大批“居延汉简”：1927年10月，贝格满、黄文弼在额济纳河流域考察，此处古称居延。黄文弼最先在一处遗址中发现汉简数枚，这是最初发现的“居延汉简”。1931年6月，贝格满带人在黑城附件先后出土汉代木简一万多枚，所属年代自汉武帝至汉光武帝。为此贝格满在北平住了两年，进行研究。他的考察报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古研究》由后人整理，在1950年出版。现在“居延汉简”保存在台湾中央研究院。

       （2）高昌及其他西域古国的考古：黄文弼从1928年至1934年，两次去新疆对吐鲁番盆地、罗布泊地区和塔里木盆地诸古代遗址进行考古。他对古高昌国遗址进行了详细考察，发现古墓葬群，出土墓表130多方，陶器800多件，是研究古高昌历史的重要发现。他在罗布泊北岸发现土垠遗址，出土木简70多枚。土垠遗址即西汉著名的局卢仓故址，是罗布泊地区继楼兰古城的又一重大发现。黄文弼对于新疆考古发表了众多论文和专著，是新疆考古的重要文献。

袁复礼、贝格满、陈宗器等也有多项考古发现和论著发表。

黄文弼先后在额济纳、天仓北、巴丹吉林沙漠考察，采集到不少古物，图中骑骆驼者为黄文弼。

      4、气象学方面：

       （1）气象观测：来自德国的气象学家郝德博士带领着人数最多的气象团队有十几人，在前后几年分别在内蒙、新疆设立了多座持续时间一年以上的气象台，还在其他十余处地方设立临时气象观测站，沿途的每天观测从未间断，时间长达四年。考察结束后，全部观测记录汇集为“地面观测”及“高空探测”两大本出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这一地区唯一完整的气象资料。考察结束后，根据协议，大部分仪器设备都移交给了当地政府，为当地培养气象实习生继续工作使用。另有陈宗器、霍涅尔在罗布泊地区进行的气象观测，是那一地区最早的、唯一的、又是十分珍贵的气象观测资料，其发表于陈宗器的考察报告《罗布泊与罗布淖尔》。

       （2）对东亚寒潮的研究：考察团里的北大学生李宪之跟随郝德博士在青海西北部的铁木里克建气象站，后根据他的观测记录，李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时，发表论文“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突破了当时气象学的局限性，打破了寒潮不可能越过高大山系的观点，并找到了台风的成因，在国际气象界引起很大争论。但几十年后，他的观点得到了卫星云图的充分证实，被各国气象学专著广泛引用，称为“李氏效应”。

       除了以上比较突出的考察成果，还有许多成果也为世人称道。比如郝景盛的植物考察，其关于青海植物地理的研究；蒙杰尔和郝默尔的人种学考察，哈士纶所收集的蒙古族音乐等，都是西北科学考察团几年里不可或缺的成就。

       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科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上所提也是挂一漏万。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它还一改我国在科学考察上以往的屈辱历史和外国同行对中国学术界的偏见，创立了中外科学家平等合作的典范，使后来的外国考察团不仿照中瑞合作考察的先例便无法成行。

   1931年1月8日，终于到达孔雀河畔后，陈宗器（左）和霍涅尔合影。

从霍涅尔膝盖处破损的裤子及陈宗器褴褛的衣衫可以想见旅途的艰辛。

五、考察团中方主要成员小记

前后历时八年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承载了中国学术界的期望，它拥有当时中国在科考领域最出色的一批科学家和知识人才，他们是那个年代真正的男神。西北科学考察团先后有几十名中外科学工作者参与，在中国西北的这几年，无疑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乃至一生当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在西北科学考察工作中所取得的卓越科学成就，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中国团员袁复礼和陈宗器“北极星奖章”。中方团长徐炳昶因在考察过程中出色的组织能力和为考察团的成行所做的贡献，获得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

袁复礼，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献身于地质调查与教学，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在西北科学考察团里，他连续五年进行考察，取得的成就巨大，从1929—1932年他一直担任中方代理团长，对考察团的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西北科学考察团结束后，他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地学系教授、主任。1949年以后，继续在清华任教授和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他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他还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第四纪冰川及第四纪地质专业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理事，李四光研究会名誉理事长。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参加了长江水利综合考察和三峡水利枢纽的选址工作；参加了黄河中、上游水利考察和三门峡、刘家峡的选址工作；曾为北京地铁选线献计献策。

黄文弼，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但后来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使得他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转向了考古。他随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几年，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发现，被斯文·赫定称为“博大的学者”。西北科学考察团结束之后，他又在1943年和1957年两度进入新疆进行考古工作，又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发现，被称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1949年以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直至1966年文革开始后去世。1964年，他成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丁道衡，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校任助教，在考察中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于1934年获北大资助，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三年后获博士学位，并被授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37年底，迎着全民族抗战的烽火，丁道衡回到祖国，受聘于云南省建设厅总工程师。后又任武汉大学、贵州大学矿冶系、地质系教授，系主任等。1949年以后，丁道衡任贵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贵州省人民代表。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第一届人大代表。1955年，因脑溢血，丁道衡英年早逝，年仅55岁。

陈宗器，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二批成员，是在西北考察、工作时间最长的中方团员。之后，他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攻读地磁学和地球物理学。回国后，1943年任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研究员兼地磁台主任。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地球物理所副所长。他是我国地磁学的奠基人。1947年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成立时即任秘书长，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主要发起人。陈宗器还任国际地球物理年会中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主席是竺可桢）。陈宗器在西北科学考察中成绩卓著，获得了中外科学界的一致认可。可惜，他1960年以62岁的年龄谢世。

李宪之，在当年是通过公开招聘被录取到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北大学生，然而此行使得李宪之一生献身气象事业，成了中国现代科学气象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后来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等任气象学系、地球物理学系教授、主任，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李宪之于2001年病逝，享年97岁。

刘衍淮，与同为北大学生的李宪之一样，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之后，也去德国留学。回国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地理系教授。1936年后，受聘任国民政府空军气象专家，从事空军气象教学工作，在整个抗战期间，为中国空军的对日作战做出了贡献。1949年后，刘衍淮去了台湾，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并发表了大量有关当年西北科学考察成就的文章。刘衍淮于1982年去世。

胡振铎，1931年受竺可桢教授推荐加入西北科学考察团，一直随考察团在内蒙地区进行气象观测。考察团工作结束后，一直献身于祖国西部的气象事业，曾任四川峨眉山高山测候站主任，甘肃肃州（酒泉）测候所主任。1941年任兰州气象测候所所长，为我国西北早期气象站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1951年后，任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气象股长。镇反运动中，因“曾经为外国人工作”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株连而遭到审查，后被开除军籍，最后沦落到兰州的一个小日杂商店当营业员。2002年去世，享年98岁。

徐近之，与胡振铎一同加入西北考察团，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时适逢在中央大学休学一年。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也是负责气象观测。结束了考察后，完成中央大学学业，留校任教的徐近之，在1934年受中央气象研究所的委派，历经四个多月的时间，进入西藏，建立了拉萨气象站。后徐近之留学英国并赴美进修，1946年回国任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专门从事历史气候古籍资料整理，从大量的地方志中整理出我国20过个省份的历史气象资料21卷，300余万字。徐近之1982年病逝，享年74岁。

郝景盛，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北平研究员植物所工作。随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青海考察植物。1934年赴德国留学，获植物学及林学博士。回国后任教西南联大并在北平研究员植物所从事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任东北农学院院长。1949年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并被聘为林业部顾问和山西省林业顾问。1956年在山西考察时不幸病逝，年仅53岁。

刘慎谔，1920年赴法国留学，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30年后任北平研究院植物所主任、所长。后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结束后回到北平研究院。1949年后任职中国科学院森林土壤研究所副所长。曾被选为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病逝，享年78岁。

徐炳昶， 在中方的这些主要成员里，最后说一下团长徐炳昶。徐炳昶早年留学法国学哲学，毕业于巴黎大学。回国后一年获聘北大哲学系教授。新文化运动中，徐办《猛进》杂志，与鲁迅等互有投稿。1927年4月，徐炳昶主动请缨担任团长去西北。他离京后，家里断了收入，夫人带着两个孩子不得不靠自己的哥哥，在北大数学系担任教授的王尚济接济以维持生计。

1929年徐炳昶结束考察回到北京，受聘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后因国民政府拖欠办学经费，为此专赴南京找宋子文请愿要经费未成，愤而辞去校长职务。因当时同去南京请愿的有几大国立大学校长，并都说好如要不到经费，大家都辞职不干了。但最后真正辞职的只有徐公一人，故北平学界称其为“徐炳傻公”。

辞职后徐炳昶到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工作，任研究员，又任考古组组长。期间受鲁迅之邀，出版记述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徐旭生西游日记》（此时徐炳昶又名徐旭生）。以后，徐旭生的研究兴趣转到考古上来，并于1933年亲自带人赴陕西考古，整整四年，还任“陕西考古会”工作主任。陕西考古会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工作就是徐旭生亲自组织领导和实施的对宝鸡斗鸡台的三次发掘，被中国考古学界誉为“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特别是徐旭生的学生，当时参与发掘的青年考古工作者苏秉琦，后来整理斗鸡台西周墓地考古资料写出《瓦鬲之研究》、《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学术论文，被考古学界公认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之作。

在陕西考古期间，国民政府曾任命徐旭生担任河南大学校长，但徐公坚辞不受。哥已经干过校长了，现在哥不想玩了。此消息当时亦震动北平学界，要知道，国立大学校长和北平研究院一名普通研究员的待遇差之千里啊。抗战初期，徐旭生竟效仿曾文正公，毅然回到家乡河南南阳，招募青年人办抗战学校，传授军事技能，以图建立一支军队和日本人作战。国民政府岂能容此等个人行为，终将徐公的学校搅黄，徐旭生不得不回到已迁至昆明的北平研究院继续工作。1948年，徐旭生坚拒担任“国大代表”。北平解放前，时任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兼史学研究所所长的徐旭生与北平众多教授名人一样，拒绝接受国民党的安排离开北平赴台湾。

1949年后，徐旭生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徐旭生主持了在河南偃师发掘夏文化遗址的考古工作，并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几次赴实地进行乡野考察，成为我国夏文化遗址发掘的奠基人。1966年文革伊始，因与造反派为吴晗《海瑞罢官》一事争论，78岁的徐旭生被架在桌子上批斗并被打。之后几年，他身体急剧衰退，人患老年痴呆症。

九一三以后，所里派人来家传达中央文件，后家人问他讲的什么，他回答道：“好像是说清朝的事”。然而批林批孔时，不懂事的小外孙女拿着报纸指着孔子的名字说这是“大坏蛋”，终日不说一句话的徐老突然拍着桌子吼道：“胡说八道！”1976年1月，徐旭生辞世，享年87岁。

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古往今来，一代代仁人志士如星汉灿烂。小小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却开创了近代中国以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大型综合科学考察的先河，开创了中国人自己主导，充分尊重中国主权，充分体现中国人聪明才智和爱国情怀的考察之先河，也开创了中外科学家团结协作，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以科学为本，联手促进人类文化进步的先河。九十年了，逝去的一代先人们似乎挥挥手，没带走一片云彩，甚至没带走一片纸片。但他们留给后人的是披荆斩棘的孜孜以求，是锲而不舍的努力奋斗，是一篇篇充满了人文情怀和爱国情操的高尚者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