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时任中国政府矿政顾问、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年轻的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先生一起，在中国中央政府、河南省政府及渑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以磨制石器与彩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并将之命名为“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也是中国第一个被科学认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的出现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结论。仰韶村的发掘，标志着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隆重纪念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的安特生旧居（10月15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仰韶文化是距今7000—5000年前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核心文化。仰韶文化是早期中国文化圈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考古学探本求源、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的百年历程。经过几代考古学者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在百年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我国已发现距今200万年以来的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化石地点70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近2000处。这些发现从人类活动、人类化石、古DNA等三方面证据，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自成体系，连续、独立地发展，人类的演化链条基本前后相继，为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和东亚人类本土演化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依据。北京东胡林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粟；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黍；浙江浦江上山、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万年的水稻遗存。湖南澧县彭头山，浙江萧山跨湖桥、嵊州小黄山，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表明，距今8000年前后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南稻北粟”的农业经济格局，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距今5300年前后，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和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社会快速发展，启动了文明化进程，各地区密切互动，形成被称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明由此形成。距今4300年前后，长江与西辽河流域的古国逐步衰落，而黄河中游地区开始崛起，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遗址出现超大型城址，在各地区文明的竞相发展和激烈碰撞中，中原腹地最终崛起，中华文明的发展步入新阶段。
双槐树遗址（2019年8月27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在探索夏商王朝的过程中，考古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10万平方米的宫城，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有可能是夏王朝晚期都邑。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等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洹河北岸的“洹北商城”，则可能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前的另一座都城。以湖北黄陂盘龙城、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代表的发现，则揭示了以夏商王朝为中心的中原与周边地域的政治、文化关系，深刻证明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西周是王朝文明重要的发展阶段。陕西扶风和岐山一带的周原遗址，发现有贵族居住区、墓葬区、社祭建筑、作坊、窖藏和水利设施等。而周代诸侯国的考古发现以湖北随州曾国贵族墓地最具代表性，实证了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曾国的历史。秦汉及其以后的宏大历史进程，则体现在制度建设、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与周边国家的和平交往等方面。都城的规划与建造，体现的是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西汉长安城、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一直在承继与创新中发展。到元明清北京城，基于中轴对称的宫城、皇城、郭城的格局始终未变。帝王陵寝则构成了历朝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从秦始皇陵、西汉景帝阳陵、江西海昏侯墓，到洛阳景陵、唐代关中十八陵陵园，再到辽祖陵等，都体现了秦汉以后帝王陵寝制度一脉相承。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既有内在逻辑，也需要强有力的维护。丝绸之路作为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历代中原王朝都尽力维护其畅通与安全。目前已找到的汉代疏勒城、唐代北庭都护府遗址以及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文书及大量文物，均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自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识体现在国家制度上，也深深渗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成为每个时代的潮流。总之，100年来的考古学实践不仅完全重建了中国史前史，也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有文献以来的历史时代的中国历史。
工作人员在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现场作业（10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 摄
经过10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迎来了黄金时代。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的要求，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认真学习、系统思考考古学的成就及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加强考古学科建设，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中发现新视角，构建新理论；深入开展多学科融合发展，引导打破学科壁垒，使考古学研究发挥更大的价值与作用；加强文明互鉴交流与比较研究，有序开展赴外考古发掘与研究，促进我国由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转变，进一步发挥考古学在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方面的独特作用，进一步增强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使下一个百年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本文系作者在10月17日召开的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