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亚探险时代）

两千多年前，一个名叫张骞的男人横空出世。他带着一代帝王汉武帝刘彻赋予自己的使命——西行寻找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打通河西走廊，“凿空”西域。将此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西域风土，详尽地描述、记录下来，展示在世人面前。

当他踏上塔克拉玛干沙漠（下称：塔漠）时，楼兰、精绝、渠勒等国，正在这片土地熠熠生辉。随着汉帝国将西域逐步纳入版图，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开始交汇、碰撞，同时也造就了这一地域别具一格的璀璨文明，为后世留下无限广阔而神秘的探索空间。

约八百年后，一位名叫玄奘的僧人，同样踏上西行之路。17年后，他回到长安，与辩机一起将沿途所见记录成书《大唐西域记》。玄奘不会想到，自己会因为这本书，被一千三百年后一名出生在匈牙利的年轻人奉为偶像，吸引着他走向东土。

这名青年就是斯坦因——20世纪初中亚探险大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在中国，他还有一个不太光彩的身份，“中国文物第一大盗”。

塔漠真正引起世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瞩目，起因便是斯坦因的和田沙漠绿洲考古发掘。和田地处塔漠南部腹心以及昆仑山中段主体，迄今仍然保留有亚欧大陆数量最多、也最为经典的沙漠绿洲文明遗迹。

1900年，38岁的斯坦因收到清政府总理衙门签发的护照，拉开了自己在“中国探险”的序幕。自此至1931年，他一共4次赴新疆、甘肃等地探察，11次进入塔漠，留下大量图片资料，取得了一系列轰动全球考古界和学术界的重大成果。

期间，斯坦因先后大规模发掘尼雅遗址、和田东北部沙漠中的阿克斯比尔遗址和热瓦工克佛寺，找到了许多壁画和汉文稿，以及画有精美图案的木板等，获得大批价值连城的文物。

1901年5月，斯坦因带着装满整整12只大木箱的中国文物，经俄国返回伦敦。第二次探险时，他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24箱、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

这些从中国带走的文物和文献，后来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

为斯坦因写过传记的美国学者珍妮特·米尔斯基曾说，“他的精品，只要再拿出来卖几件，可以再建一个大英博物馆。”可见，被掠走的文物价值之高。

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斯坦因的考古发掘客观上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文物保护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为英国政治、军事渗透等方面服务的目的，更不能成为其肆意掠夺一个主权国家珍贵文物的借口。

在斯坦因之前，塔漠不乏外国到访者，其中包括发现楼兰遗址的“西域探险之父”斯文· 赫定。

1895年4月10日，时年30岁的斯文· 赫定，带着探险队从麦盖提出发，雄心勃勃将自己大漠探险第一站瞄准塔漠。当地村民看着远去的队伍，忧心忡忡，一位老人叹息道：“他们回不来了……”

没想到一语成谶。

5月5日，整个探险队伍，仅剩斯文· 赫定和一名随从活着走出塔漠。这一趟令他几近全军覆没的线路，就是日后被奉为殿堂级探险穿越线路的塔漠N39。斯文· 赫定的这次折戟，似乎是命运为中国人保留的一份无上荣耀，注定要在109年后，由一位叫宗同昌的探险者来创造真正的奇迹。

20世纪前后的约半个世纪里，普热尔瓦尔斯基、斯文· 赫定、斯坦因、利特戴尔、皮耶夫佐夫，几乎每个到过新疆的西方探险者，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都充当过文物贩子的角色，并在这块神秘的土地成就了各自在探险史上的一席之地。

因不满西方所谓的探险者、考察团在中国的予取予求，肆意攫取、破坏当地的艺术品和文物，中国学术团体发起强烈抵制，捍卫国家利益。终于在192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根据协定，考察采集样本必须归中方所有。

当时的黄文弼，以唯一的中国考古学者身份加入其中。他在塔漠、罗布泊以及吐鲁番盆地进行了中国学者第一次新疆考古的科学调查和发掘。高昌陶罐、吐鲁番墓志的成书，土垠遗址、南北两河的发现，都始于这次的艰苦科考。他也由此成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

西北科考团的问世，首开中国现代学术之先河，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也为日后中国的科技史、考古史、西域史、交通史的研究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探险生机）

1949年12月22日这天，和田街道上突然多了一群陌生人，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鞋底已经磨穿，走过的石头，依稀可见斑斑血迹，嘴唇因渗血已变黑，皮肤黑到看不清脸，眼里布满血丝，眼神却依然炯炯有神。

城中百姓见状，无不目瞪口呆。他们的到来，犹如天降奇兵，结束了这一地区的动荡局面。

这支一千八百余人的队伍，就是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五师十五团的解放军。

1949年12月5日，部队从阿克苏出发，沿着和田河，横穿塔漠，准备直奔和田。经过18个昼夜的连续跋涉，行程七百九十多公里，终于抵达。

出发前，几乎没人相信他们能徒步穿越茫茫大漠、滚滚流沙。然而，这群最可爱的人，每人肩负一支步枪或机枪，扛上弹药、铁锹和背包，负重数十斤，一路引吭高歌挺进塔漠，眼神中充满坚定和信仰的力量。

此次行军的向导，正是早年担任过斯文· 赫定探险队塔漠向导的阿不杜拉老人，他丰富的沙漠经验，为队伍最后的成功穿越提供了多一层保障。

和平解放和田后，战士们又收到新的指令——1952年2月，毛泽东主席向驻疆10万将士发出号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武器，捍卫祖国。”

这一雄才大略的提出，颇有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在河西四郡实施军事移民、屯垦戍边的影子。

战士们放下武器，开始开荒地、造良田，筑渠、架桥、修路，植树造林，没有房住，他们就挖地窝子，没有牲畜，就用人拉犁耙，没有工具，就自己做扁担、编筐子……

最后，他们不仅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还将开垦出的4.5万亩良田则无偿交给地方。

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这支英雄部队的千余名官兵就地转业，在亘古荒原中建立了农14师第47团。

塔漠周边生产建设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同时，学术科考也在齐头并进。

1959年，中国科学院沙漠综合考察队对塔漠进行大规模考察，留苏学者朱震达担任塔漠考察队队长，自此开始了他作为中国沙漠与沙漠化科学创始人的一生征程。

同样在这一年，一个隐藏在塔漠深处、上千年未被国内史料记载的与世隔绝村落，浮出水面。

这个村庄，正是达里雅布依。一个被称为“塔克拉玛干的肚脐”的绿洲，被视为世界上最难到达的村落之一。斯文·赫定在他发表的第一部考察新疆著作《穿越亚洲》中提到过一个叫通古斯巴孜特的“原始”部落，描述的就是达里雅布依。

于田县政府得知在自己管辖地盘内的大漠深处，居然还有这样一个村庄，于是立刻派工作队进入塔漠。

达里雅布依村落面积达两千多平方公里，居住着大概三百户人家、上千人口，房屋墙体由胡杨树枝围成，屋顶盖着一层苇草。屋子建得很分散，最近的也相隔好几公里。

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和语言，亚洲人的肤色，印尼人的五官长相，有的身穿羊皮制成的衣服，有的穿着道教所遗留的道服，使用的工具也很特殊，大部分都是像原始社会石头制成的工具，少部分铁质器具……

有人推测他们是西藏阿里古格王朝的后裔，翻过昆仑山才来到这里。有人认为他们是古楼兰人的一支，在楼兰消亡之前逃亡出来。还有人说他们应该是塔漠的探险家，迷失在这里，被当地人所救，为了能活下来，不得不定居于此，才造就了这里特殊、多元的文化风俗。

达里雅布依在20世纪50年代短暂“露面”过后，由于环境动荡，又一次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直到80年代，这里才真正“热闹”起来。

探索不止

（80年代后迎来民间探险热）

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探险队，纷纷将首登、首漂计划瞄准中国。在外国探险人士的“刺激”下，国内掀起了近乎疯狂的“民间探险热，“抢在外国人之前完成”的朴素爱国情怀，成了那个年代背景下诸多探险行动的初衷。

1987年，法国探险队即将考察塔漠的消息，传到了刘雨田的耳中。一年多前，他刚刚完成徒步长城的壮举，成为世界单人徒步走完长城第一人。这次为赶在法国队之前穿越，他又只身走向塔漠。

至今，刘雨田一共六次进入塔漠，其中第二次、第三次成功穿越。他数次在沙漠中绝处逢生，有一回便是被居住在达里雅布依的克里雅人所救。

随着越来越多中外探险考察人员的来访，达里雅布依再次回归人们视野。1989年，政府在达里雅布依改村设乡，建立学校，培训医护人员和兽医，解决用电、用水，开办邮政所和信用社等，这里终于和现代文明建立起联系。

同年10月末的一天，一条消息从塔漠腹地传出：塔中一井在钻探中途测试时初步证实，塔里木盆地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果然，后来的塔里木油气田，不仅成为我国陆上第三大油气田，也成为“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

因为勘探石油的需要，1995年10月4日，我国在流动沙漠中修筑的第一条等级公路——北起轮南，南到民丰县，全长522公里，南北贯穿塔漠的穿沙公路建成，全线通车。而后，2007年塔漠西部从阿拉尔市到沙漠南缘和田县的沙漠公路，2019年阿拉尔至塔中的沙漠公路，2022年尉犁至且末的沙漠公路，相继通车。

沙漠公路的先后建成，交通的改善、便利，也顺带激活了塔漠探险的更多可能与生机。

2004年1月23日，筹备了5年之久的中日联合探险队计划按照当年斯文·赫定设想的N39线路穿越塔漠。

队伍中有两名中国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坚持徒步，看上去像两个脚夫。同行的日本队友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不骑骆驼？”

这两位特立独行的探险者，便是赵子允、宗同昌。

时年67岁的赵子允，或许已经知晓自己不可能“征服”塔漠，分别是早晚的事，此行只想尽最大努力陪宗同昌走一段，陪他见证中国人徒步穿越塔漠N39的历史。

行程近三分之一时，赵子允双腿肿到不行，他用一条包袱绳把自己捆在骆驼的双峰之间，由宗同昌牵着骆驼，在炎炎烈日的沙山上，缓慢行进。由于缺水，赵子允时而昏迷，时而清醒。

抵达临近沙漠公路的叶尔羌河，到了两人该分别的时候。宗同昌将赵子允扶上木头筏子，看着他往河对岸远去，赶紧背过身，不敢回头。他知道，此刻趴在筏子上的赵子允，一定在望向自己的方向。接下来的路程，他将一个人面对孤独和恐惧。

经过73天跋涉，宗同昌终于成为全队唯一一个徒步穿越塔漠N39的人，填补了塔漠探险史上的又一项空白。

遗憾的是，不久后，赵子允去世。宗同昌背着他的墓碑，走向罗布泊腹地，将墓碑立在罗布泊的湖心。

此后，陆续涌现不少国人，在塔漠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2007年，何旭东、廖岷两人创下驾驶一辆机动车、一次性连续穿越塔漠N39纪录。

2019年，刘杰成为世界上首次单人单车（越野车）沿北纬39°线东西穿越塔漠的人；2020年，他又完成世界上首次单人单车沿北纬40°线东西穿越塔漠。

2022年，世界吉尼斯单人徒步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挑战正式开跋，挑战者叶晨光将行走约一千四百多公里，拟以最快速度完成该项挑战，一项新的纪录或将诞生。

黄沙之下，古往今来流淌过的历史与繁华，在时刻昭告世人，中国人从来不缺探险精神。自张骞、玄奘以来，塔漠迎来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令世界一次次见证了中国人为理想与信念展现出的热情、坚韧、拼搏、包容。

新的时代，中国梦重新起航，塔漠的探险传奇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