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飞鸟、白凤）佛教美术与南京影响 CHINA CULTURE FOUNDATION

日本早期（飞鸟、白凤）佛教美术与南京影响

2020-10-14 祝重寿来源：中国文化基金会

作者/祝重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博士、教授。

南京是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故都，后来南唐、明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也一度为都，可称“十朝古都”。南京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南京早在六千年前就已出现了原始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湖熟文化等），西周时是奴隶主封地，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在此筑城，铸造青铜器，是为吴文化。

越灭吴，范蠡也在此筑城，接受越文化。后楚夺越地，又接受了楚文化，手工业、商业大发展。秦始皇南巡路过南京，开通驰道，使南京交通便利，并带来中原北方文化。可见南京早在汉以前就已兼容南北文化。汉时南京金属冶炼技术更加发达，铜、铁器普及。所有这些都为六朝经济、文化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朝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东吴孙权对南京建设有重大贡献，当时造船业、航海业发达，大海船远达台湾、辽东、高句丽、扶南（柬埔寨），孙权曾派康泰、朱应出使扶南，使东南海路进一步畅通。六朝经济繁荣，物产丰富，手工业发达，盛产丝绸、瓷器、铜镜、纸张等，海外又运来香料、珠玑、翡翠、珊瑚、犀角、象牙等，都荟萃南京，可见当时中外交流之盛。

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昌盛，六朝南京设有儒学、玄学、文学、史学等学馆，研究学术，培养人才。南朝文学名著大多是在南京写成，诸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昭明太子《文选》、谢赫《古画品录》、法显《佛国记》等等。

南京也是六朝佛教中心，佛寺林立，晨钟暮鼓，不绝于耳，《南史》上说：“都下佛寺五百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唐代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当时南京佛教美术繁荣昌盛，必然引领风气之先。当时南京画坛大师如云，杰作如雨，六朝大家（诸如曹不兴、卫协、戴逵、顾恺之、陆探微、僧佑、张僧繇、肖绎等）几乎都在南京从艺，包括从事佛教美术创作，他们就能构成一部六朝美术史，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589年隋灭陈，“城邑宫阙，并荡耕垦”，六朝繁华之都，顿时成为一片瓦砾废墟。此后又历经几次南京大屠杀（诸如金兵南下、太平天国、日寇侵华等），南京文化毁灭殆尽，现存古建多为清末以后重建，六朝文物非常罕见。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六朝佛教美术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只能从古文献的片言只语中去猜想、想象当时佛教美术的艺术风貌。

中国雕塑往往跟着绘画走，画、塑不分，雕塑家都是画家，有些画家也搞雕塑，中国佛像也是如此，是将平面描绘的佛像，作为样本，使之立体化（一般要有三个面，正面和两个侧面），作为崇拜偶像，因为佛教是像教。佛像既是宗教宣传，更是宗教艺术，尤其是今天，我们是将其当做艺术来研究，也就是说用研究艺术的方法来研究。所以中国雕塑史也跟着中国绘画史走，将佛画大师画的平面佛像作为样本，将其立体化，雕塑成立体佛像。

而大师们画的佛像样本又往往参考中外高僧从国外（海外）带回来的外国佛像，进行改造，创作，将其中国化，大众化，使之能适合中国百姓来欣赏、来膜拜。中国佛像最著名的样本就是“四大样”（曹不兴曹家洋、张僧繇张家样、吴道子吴家样、周昉周家样），中国佛教美术（现存主要是北方石窟造像）大多是依据这四大样创作的。

东汉（1---3世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走的是两条传统商路，一条是西北陆路（即所谓“丝绸之路”），一条是东南海路（即所谓“瓷器之路”），此外还有一条印度、缅甸、云南、四川古道（即所谓“川滇缅印之路”）。这三条商路，最迟西汉时就已开通。西北陆路源于贵霜帝国（1---3世纪）首都犍陀罗（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之间，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东南海路和川滇缅印之路都源于贵霜冬都马图拉（印度恒河流域，在新德里南）。

贵霜这两处佛像大不一样，犍陀罗佛像是希腊·中亚佛像，是中亚人种；马图拉佛像是印度本土佛像，是南亚人种。但二者互相影响，同步发展。三世纪贵霜帝国灭亡，犍陀罗艺术也随之衰落，后发展成后犍陀罗（4---7世纪），犍陀罗一直受马图拉影响，也就是说犍陀罗佛像中包含着马图拉的因素，例如马图拉佛像衣薄透体，衣纹有韵律感的特点，一改早期犍陀罗衣纹深厚、写实的旧貌。犍陀罗影响越来越小，主要影响中亚、新疆。而马图拉却一直在发展，发展成后马图拉，即笈多佛像（4---7世纪），影响越来越大，能影响到南亚、中亚、东南亚、东亚。

对中国佛教美术来说，犍陀罗远不如马图拉影响大，可是我们的研究往往侧重犍陀罗，不注意马图拉，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根据信息传播理论，印度恒河马图拉是佛像（佛教美术）的信息源，东南海路是信息传播路线，海路终点南京（或山东、江苏沿海）是信息接受地。

三世纪三国东吴曹不兴首创中国佛像（曹家样），开创了辉煌灿烂的中国佛教美术史。曹不兴学于印度高僧康僧会，康僧会虽然祖籍康居（中亚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却世居天竺（印度），父亲经商，移居交趾（越南北部），康僧会在交趾出家，后到东吴首都南京弘法，并带来了越南佛教经像，当时越南佛像当属印度马图拉佛像，可见中国佛教美术创始于南京，一开始就受马图拉影响。可惜这一切我们今天都看不到了。

曹不兴的学生是卫协（西晋），卫协的学生是顾恺之（东晋），顾恺之的学生是陆探微（南朝刘宋），一脉相承，都是六朝时的一流大师。其中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再加上南梁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这四大家都活跃于南京。尤其是陆探微和张僧繇这两大家，分别创造了陆探微样式和张僧繇张家样，这两大风格范式，作为南京样板，既影响南朝，也影响北朝，广泛影响了全中国，乃至朝鲜、日本。

南京影响日本，南京又成了中国佛教美术的信息源（策源地），南京佛像信息源向四面八方辐射，洛阳、长安、朝鲜、日本，都是其中之一，都是信息接受地。总之南京是中国唐以前的佛教中心（赵补初语），也是中国佛教艺术中心。此外日本还受洛阳、朝鲜影响。

南北朝（386---589年，4---6世纪），南朝与北朝对峙并存。南朝经历了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四朝。北朝北魏386年建立，439年统一北方，534年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577年北周灭北齐，581年隋灭北周，北朝结束，589年隋灭陈，南北朝结束。

南朝宋、齐、梁、陈，首都都建在南京，南朝佛教与佛教美术大发展，南京寺庙林立，成百上千，（唐人杜牧说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只是唐时所见），如此大规模地寺庙建设，可见当时南京佛教美术之盛，艺术家之多，自然是南北朝佛教艺术中心，自然是北朝佛教美术学习的样板，更何况南朝汉人政权一直被北朝胡人政权奉为正统文化。北朝向南朝学习，石窟艺术发达，主要有敦煌、麦积山、炳灵寺、云冈、龙门、天龙山、河北、山东等石窟。

南朝各朝都与海外国家有外交往来，互派使节，互赠礼品，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例如与印度笈多王朝文化交流，印度笈多佛像经东南海路源源不断传入中国，首先到南京。其实早在三世纪印度高僧康僧会就带来印度马图拉佛像，他的学生曹不兴开创了“曹衣出水”的曹家样，经曹不兴的学生卫协，卫协的学生顾恺之不断改造，使之中国化，顾恺之的学生陆探微又开创了“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陆探微样式（陆家样），完成了中国南方文人式的佛像。

梁时（6世纪前半）印度笈多佛像又影响到张僧繇，开创了张家样。这两大风格范式，又作为南京样板，广泛影响了全中国，乃至朝鲜、日本。印度佛像就是这样不断引进，不断改造，不断中国化，不断创新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中国佛像。这期间走的都是东南海路，南京就是海路的终点。

中国很早就与朝鲜、日本友好往来。4世纪后期，中国佛教及佛教美术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正值三国时期（4---7世纪），高句丽与北朝来往，百济、新罗与南朝来往。例如百济与南朝多次通过海路互派使者，南朝派学者、工匠、画师到百济，带去中国文化和佛教美术。百济又将中国佛教美术传到日本，成了“二道贩子”（文化搬运者）,“二传手”。

中日两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自古以来一衣带水，友好往来，南朝时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互派使者，互赠礼品，很多南朝工匠移居日本，带去先进技术和佛教美术，例如522年南梁佛像雕塑师司马达一家东渡日本，带去梁朝流行的陆探微样式的中国佛像（当时陆探微样式风行全中国），成为日本佛教造像始祖。

这些都说明了南京佛教美术影响日本。日本文化古代、中世纪受中国影响，近代、现代又受西方影响。如果说西方影响有蛮学（16世纪，葡萄牙）、兰学（18世纪，荷兰）、洋学（19世纪，美国）、西学（20世纪，欧美）。那么中国影响就有秦学、汉学、吴学、隋学、唐学、宋学、明学等。其中吴学就是以南京为首的六朝文化，再次说明南京文化影响日本。就佛教美术而言，中国学印度，开创了中国佛教美术，又将中国佛教美术传给朝鲜、日本。

南朝最伟大的画家是陆探微和张僧繇，他俩与上述东吴曹不兴、东晋顾恺之合称“六朝四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有深远影响。先说陆探微。

陆探微（？---约485年，五世纪），南朝宋、齐时苏州人，活跃于南京宫廷，擅画佛像、肖像等。他学于顾恺之，与顾恺之并称“顾、陆”，他俩都画“密体”，画风细密。陆画“笔迹周密，劲利像锥刀”，直线造型，方正有力，人物“秀骨清像”，文静典雅，完全是中国南方文人形象。其画笔势连绵不断，称为“一笔画”，严谨细致，谢赫评为上品。

陆探微样式广泛影响到5世纪后半和6世纪前半。南京、丹阳五处南朝陵墓中，都出土有砖印壁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可能就是根据陆探微的作品绘制的（参见拙作《中国壁画史纲》，文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其子也擅画佛像，已经中国化了,可惜他父子俩的画都没流传下来。

《竹林七贤》陆探微风格

陆探微“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的中国佛像，直接影响了南朝齐梁造像，当时南京上千佛寺都风行陆探微式的中国佛像，并作为首都范式，影响到南朝石窟造像和家中礼拜的小佛像（金铜、石雕、木雕等），并以华夏正统样板影响到北方北朝佛像，影响之大，实为罕见。

非常遗憾的是南朝佛像毁灭殆尽，石窟造像仅存南京栖霞山和浙江新昌两个石窟，都是齐梁高僧僧佑（445---518年，五六世纪）完成，当为陆氏“秀骨清像”风格。但十分遗憾的是，因后世重修，面目全非。（目前这种自以为是的重修对文物古迹破坏最大。）真正的南朝佛像今天仅见家中礼拜的小佛像，而且现存极少，凤毛麟角。

“礼失求之于野”，首都中心文化失传了，就得到外围和边远地区去寻找，南朝南京佛像失传，就得到四川、北方去寻找。四川成都万佛寺佛像，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万佛寺佛像始于刘宋，盛于齐梁，是典型的南朝佛教美术。

四川成都万佛寺出土南梁造像碑523年，陆家样

例如梁普通四年（523年）康胜造佛立像碑，佛有6头身长，修长优雅，“秀骨清像，褒衣博带”，表现出陆探微风格。此佛像9人组合，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万佛寺有些佛像组合，多达10几人，这在当时北方十分罕见，（北方后来才有），这也说明南朝引领北朝，开风气之先，此佛像现藏四川博物馆。

再如成都北面茂县出土的南齐永明元年（483年）造的佛坐像，“秀骨清像，褒衣博带”，慈眉善目，含笑幽玄，佛座垂裳，如同名士，是典型的陆氏风格（样式），而此时陆探微还活着，影响之快，令人惊讶。此佛像也收藏在四川博物馆，这两个南朝佛像极为珍贵。

四川茂县出土南齐造像碑（483年）陆家样

龙门宾阳中洞主佛，陆家样

陆探微样式作为南朝南京正统风范广泛影响到北方北魏后期、东魏、西魏佛像，例如影响到北方文化中心洛阳龙门石窟，龙门宾阳中洞佛像是典型的北魏佛像，很像上述茂县南齐佛像，也属陆氏风格。陆氏风格影响深远，不仅风行全中国，而且还传到了朝鲜、日本。

作者/祝重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博士、教授。

日本佛教美术始于飞鸟时代，飞鸟时代（552---645年，6世纪中---7世纪中，近百年）中国佛教及佛教美术传入日本，促使日本佛教及佛教美术兴起，圣德太子（593---621年）崇信佛教，派遣隋使，来中国学习佛教文化和典章制度，用儒、佛改革社会，废除世袭制，打击豪门贵族，提高皇室权威，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日本佛教美术现存最早的作品就是7世纪初的，7世纪前半是飞鸟风格，7世纪后半是白凤风格。飞鸟时代建筑代表作是奈良法隆寺（世界仅存最早的木构建筑），雕塑代表作是法隆寺金堂本尊，（一佛二菩萨三尊像），最伟大的艺术家是止利佛师。

日本奈良法隆寺

如前所述，522年南朝梁佛像雕塑师司马达一家东渡日本，带去梁朝流行的陆氏中国佛像（陆探微485年去世，这时影响如日中天，而张僧繇还年轻，还未出道）。司马达在奈良高市坂田原建草庵，安置佛像，宣扬佛教，成为日本佛教造像始祖。

他儿子多须奈也是个佛教徒，为了祈愿天皇病体康复，自愿出家，世称“德齐法师”，在高市郡建坂田寺，造一佛二菩萨三尊像。第三代止利（司马达的孙子）也擅长制造金铜佛像，被尊为“止利佛师”，他开创了日本雕塑史上的止利派艺术，使日本美术摆脱了原始蒙昧状态的古坟美术，产生了质的飞跃，进入了文明开化的飞鸟佛教美术时期，堪称“日本佛教美术的奠基人”，是飞鸟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

日本法隆寺金堂本尊，一佛二菩萨三尊像，623年

司马氏原是西晋皇族，后南逃南京，建立东晋，仍是皇族，后经刘宋、萧齐，到萧梁时，已是平民，司马达梁时（6世纪）来到日本，到止利（7世纪）时，已有百年，是日本最早最著名的工匠（造佛）家族，开创了日本家族工匠（艺术）史。可见世界闻名的日本工匠精神，也来源于中国南京。如前所述，南京手工业一直很发达，到明清时依旧很繁荣，作坊遍布，工匠满街，能工巧匠，巧夺天工，可惜中国文人士大夫看不起他们。

日本法隆寺金堂本尊，一佛二菩萨三尊像，623年

止利佛师的代表作是奈良法隆寺金堂本尊释迦三尊像，一佛二菩萨，作于623年，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佛像，是他家移居日本百年之后制作的，是依照从南京带来的家传佛像样本制作的。

日本法隆寺金堂本尊，一佛二菩萨三尊像，623年

此佛像长脸垂直，五官平行，眼如杏仁，鼻似蒜头，薄嘴唇如半月，似笑非笑，表情严肃，身穿汉式通肩袈裟，台座布纹垂叠如云，富有韵律感，有装饰性。整个看上去“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很像上述四川南齐造像碑（483年）和龙门宾阳中洞北魏佛像（6世纪初），完全是陆探微风格。陆探微样式产生于五世纪后期，而止利佛像已是七世纪前期（初唐，这时中国正在流行张僧繇张家样），可见日本比中国晚了一百多年。

日本法隆寺金堂本尊，一佛二菩萨三尊像，623年

这一百多年来，南京陆探微样式在日本慢慢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司马达一家祖孙三代辛勤工作，功不可没。止利派类似佛像还有奈良飞鸟寺（安居院）飞鸟大佛（后世重修，新旧不统一）、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三尊像、法隆寺戊子年铭（628年）三尊像（少一菩萨）等，都是铜像，都是“秀骨清像，褒衣博带”，都是陆探微样式。

日本奈良飞鸟寺（安居院）飞鸟大佛（后世重修，新旧不统一）

原在法隆寺，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48体佛》中，也有一些菩萨像是止利派作品（诸如摩耶夫人、观音菩萨等），也是铜像，也是“秀骨清像”，也是陆探微样式。

飞鸟佛教美术还有两大菩萨也很有名，即法隆寺梦殿观音和百济观音，二观音都是木雕，都作于七世纪前半，皆高瘦典雅，慈悲为怀，也是“秀骨清像，褒衣博带”，也属陆探微样式。

日本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像

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像

梦殿观音严肃，精致，神秘，很像上述金堂三尊像中的胁侍菩萨，当属止利派。百济观音优美，简洁，生动，与梦殿观音迥然异趣，可能来自百济，如上所述百济是中日文化交流之间的“二道贩子”（文化搬运者）、“二传手”，既带来了中国6世纪前半的陆探微陆家样，也带来了6世纪后半的张僧繇张家样。

法隆寺戊子年铭（628年）三尊像（少一菩萨）

飞鸟佛教美术中最优美的是两个思维菩萨像，一在广隆寺（京都），一在中宫寺（奈良），都是木雕，都是国宝，都作于7世纪前半，都是慈悲含笑，思维冥想，上身半裸，下穿长裙，“秀骨清像”，当属陆探微样式，但简洁，优雅，又像张家样，比上述所有作品都生动传神，成熟得多。广隆寺还有一思维菩萨木雕，也是飞鸟时的，也属陆探微样式，一手拭泪，似在哭泣，非常有趣。

原在法隆寺，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48体佛》之一，摩耶夫人

中国北魏、东魏、西魏都有思维菩萨像，多为“秀骨清像”式的陆探微样式，并且影响朝鲜、日本，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就有好几个朝鲜三国时（4---7世纪）的思维菩萨像，也属陆探微样式。如前所述南京陆探微样式作为中国佛教美术的信息源，向四面八方辐射，洛阳、长安、朝鲜、日本，都是其中之一，都是信息接受地。

原在法隆寺，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48体佛》之一，观音菩萨

广隆寺二思维菩萨

中宫寺思维菩萨

例如中国四大石窟中的北魏（包括东、西魏）佛像虽然都受陆探微样式影响，但各有各的特点，麦积山的最精彩，敦煌、龙门也不错，云冈后期（6世纪）较差，（但云冈前期（5世纪）最好，超过其他三窟）。日本飞鸟佛像也是如此，也是多种多样，各有特点，说明传播样式和渠道众多，司马达家族的陆探微样式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是通过朝鲜（尤其是百济）传过去的。

法隆寺二木雕观音

法隆寺梦殿观音

法隆寺百济观音

现存飞鸟绘画代表作是玉虫厨子（法隆寺）和天寿国绣帐（中宫寺）。都是工艺美术，工艺美术品上有装饰画，尤其是玉虫厨子漆画，画天王、菩萨、多宝塔、供养舍利、须弥山、舍身饲虎、施身闻偈。其中菩萨亭亭玉立，柔美优雅，很像中国北魏菩萨，例如敦煌壁画中的北魏菩萨，也是“秀骨清像”，也是陆探微样式。

法隆寺玉虫厨子

法隆寺玉虫厨子，菩萨

舍身饲虎和施身闻偈，敦煌壁画中都有，也是异事同图（几件事画在同一幅画上），都是单幅画构图，例如第254窟北魏壁画《舍身饲虎》，再如第285窟西魏壁画《施身闻偈》都是这样，画中人物都是修长苗条，“秀骨清像”。这些画画风相近，都受陆探微样式影响。

法隆寺玉虫厨子，舍身饲虎

法隆寺玉虫厨子，施身闻偈

法隆寺玉虫厨子，供养舍利

天寿国绣帐（中宫寺）

总之陆探微是位有重大国际影响的艺术大师，他开创的陆家样，影响深远，西到敦煌，东达朝鲜、日本。可是中国古代佛像四大样（曹不兴、张僧繇、吴道子、周昉）中，却没有陆家样，看来应该加上陆家样，合称“五大样”。

梁武帝时（502---549年，6世纪前半），佛教和佛教美术大发展，达到鼎盛，梁武帝崇信佛教，广建寺庙，三次舍身佛门，都用巨资赎回，他能调和儒、道、释三教矛盾，使三教并行发展。他非常重视中外交流，积极引进洋物，《晋书》上说，“修贡职，航海岁呈，踰于前代”，海上贸易大发展。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传入南京的印度笈多佛像，这时开始起作用，开始产生影响。

张僧繇是南朝梁画家，也是苏州人，是梁武帝（6世纪前半）的宫廷画师，擅长画佛像、人物（历史画、风俗画）等。梁武帝崇信佛教，广建寺庙，多次命令张僧繇装饰佛寺。张僧繇曾在一乘寺门上用天竺（印度）画法画“凹凸花”，色彩渲染，富有立体感。

说明他比陆探微更关心引进新样式，而陆探微更侧重创造新样式（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一脉相承，张僧繇不属于这一派）。梁武帝诸位王子远征西域，武帝思子心切，派张僧繇前去画像，归来对之如面，说明其肖像画写实传神，生活气息很浓。

唐人张怀瓘评其画与顾恺之、陆探微并重，谓顾得其神，陆得其骨，张得其肉。可见张僧繇的画一反陆探微直线造型，“秀骨清像”（高瘦），而是曲线造型，画得矮胖，丰腴肉感。张彦远则认为顾恺之、陆探微为“密体”（繁密），而张僧繇、吴道子为“疏体”（简疏），可见张僧繇、吴道子是一派，张僧繇影响了吴道子，曹不兴、张僧繇、吴道子、周昉四人并称中国佛画四大样。

画史又称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为“六朝四大家”。不论怎么说，张僧繇都是大家。张僧繇无师自通，自成一派，如果非要找他的老师的话，那就是印度笈多佛像。

笈多王朝（大约320---646年）4世纪兴起，5世纪强盛，6世纪衰落。5世纪统一印度北方，疆域包括印度北部、中部及西部，首都是华氏城（恒河下游巴特那），是印度中世纪黄金时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对外贸易，宗教兼容，大乘流行，成为东方（亚洲）佛教艺术中心，中印高僧互访。笈多佛像已经完全印度化了，圆脸厚唇，衣薄透体，有马图拉、鹿野苑两种样式，这是印度两大佛教美术中心。笈多前期主要是后马图拉佛像，在恒河上游，继承贵霜马图拉（1---3世纪），进一步印度化改造，衣薄透体，如同出水。

笈多后期主要是鹿野苑佛像，在恒河中游，完全是印度本民族艺术风格，衣薄透体，如同裸体。笈多佛像广泛影响到南亚、中亚、东南亚、东亚，影响之广，远远超过犍陀罗佛像。梁武帝时（6世纪前半），笈多佛像早已如日中天，形成新一波次，再度冲击中国佛教美术，影响到画家张僧繇。张僧繇学习笈多鹿野苑佛像，加以中国化改造，开创了简洁丰腴，体积感强的张家样。

张僧繇的学生传派很多，既影响南方，也影响北方，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上说，就有杨子华（北齐）、郑法士（北周、隋）、袁子昂（北周）、孙尚子（北周、隋）、李雅（隋）、二阎（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初唐）、范长寿（初唐）、何长寿（初唐）、吴道子（盛唐）等，可见影响深远。张僧繇广泛影响到北齐、北周、隋、初唐，甚至于8世纪盛唐吴道子，影响中国佛教美术将近200年，吴道子开创吴家样之后，张僧繇时代才算结束。可惜张僧繇的作品也没有流传下来。

6世纪张僧繇直接影响到北齐新风。北齐（550---577年），550年高洋取代东魏称帝，建立北齐，建都于邺（河北临漳），占有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及苏北、皖北广阔地区，然后四面出击，威震长江，与北周、南陈三国鼎立。北齐积极学习南朝，《北齐书》上说，南梁画家萧放，梁武帝犹子（侄子）也，入齐（北齐），于宫中监诸画工，帝（北齐）甚善之。可见南梁画家入北齐，为北齐服务，影响北齐。《北史》中专有一卷记述南朝宗室流入北方者，说明南方汉文化影响北方胡人文化。

北齐宫廷画师杨子华开创北齐新风，“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阎立本称赞他“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简易标美”就是张僧繇简洁丰腴，可见受张家样影响，当是张僧繇、杨子华画派。《北齐校书图》传为杨子华所画，但也有人说是阎立本画的，他二人都学张僧繇，都“简易标美”。

《北齐校书图》局部，杨子华，张僧繇杨子华画派画风

《历代名画记》上说二阎学张、杨，可见二阎也属张、杨画派，此外杨子华还是画马名家。北齐画家曹仲达也学南朝绘画，学于南梁袁倩，而袁倩又是陆探微的学生，陆、袁、曹都画“密体”，与张僧繇、杨子华“疏体”画派迥然异趣。

《北齐校书图》局部，杨子华，张僧繇杨子华画派画风

同样北齐画家入北周，为北周服务，影响北周，例如北齐画家高孝珩（皇子）“为周师所虏，授开封县侯”。后北周改革，后来居上，577年灭北齐。

北齐佛教美术学习南朝张僧繇新样，开创北齐新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响堂山石窟和天龙山石窟。

天龙山北齐

响堂山石窟，在河北邯郸峰峰矿区，离北齐邺都（河北临漳、河南安阳一带）不远，是北齐新开石窟（隋唐继续建设），佛、菩萨丰腴圆润，文静典雅，衣纹简洁，富有韵律感，表现出北齐新风，明显受南梁张僧繇张家样影响，尤其是供养人浮雕，更是肥胖、简约。

响堂山北齐

天龙山石窟，在山西太原西南天龙山上，创建于东魏，北齐、隋唐继续开凿，其中唐窟最多。北齐窟主要有东峰第1、2、3窟，西峰第10、16窟等，内有一佛二菩萨。北齐佛像（例如第16窟）丰腴圆润，简洁明确，富有体积感和空间感，体现出北齐新风，与上述响堂山石窟一样，也属张家样，尤其是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的天龙山北齐佛头（第16窟），面相饱满，简洁敦厚。

张家样也像陆家样一样，同样影响到朝鲜、日本的佛教美术。

作者/祝重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博士、教授。

就像印度佛教美术不断影响中国一样，中国佛教美术也不断影响朝鲜、日本。继522年中国梁朝造佛师司马达一家移居日本，在法隆寺金堂创造了释迦三尊像之后，不断有中国、朝鲜工匠举家移居日本，在日本创造了各种式样的佛像、菩萨像。

白凤时代（645---710年，7世纪后半8世纪初），从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迁都平城京（奈良）。645年（7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国初唐）日本进行了大化改新，这是日本国家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改革，7次派遣唐使来唐首都长安，全面学习中国初唐文物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确定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

白凤菩萨

以壬申之乱（672年）为界，白凤前期沿袭飞鸟传统，继续受南朝和隋影响，尤其是663年白村江海战后，百济和高句丽先后灭国，大批朝鲜工匠逃到日本，带去此前传到朝鲜的中国北齐北周文化。

后期受初唐文化影响，大批遣唐使陆续归来，其中就有画师和工匠，日本官方大规模地引进中国初唐古典主义佛教美术，促进了日本社会文明进步，为天平文化（710---794年，8世纪）繁荣昌盛做好准备。白凤佛教美术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兴福寺佛头、药师寺金堂三尊像、法隆寺壁画、高松塚壁画、橘夫人橱子等。

药师寺金堂三尊像

药师寺金堂佛头

兴福寺佛头

白凤最典型的作品就是兴福寺佛头，铜制镀金，作于684年，是日本国宝，面相饱满，乐观开朗，简洁明确，艺术水平很高。（真理是简洁明确的，美也是简洁明确的）。与上述中国北齐天龙山第16窟佛头（现存日本根津美术馆）风格相似，都是胖佛，都简洁明确，都是受张僧繇张家样影响，只是中国的睿智成熟，而日本的天真活泼，更有朝气，体现了白凤时代的勃勃生机。

如前所述《48体佛》（原在法隆寺，现藏东京博物馆）中有一些飞鸟佛像，受陆家样影响。还有一些白凤菩萨，也是铜像，矮胖敦厚，非常有趣，像小孩子一样天真，也是简洁明了，体积感强，也属张家样。

白凤时也有两个非常美的菩萨，一在加古川鹤林寺，一在法隆寺（梦违观音），都是金铜立像，都是圆脸丰腴，笑容满面，曲线造型，委婉生动，天真喜气，比《48体佛》更进一步，更简洁洗练，也属张家样。

石位寺三尊像，是石雕，简洁洗练，朴素自然，还有齐周隋遗风，如上述天龙山风格，可见南京张家样影响。

药师寺金堂三尊像，有人说是白凤后期的，有人说是太平初期的，有人说是白凤、太平过渡时的，都有道理。此像一佛二菩萨，圆满成熟，就是放在唐佛中，也堪称精品，非常地道，具有典型的初唐古典主义风格。白凤时代正是凭借着上述那股蓬勃朝气，日新月异，飞速发展，往往几年、十几年，就上一个新台阶，就能创造出非常成熟的精品，中日佛教美术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迅速拉近，以至于同步发展。

初唐古典主义佛像中，最典型、艺术水平最高的当然就是首都长安的佛像，但是长安佛像现已荡然无存，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一些小佛像，其中最典型、艺术水平最高的初唐小佛像就是西安宝庆寺（原在光宅寺）的小佛像，石质，都是初唐武周年（684—704年）制，大多收藏在日本、美国。

这批初唐小佛像多为一佛二菩萨三尊像浮雕，佛端坐（盘坐、垂坐）中央，菩萨侍立两旁，左右对称，大同小异，菩萨高髻宝冠，慈悲智慧，上裸下裙，身披璎珞，丰腴细腰，亭亭玉立，整个看上去，写实成熟，自然生动，艺术水平很高，表现出皇家正统的艺术风格，是典型的古典主义风格，与著名的龙门奉先寺造像风格一致，只是更加精致了。

药师寺与宝庆寺佛像差不多同时，都是7世纪末8世纪初，药师寺佛像可能要晚一些，都是皇家造像，都精致，成熟，都属初唐古典主义风格。但二者毕竟是师生关系，老师原创总是自然生动的，而学生模仿就有些拘谨板滞（只有那些学习老师，又能摆脱老师的学生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二者菩萨都是上身长下身短，曲线造型，简洁洗练，这些都是齐、周、隋张家样遗风，而初唐古典主义佛像正是在张僧繇张家样的基础上，更加精致、写实、成熟，也就是说初唐古典主义建立在张家样的基础上，如前所述初唐大家二阎就学张僧繇、杨子华画派。

可见南京张家样广泛影响到齐、周、隋和初唐，甚至日本白凤美术。药师寺还有一国宝铜像，即圣观音菩萨立像，与上述三尊像同时，也是白凤后期的，与三尊像中的菩萨大同小异，也属初唐古典主义，也受张家样影响。

药师寺圣观音

类似宝庆寺浮雕，日本白凤时也有，例如法隆寺（现藏东京博物馆）和樱井石位寺，法隆寺的是五尊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是铜片锤叠而成，自然生动，极为精彩，不亚于宝庆寺浮雕，也有初唐古典主义风格。石位寺的是三尊像，是石雕，简洁洗练，朴素自然，还有齐周隋遗风，如上述天龙山风格，可见南京张家样影响。

法隆寺五尊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铜片锤叠而成，自然生动，极为精彩，不亚于宝庆寺浮雕，也有初唐古典主义风格。

法隆寺金堂壁画，法隆寺是圣德太子607年创建，不幸670年焚于大火，7世纪末（白凤时代）重建，是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上述国宝金堂本尊释迦三尊像、48体佛、梦殿观音、百济观音、四天王、玉虫厨子、梦违观音、伎乐面具（吴公、吴女，吴即中国江苏、南京）、五尊像（铜片锤叠）、橘夫人厨子等都珍藏在此寺，可见法隆寺是日本早期（飞鸟、白凤）佛教美术的宝库。

法隆寺金堂壁画

法隆寺壁画1949年不幸再次失火，1969年修复，日本艺术大师前田青邨（村）、平山郁夫师徒俩都曾参与，现存壁画基本上保存了白凤时代画风，堪称白凤壁画双璧（还有高松冢壁画）。

法隆寺金堂壁画

法隆寺壁画主要有四佛（阿弥陀佛、药师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说法、八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大势至、十一面观音（密教）、圣观音、思维菩萨等），此外还有弟子、飞天等，构图多为一佛二菩萨，或多菩萨尊像。尤其是菩萨，画得极美，格调也高。很像中国敦煌初唐菩萨，甚至难分伯仲，都表现出初唐古典主义画风，都有南京张家样的影响。

法隆寺金堂壁画

顺便说一下高松冢壁画，在奈良高市郡（如前所述南梁司马达一家就迁居于此，可见这里很早就有中国文化流行），作于7世纪末，与上述法隆寺壁画差不多同时，堪称白凤壁画双璧。画有人物、四神、天像等，描绘精致，色彩鲜艳，很像中国西安初唐墓室壁画。

高松冢壁画

高松冢壁画中的四神、天像与初唐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墓壁画相似，尤其是生龙活虎，很有气势，众所周知张僧繇以画龙著称，“画龙点睛”一词就出自张僧繇，张僧繇画龙影响梁陈、隋唐，自然也影响到日本白凤壁画。

高松冢壁画中的侍女也画得极美，艺术水平很高，可与同时的初唐墓壁画侍女比美，难分高下，说明白凤时中日艺术水平拉近，甚至同步发展，都属初唐古典主义画风。此外侍女持物（如意、团扇、拂尘等）、颜料（矿物颜料）、画法（工笔重彩画法）也都源于中国。墓中还出土一面海兽葡萄镜，与西安初唐独孤思贞墓（697年）出土铜镜同范，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此墓深受中国初唐文化影响。

高松冢壁画

橘夫人橱子，日本早期佛教美术有两个著名的橱子（橱柜），一是上述飞鸟时的玉虫橱子，一是白凤时的橘夫人厨子，都珍藏于法隆寺，橘夫人橱柜中安放着阿弥陀佛三尊像，也是国宝铜像，也作于7世纪末，也是圆脸矮胖，乐观开朗，曲线造型，委婉生动，简洁洗练，典雅庄重，也属张家样。

橘夫人厨子漆画

橘夫人厨子内的佛像

此三尊像主大仆小，主次分明，这是专制政体等级制度的体现，南朝南京宫廷艺术也是如此，影响北朝隋唐，诸如巩县石窟北魏浮雕《帝后礼佛图》、初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等，也影响到日本白凤《圣德太子画像》，此三尊像也受其影响。橘夫人厨子上有漆画，其中菩萨，画得很美，与上述法隆寺壁画相似，也是矮胖，简洁，曲线，也受张家样影响。

圣德太子像

可见日本佛教美术是在南京陆、张两家样式影响下诞生、发展的。7世纪前半飞鸟美术主要受陆家样影响，堪称陆探微时代，7世纪后半白凤美术主要受张家样影响，堪称张僧繇时代，而在中国，陆探微时代是6世纪前半，张僧繇时代是6世纪后半，整整比中国晚了100年，但8世纪日本进入天平时代（710---794年），深受大唐文化影响，就与大唐文化同步发展，并驾齐驱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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