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黑神话：悟空》的热度，游戏中那些实景扫描的古建筑也被带火了，而其中36个取景地里，有27个来自山西。山西文旅局甚至推出了“跟着悟空游山西”的取景地旅行路线，看来天命人的西行路，还可以在现实生活里重走一趟。
而在近一百年前，梁思成就已经意识到了山西这些建筑的独特之处，张泉教授在《荒野上的大师》一书中，记录了梁思成去测绘山西各地古建筑的故事，梁思成说，中国建筑拥有特殊的“独立性”。许多古建筑“为中国固有的方式，并未受外来多少影响，不仅如此，且使外来物同化于中国。”
本文摘选自《荒野上的大师》，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中国一定还存在着更古老的木构”
1933年，当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在秋雨中抵达大同，曾经的北魏故都、辽金陪都，竟找不到一间可以借住的旅馆。
山西 隰县小西天，上为游戏场景，下为实景
所幸，大同车站站长李景熙与梁思成是旧相识（两人在美国留学时是同学），李景熙与车务处的王沛然各自在家中让出房间，一行人这才有了住处。一日三餐也是大难题，最终由大同市政府官员出面，一家酒楼答应供应三餐，每人每餐一碗汤面。
尽管早已在书中看过上华严寺的局部照片，然而，在现场见到它的全貌，一行人还是忍不住“同声惊讶叹息为巨构”。他们不厌其烦地对照着《营造法式》，与华严寺中的每个细节逐一比对印证：薄伽教藏“如《营造法式》之制”，殿内的辽代壁画“与《营造法式》及奉国寺大殿多有相同者”，浓缩了真实建筑模型的佛龛建筑部分“即《营造法式》所谓天宫楼个壁藏者，足为研究当时建筑形制之借鉴”，梁架颇为简单的海会殿“即《营造法式》所谓‘八架掾屋前后乳栿用四柱’者”，等等。《营造法式》里各种繁杂的细节以及令人困惑的解释，在他面前逐渐清晰起来。华严寺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尘封千年的《营造法式》。华严寺作为一个“活体”标本，更让他们发现，1920年代刊行的《营造法式》的彩画图样着色，其实存在很多谬误，需要修订再版。
山西 大同华严寺 ，上为游戏场景，下为实景
辽代盛极一时的善化寺，则回荡着驻军操练的呐喊声，孩童们在殿堂间奔跑，爬上一千年前竖起的柱子，掏梁上的鸟蛋，但这座暮色中的古刹还是让梁思成“瞠目咋舌”，“愉快得不愿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刘敦桢则惊呼：“如果元明以后有此精品，我的刘字倒挂起来了。”他们忙于测绘、记录，为了每一处新的发现而欣喜若狂。
从辽代的华严寺到金代的善化寺，两座建筑相隔一个多世纪，清晰地呈现出辽金之间建筑变迁的痕迹，他们对此尤为好奇。
当时，中国人沿用了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支那佛教史迹》中的记录，一度以为，华严寺薄伽教藏是当时中国存世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但是，通过此前在河北的考察，梁思成已经证实，蓟县独乐寺和宝坻广济寺都比华严寺年代更久。他深信，中国一定还存在着更古老的木构，甚至是唐代的木构。
或许，它就在山西。
02
“艺术之始，雕塑为先”
云冈石窟的生活更加艰苦。
一位农户让出了一间没有门窗、只有屋顶和四壁的房子给他们栖身。这里昼夜温差很大，三餐只有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但他们还算幸运，用半打大头钉，从一个驻军排长那里换来了几十克芝麻油和两颗卷心菜。尽管条件艰苦，他们还是待了两个晚上，北魏高逸的微笑让他们难以忘怀。
几年前，梁思成曾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他认为，“艺术之始，雕塑为先”，“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他向学生描述过两个唐人迥异的命运。吴道子和杨惠之都师从张僧繇，所谓“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吴道子被尊为“画圣”，杨惠之被誉为“塑圣”，然而，在中国历史上，雕塑终究被视作雕虫小技，匠人也因此默默无闻，于是，吴道子名扬天下，杨惠之却鲜为人知。
山西 大同华严寺 ，上为实景，下为游戏场景
那时，梁思成依据的主要是日本学者的著作，以及他在欧美博物馆游历的见闻。此刻，当他终于站在北魏皇家造像面前，仰望十四个世纪以前的古老面容，激动之情难以言表，盛赞云冈石窟为“后魏艺术之精华——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极重要时期中难得的大宗实物遗证”。
自伊东忠太重新发现云冈石窟以来，日本学者关野贞、法国汉学名宿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以及中国学者陈垣，都研究过这片石窟，不过，梁思成一行不只是想观瞻北魏艺术，更希望寻找石刻的“建筑的”(architectural)价值。石窟中呈现出的门楣、栏杆、塔柱等丰富的古代建筑细节，令他们叹为观止。通过这些实地考察，他们更加相信，中国建筑拥有特殊的“独立性”：“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建筑式样，大部为中国固有的方式，并未受外来多少影响，不仅如此，且使外来物同化于中国。”
在云冈石窟的见闻，也让他们更加关注其他洞窟、石刻和壁画中呈现的建筑细节。存世的唐宋木构极为稀缺，他们只能另辟蹊径，不放过任何潜在的证据。壁画和雕塑，其实悄无声息地留存了“从北魏至元数以千计的，或大或小的，各型各类各式各样的建筑图”，“无异于为中国建筑史填补了空白的一章”。它们虽然不是建筑实体，却是“次于实物的最好的、最忠实的、最可贵的资料”。从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洞窟中，他们也获得了大量线索，尤其是莫高窟，更将在未来引导着他们走上梦寐以求的唐代木构之路。
1933年，这是第一次山西之行，未来梁思成等人还将一次次重返山西，甚至把山西视为“木质古构的富饶温床”。山西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曾受到几个王朝的青睐，又是佛教与道教文化的胜地；更重要的是，这里气候干燥，群山苍莽，许多古建筑因此躲过了战乱与人祸，侥幸地得以保全。
03
“应县木塔简直是一座斗拱博物馆”
大同并不是这次考察的终点站。9月9日，林徽因提前返回北平，八天后，梁思成继续南下，前往梦寐许久的圣地——应县。
自从他得知，应县可能有一座辽代的木塔，这塔就变成了他的一桩心病。在北平时，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对林徽因念叨着，“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或者暗示，“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林徽因忍不住自嘲，“我只得笑着说阿弥陀佛，他所倾心的幸而不是电影明星！”
但他无法确定的是，这座传说中的古塔究竟是不是辽代的原作。
山西 应县木塔 ，上为实景，下为游戏场景
后来，他竟想出一个听起来有些迂腐的办法，寄了一封信到应县，信封上写着“探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希望收信人能帮他拍一张木塔的照片。他不知道谁会收到这封信，收信人又会如何作答，他甚至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如期抵达应县。他能做的，只有等待。没过多久，这个天真的愿望居然实现了，应县宝华斋照相馆的店主拍了佛宫寺释迦塔的照片给他寄来，店主并不想要金钱酬劳，只希望得到一点北平的信纸和信笺，因为应县没有南纸店。
尽管林徽因没能陪同梁思成前往应县，但他在信中向她原原本本地描述了他所“倾心”的这座千年木塔。第一眼见到它，他的狂喜就难以掩饰，“由夕阳返照中见其闪烁，一直看到它成了剪影，那算是我对于这塔的拜见礼”。等到正式去拜见，“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在另一封信中，他更加毫无保留地连声赞叹：“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几天前在华严寺和善化寺发现的三十多种斗拱，已经让他无比震惊，感叹“可谓尽意匠变化之能事”，而与它们相比，应县木塔简直是一座斗拱博物馆。
刘敦桢另有安排，抵达应县后就匆匆离开。梁思成则带着助手莫宗江，迫不及待地爬上爬下，开始测绘、拍摄。
秋日的山西，天气瞬息万变。一个晴朗的午后，梁思成正在塔顶专注地工作，突然凭空一声炸雷，吓得他险些松开手中的铁链，从两百英尺（约61米）的空中掉下来。又有一天，他和莫宗江在木塔最上层的梁架上，一直测量到下午五点，又是毫无征兆地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他们急忙向下爬，不料，测量记录的册子却被风吹开了，有一页甚至飞到栏杆上，所幸他们追赶得及时，如果再晚半秒钟，十天的工作就全都白费了。
与应县木塔朝夕相处的这段日子，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梦寐。多年后，在抗战流亡的路上，他用英文撰写《华北古建筑调查报告》(In Search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North China)，又想起古塔之上寂寥而神秘的世界——黑夜来临时，他的目光久久地落在一盏“长明灯”上，木塔“如黑色巨人般笼罩全镇。但顶层南侧犹见一丝光亮，自一片漆黑中透出一个亮点。后来我发现，那是‘长明灯’，自九百年前日日夜夜地亮到如今”。他始终没弄明白，当地贫瘠，为什么这盏灯却可以燃烧九百年，并可能一如既往燃烧下去，即便一代又一代人灰飞烟灭，灯火也不会熄灭。
梁思成在应县工作了一个星期，直到9月26日才回到北平。不料，第二天，《大公报》却给了他一份特殊的“问候”。从9月27日开始，《大公报》文艺副刊分几期刊发了冰心的万字长文《我们太太的客厅》。明眼人都知道，这篇文章影射的是林徽因。林徽因好客，她和梁思成在北总布胡同的家里，常常云集着文化界的名流，显然，冰心对此颇为不屑。在她笔下，林徽因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梁思成则是“满身疲惫、神情萎靡并有些窝囊的先生”，自然，冰心更不会放过“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徐志摩，尽管徐志摩已经在两年前去世。
应县木塔
林徽因大约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这篇文章，因为她的诗歌《微光》也刊登在9月27日文艺副刊的同一版，并且被《我们太太的客厅》环绕着。林徽因也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常客，但她对此未做任何文字回应。十天后，她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记录了梁思成寻访、测绘应县木塔的过程，描述了他们“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卷了铺盖到各处测绘几百年前……的伟大建筑物”的旅途。她没有诉诸文字，但她恰好从山西带回来一坛陈醋，便派人送给了冰心。
04
“古人的天才已被时间掩埋”
滹沱河在山西中部蜿蜒奔流，据说十个世纪以前，宋太宗的战马奋蹄踢出了这股清流，不仅拯救了麾下的士兵，还从此滋养着沿线的村庄和数十家磨坊。十个世纪之后，石磨坊已经被现代机器取代，但其中一些仍在倔强地继续运转，这个山清水秀的所在吸引着传教士们纷至沓来，造起别墅，逐渐成为山西有名的避暑胜地。
1934年夏天，梁思成、林徽因收到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费慰梅(Wilma Cannon Fairbank)夫妇的邀请，结伴前往晋中。
未来的国际汉学领袖、中国问题权威费正清，此时仍在牛津大学读博士，这次是为了写论文到中国收集资料。费慰梅则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艺术史专业，多年前，梁思成和她曾先后师从兰登·华尔纳，但两人并不认识。不过，在北平，这两对夫妇却成为亲密的朋友。前往山西之前，费慰梅去过山东嘉祥，考察了汉代的武梁祠，正是因为与梁思成、林徽因的频繁交流，她格外注意其间的“建筑物构建”。多年后，《武梁祠建筑原型考》(The Offering Shrines of “Wu Liang Tz'u”)将成为她的代表作。
考察过大同、应县以后，梁思成正打算向山西中部进发，于是，这个夏天，四人决定沿着汾河南下调查古建筑。一路上，梁思成甚至教会了费正清和费慰梅帮忙做一些基本的测量工作。
山西 晋城玉皇庙，上为游戏场景，下为实景
从介休到赵城，好几段公路都毁掉了。当地正在炸山修铁路，于是，大半的行程只能依靠步行，沿途风餐露宿。梁思成的卡其布衣服和林徽因的蓝衬衫、白裤子，在尘土飞扬的乡村格外扎眼。后来，费慰梅在回忆录中感叹：“考察旅行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体力上的精疲力竭。特别是对于徽因本来就很坏的健康和思成的瘸腿。我和费正清很快就恢复了，但对他们两人的长期影响如何就很难说了。”但这些体力上的消耗与损伤，他们早就习以为常。
一路上，风景时而枯燥乏味，时而惊心动魄。从赵城前往广胜寺的路上，起初都是土崖，走起来十分无趣，突然之间便山势起伏，村落也显得“幽雅有画意”，树林越来越繁茂，最粗壮的那些古树下都供着树神，依稀仍能看到烟火痕迹。临近黄昏，踏着满地碎石前行，广胜寺上寺的琉璃塔陡然从干涸的河床上出现，而“霍山如屏，晚照斜阳早已在望，气象仅开朗宏壮，现出北方风景的性格来”。
攀登飞虹塔令人心惊。在昏暗的通道里，每一级台阶都高达六七十厘米，坡度则达到惊人的六十度。到了每一段的终点，并没有休息板让人歇口气，而是需要马上反转身，隔空攀住北面墙上的阶梯，才能继续向上攀爬。
那段时间，深山中的广胜寺正名声大噪，这里发现了一套金代版本的《大藏经》，轰动一时。最初，梁思成他们也正是被这套经书吸引，决定到这里看看，不过，他们很快就倾倒于广胜寺的建筑风貌。梁思成不禁感叹：“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上下两院建筑两组，在结构上为我国建筑实物中罕见之特例。”最震撼他们的是屋顶的梁枋结构，七百多年前的建筑师并没有沿袭正统的规范，而是巧妙地运用了出挑深远的斜昂。“设计师的巨大原创力和天才”让梁思成他们大感惊讶，连连赞叹这种“对木结构如此灵活有机的运用在我们的旅途中尚属初见”。可惜，古人的天才已被时间掩埋，“国人只知藏经之可贵，而不知广胜寺建筑之珍奇”。
回程路上途经晋祠，这座建筑实在声名显赫，他们并不报太大期望，甚至不打算停留。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看来，凡是被称为“名胜”的地方，大多经历过后世以重修为名进行的“大毁坏”，不值得前去考察。不过，从公共汽车的车窗望见殿角的侧影，尤其是“雄大的斗拱，深远的出檐”，他们马上决定改变行程，从行李堆里翻出行李跳下了车。他们意识到，晋祠显然是古迹，自己不该对任何建筑心存偏见。
山西太原 晋祠水镜台， 上为游戏场景，下为实景
这个夏天，他们走访了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八个县，调查了三四十处元明时期的古建筑。一路上辗转奔波却又惊喜连连。山西的日子仿佛永远也过不完。费正清夫妇要求睡在露天平台，以便抬头就能看见满天星斗。梁思成和林徽因却谢绝了他们的邀请，为了醒来就能望见纵横的斗拱，坚持睡在寺庙的大殿中。古人的智慧覆盖着他们的睡梦，他们阅尽了沿途的寺庙道观，却仍心存奢望。
他们想要证明，在中国大地上仍存在着唐代木构建筑，但它依然远在天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