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飞鸟、白凤）佛教美术与南京影响 CHINA CULTURE FOUNDATION

日本早期（飛鳥、白鳳）佛教美術與南京影響

2020-10-14 祝重壽來源：中國文化基金會

作者/祝重壽，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博士、教授。

南京是六朝（東吳、東晉、宋、齊、梁、陳）故都，後來南唐、明初、太平天國、中華民國也一度爲都，可稱“十朝古都”。南京曆史悠久，文化昌盛，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南京早在六千年前就已出現了原始文化（北陰陽營文化、湖熟文化等），西周時是奴隸主封地，春秋末期吳王夫差在此築城，鑄造青銅器，是爲吳文化。

越滅吳，範蠡也在此築城，接受越文化。後楚奪越地，又接受了楚文化，手工業、商業大發展。秦始皇南巡路過南京，開通馳道，使南京交通便利，并帶來中原北方文化。可見南京早在漢以前就已兼容南北文化。漢時南京金屬冶煉技術更加發達，銅、鐵器普及。所有這些都爲六朝經濟、文化大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六朝工商業進一步發展，東吳孫權對南京建設有重大貢獻，當時造船業、航海業發達，大海船遠達台灣、遼東、高句麗、扶南（柬埔寨），孫權曾派康泰、朱應出使扶南，使東南海路進一步暢通。六朝經濟繁榮，物産豐富，手工業發達，盛産絲綢、瓷器、銅鏡、紙張等，海外又運來香料、珠玑、翡翠、珊瑚、犀角、象牙等，都荟萃南京，可見當時中外交流之盛。

經濟繁榮必然帶來文化昌盛，六朝南京設有儒學、玄學、文學、史學等學館，研究學術，培養人才。南朝文學名著大多是在南京寫成，諸如劉義慶《世說新語》、劉勰《文心雕龍》、鍾嵘《詩品》、昭明太子《文選》、謝赫《古畫品錄》、法顯《佛國記》等等。

南京也是六朝佛教中心，佛寺林立，晨鍾暮鼓，不絕于耳，《南史》上說：“都下佛寺五百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産豐沃”，唐代杜牧詩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可見當時南京佛教美術繁榮昌盛，必然引領風氣之先。當時南京畫壇大師如雲，傑作如雨，六朝大家（諸如曹不興、衛協、戴逵、顧恺之、陸探微、僧佑、張僧繇、肖繹等）幾乎都在南京從藝，包括從事佛教美術創作，他們就能構成一部六朝美術史，并對後世産生深遠影響。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589年隋滅陳，“城邑宮阙，并蕩耕墾”，六朝繁華之都，頓時成爲一片瓦礫廢墟。此後又曆經幾次南京大屠殺（諸如金兵南下、太平天國、日寇侵華等），南京文化毀滅殆盡，現存古建多爲清末以後重建，六朝文物非常罕見。這些都爲我們今天研究六朝佛教美術造成了極大的困難，我們隻能從古文獻的片言隻語中去猜想、想象當時佛教美術的藝術風貌。

中國雕塑往往跟着繪畫走，畫、塑不分，雕塑家都是畫家，有些畫家也搞雕塑，中國佛像也是如此，是将平面描繪的佛像，作爲樣本，使之立體化（一般要有三個面，正面和兩個側面），作爲崇拜偶像，因爲佛教是像教。佛像既是宗教宣傳，更是宗教藝術，尤其是今天，我們是将其當做藝術來研究，也就是說用研究藝術的方法來研究。所以中國雕塑史也跟着中國繪畫史走，将佛畫大師畫的平面佛像作爲樣本，将其立體化，雕塑成立體佛像。

而大師們畫的佛像樣本又往往參考中外高僧從國外（海外）帶回來的外國佛像，進行改造，創作，将其中國化，大衆化，使之能适合中國百姓來欣賞、來膜拜。中國佛像最著名的樣本就是“四大樣”（曹不興曹家洋、張僧繇張家樣、吳道子吳家樣、周昉周家樣），中國佛教美術（現存主要是北方石窟造像）大多是依據這四大樣創作的。

東漢（1---3世紀）印度佛教傳入中國，走的是兩條傳統商路，一條是西北陸路（即所謂“絲綢之路”），一條是東南海路（即所謂“瓷器之路”），此外還有一條印度、緬甸、雲南、四川古道（即所謂“川滇緬印之路”）。這三條商路，最遲西漢時就已開通。西北陸路源于貴霜帝國（1---3世紀）首都犍陀羅（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之間，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東南海路和川滇緬印之路都源于貴霜冬都馬圖拉（印度恒河流域，在新德裏南）。

貴霜這兩處佛像大不一樣，犍陀羅佛像是希臘·中亞佛像，是中亞人種；馬圖拉佛像是印度本土佛像，是南亞人種。但二者互相影響，同步發展。三世紀貴霜帝國滅亡，犍陀羅藝術也随之衰落，後發展成後犍陀羅（4---7世紀），犍陀羅一直受馬圖拉影響，也就是說犍陀羅佛像中包含着馬圖拉的因素，例如馬圖拉佛像衣薄透體，衣紋有韻律感的特點，一改早期犍陀羅衣紋深厚、寫實的舊貌。犍陀羅影響越來越小，主要影響中亞、新疆。而馬圖拉卻一直在發展，發展成後馬圖拉，即笈多佛像（4---7世紀），影響越來越大，能影響到南亞、中亞、東南亞、東亞。

對中國佛教美術來說，犍陀羅遠不如馬圖拉影響大，可是我們的研究往往側重犍陀羅，不注意馬圖拉，這是一個方向性的錯誤。根據信息傳播理論，印度恒河馬圖拉是佛像（佛教美術）的信息源，東南海路是信息傳播路線，海路終點南京（或山東、江蘇沿海）是信息接受地。

三世紀三國東吳曹不興首創中國佛像（曹家樣），開創了輝煌燦爛的中國佛教美術史。曹不興學于印度高僧康僧會，康僧會雖然祖籍康居（中亞巴爾喀什湖和鹹海之間），卻世居天竺（印度），父親經商，移居交趾（越南北部），康僧會在交趾出家，後到東吳首都南京弘法，并帶來了越南佛教經像，當時越南佛像當屬印度馬圖拉佛像，可見中國佛教美術創始于南京，一開始就受馬圖拉影響。可惜這一切我們今天都看不到了。

曹不興的學生是衛協（西晉），衛協的學生是顧恺之（東晉），顧恺之的學生是陸探微（南朝劉宋），一脈相承，都是六朝時的一流大師。其中曹不興、顧恺之、陸探微，再加上南梁張僧繇，合稱“六朝四大家”，這四大家都活躍于南京。尤其是陸探微和張僧繇這兩大家，分别創造了陸探微樣式和張僧繇張家樣，這兩大風格範式，作爲南京樣闆，既影響南朝，也影響北朝，廣泛影響了全中國，乃至朝鮮、日本。

南京影響日本，南京又成了中國佛教美術的信息源（策源地），南京佛像信息源向四面八方輻射，洛陽、長安、朝鮮、日本，都是其中之一，都是信息接受地。總之南京是中國唐以前的佛教中心（趙補初語），也是中國佛教藝術中心。此外日本還受洛陽、朝鮮影響。

南北朝（386---589年，4---6世紀），南朝與北朝對峙并存。南朝經曆了宋（420---479年）齊（479---502年）梁（502---557年）陳（557---589年）四朝。北朝北魏386年建立，439年統一北方，534年分裂爲東魏、西魏，後北齊代東魏，北周代西魏，577年北周滅北齊，581年隋滅北周，北朝結束，589年隋滅陳，南北朝結束。

南朝宋、齊、梁、陳，首都都建在南京，南朝佛教與佛教美術大發展，南京寺廟林立，成百上千，（唐人杜牧說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隻是唐時所見），如此大規模地寺廟建設，可見當時南京佛教美術之盛，藝術家之多，自然是南北朝佛教藝術中心，自然是北朝佛教美術學習的樣闆，更何況南朝漢人政權一直被北朝胡人政權奉爲正統文化。北朝向南朝學習，石窟藝術發達，主要有敦煌、麥積山、炳靈寺、雲岡、龍門、天龍山、河北、山東等石窟。

南朝各朝都與海外國家有外交往來，互派使節，互贈禮品，文化交流更加頻繁。例如與印度笈多王朝文化交流，印度笈多佛像經東南海路源源不斷傳入中國，首先到南京。其實早在三世紀印度高僧康僧會就帶來印度馬圖拉佛像，他的學生曹不興開創了“曹衣出水”的曹家樣，經曹不興的學生衛協，衛協的學生顧恺之不斷改造，使之中國化，顧恺之的學生陸探微又開創了“秀骨清像，褒衣博帶”的陸探微樣式（陸家樣），完成了中國南方文人式的佛像。

梁時（6世紀前半）印度笈多佛像又影響到張僧繇，開創了張家樣。這兩大風格範式，又作爲南京樣闆，廣泛影響了全中國，乃至朝鮮、日本。印度佛像就是這樣不斷引進，不斷改造，不斷中國化，不斷創新的過程中，逐漸演變成中國佛像。這期間走的都是東南海路，南京就是海路的終點。

中國很早就與朝鮮、日本友好往來。4世紀後期，中國佛教及佛教美術傳入朝鮮半島。朝鮮正值三國時期（4---7世紀），高句麗與北朝來往，百濟、新羅與南朝來往。例如百濟與南朝多次通過海路互派使者，南朝派學者、工匠、畫師到百濟，帶去中國文化和佛教美術。百濟又将中國佛教美術傳到日本，成了“二道販子”（文化搬運者）,“二傳手”。

中日兩國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自古以來一衣帶水，友好往來，南朝時文化交流更加頻繁，互派使者，互贈禮品，很多南朝工匠移居日本，帶去先進技術和佛教美術，例如522年南梁佛像雕塑師司馬達一家東渡日本，帶去梁朝流行的陸探微樣式的中國佛像（當時陸探微樣式風行全中國），成爲日本佛教造像始祖。

這些都說明了南京佛教美術影響日本。日本文化古代、中世紀受中國影響，近代、現代又受西方影響。如果說西方影響有蠻學（16世紀，葡萄牙）、蘭學（18世紀，荷蘭）、洋學（19世紀，美國）、西學（20世紀，歐美）。那麽中國影響就有秦學、漢學、吳學、隋學、唐學、宋學、明學等。其中吳學就是以南京爲首的六朝文化，再次說明南京文化影響日本。就佛教美術而言，中國學印度，開創了中國佛教美術，又将中國佛教美術傳給朝鮮、日本。

南朝最偉大的畫家是陸探微和張僧繇，他倆與上述東吳曹不興、東晉顧恺之合稱“六朝四大家”，在中國美術史上有深遠影響。先說陸探微。

陸探微（？---約485年，五世紀），南朝宋、齊時蘇州人，活躍于南京宮廷，擅畫佛像、肖像等。他學于顧恺之，與顧恺之并稱“顧、陸”，他倆都畫“密體”，畫風細密。陸畫“筆迹周密，勁利像錐刀”，直線造型，方正有力，人物“秀骨清像”，文靜典雅，完全是中國南方文人形象。其畫筆勢連綿不斷，稱爲“一筆畫”，嚴謹細緻，謝赫評爲上品。

陸探微樣式廣泛影響到5世紀後半和6世紀前半。南京、丹陽五處南朝陵墓中，都出土有磚印壁畫《竹林七賢和榮啓期》，可能就是根據陸探微的作品繪制的（參見拙作《中國壁畫史綱》，文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其子也擅畫佛像，已經中國化了,可惜他父子倆的畫都沒流傳下來。

《竹林七賢》陸探微風格

陸探微“秀骨清像，褒衣博帶”式的中國佛像，直接影響了南朝齊梁造像，當時南京上千佛寺都風行陸探微式的中國佛像，并作爲首都範式，影響到南朝石窟造像和家中禮拜的小佛像（金銅、石雕、木雕等），并以華夏正統樣闆影響到北方北朝佛像，影響之大，實爲罕見。

非常遺憾的是南朝佛像毀滅殆盡，石窟造像僅存南京栖霞山和浙江新昌兩個石窟，都是齊梁高僧僧佑（445---518年，五六世紀）完成，當爲陸氏“秀骨清像”風格。但十分遺憾的是，因後世重修，面目全非。（目前這種自以爲是的重修對文物古迹破壞最大。）真正的南朝佛像今天僅見家中禮拜的小佛像，而且現存極少，鳳毛麟角。

“禮失求之于野”，首都中心文化失傳了，就得到外圍和邊遠地區去尋找，南朝南京佛像失傳，就得到四川、北方去尋找。四川成都萬佛寺佛像，就能說明這個問題，萬佛寺佛像始于劉宋，盛于齊梁，是典型的南朝佛教美術。

四川成都萬佛寺出土南梁造像碑523年，陸家樣

例如梁普通四年（523年）康勝造佛立像碑，佛有6頭身長，修長優雅，“秀骨清像，褒衣博帶”，表現出陸探微風格。此佛像9人組合，有佛、菩薩、弟子、天王、力士，萬佛寺有些佛像組合，多達10幾人，這在當時北方十分罕見，（北方後來才有），這也說明南朝引領北朝，開風氣之先，此佛像現藏四川博物館。

再如成都北面茂縣出土的南齊永明元年（483年）造的佛坐像，“秀骨清像，褒衣博帶”，慈眉善目，含笑幽玄，佛座垂裳，如同名士，是典型的陸氏風格（樣式），而此時陸探微還活着，影響之快，令人驚訝。此佛像也收藏在四川博物館，這兩個南朝佛像極爲珍貴。

四川茂縣出土南齊造像碑（483年）陸家樣

龍門賓陽中洞主佛，陸家樣

陸探微樣式作爲南朝南京正統風範廣泛影響到北方北魏後期、東魏、西魏佛像，例如影響到北方文化中心洛陽龍門石窟，龍門賓陽中洞佛像是典型的北魏佛像，很像上述茂縣南齊佛像，也屬陸氏風格。陸氏風格影響深遠，不僅風行全中國，而且還傳到了朝鮮、日本。

作者/祝重壽，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博士、教授。

日本佛教美術始于飛鳥時代，飛鳥時代（552---645年，6世紀中---7世紀中，近百年）中國佛教及佛教美術傳入日本，促使日本佛教及佛教美術興起，聖德太子（593---621年）崇信佛教，派遣隋使，來中國學習佛教文化和典章制度，用儒、佛改革社會，廢除世襲制，打擊豪門貴族，提高皇室權威，開始進入封建社會。

日本佛教美術現存最早的作品就是7世紀初的，7世紀前半是飛鳥風格，7世紀後半是白鳳風格。飛鳥時代建築代表作是奈良法隆寺（世界僅存最早的木構建築），雕塑代表作是法隆寺金堂本尊，（一佛二菩薩三尊像），最偉大的藝術家是止利佛師。

日本奈良法隆寺

如前所述，522年南朝梁佛像雕塑師司馬達一家東渡日本，帶去梁朝流行的陸氏中國佛像（陸探微485年去世，這時影響如日中天，而張僧繇還年輕，還未出道）。司馬達在奈良高市坂田原建草庵，安置佛像，宣揚佛教，成爲日本佛教造像始祖。

他兒子多須奈也是個佛教徒，爲了祈願天皇病體康複，自願出家，世稱“德齊法師”，在高市郡建坂田寺，造一佛二菩薩三尊像。第三代止利（司馬達的孫子）也擅長制造金銅佛像，被尊爲“止利佛師”，他開創了日本雕塑史上的止利派藝術，使日本美術擺脫了原始蒙昧狀态的古墳美術，産生了質的飛躍，進入了文明開化的飛鳥佛教美術時期，堪稱“日本佛教美術的奠基人”，是飛鳥時代最偉大的藝術家。

日本法隆寺金堂本尊，一佛二菩薩三尊像，623年

司馬氏原是西晉皇族，後南逃南京，建立東晉，仍是皇族，後經劉宋、蕭齊，到蕭梁時，已是平民，司馬達梁時（6世紀）來到日本，到止利（7世紀）時，已有百年，是日本最早最著名的工匠（造佛）家族，開創了日本家族工匠（藝術）史。可見世界聞名的日本工匠精神，也來源于中國南京。如前所述，南京手工業一直很發達，到明清時依舊很繁榮，作坊遍布，工匠滿街，能工巧匠，巧奪天工，可惜中國文人士大夫看不起他們。

日本法隆寺金堂本尊，一佛二菩薩三尊像，623年

止利佛師的代表作是奈良法隆寺金堂本尊釋迦三尊像，一佛二菩薩，作于623年，是日本現存最早的佛像，是他家移居日本百年之後制作的，是依照從南京帶來的家傳佛像樣本制作的。

日本法隆寺金堂本尊，一佛二菩薩三尊像，623年

此佛像長臉垂直，五官平行，眼如杏仁，鼻似蒜頭，薄嘴唇如半月，似笑非笑，表情嚴肅，身穿漢式通肩袈裟，台座布紋垂疊如雲，富有韻律感，有裝飾性。整個看上去“秀骨清像，褒衣博帶”，很像上述四川南齊造像碑（483年）和龍門賓陽中洞北魏佛像（6世紀初），完全是陸探微風格。陸探微樣式産生于五世紀後期，而止利佛像已是七世紀前期（初唐，這時中國正在流行張僧繇張家樣），可見日本比中國晚了一百多年。

日本法隆寺金堂本尊，一佛二菩薩三尊像，623年

這一百多年來，南京陸探微樣式在日本慢慢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司馬達一家祖孫三代辛勤工作，功不可沒。止利派類似佛像還有奈良飛鳥寺（安居院）飛鳥大佛（後世重修，新舊不統一）、法隆寺金堂藥師如來三尊像、法隆寺戊子年銘（628年）三尊像（少一菩薩）等，都是銅像，都是“秀骨清像，褒衣博帶”，都是陸探微樣式。

日本奈良飛鳥寺（安居院）飛鳥大佛（後世重修，新舊不統一）

原在法隆寺，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的《48體佛》中，也有一些菩薩像是止利派作品（諸如摩耶夫人、觀音菩薩等），也是銅像，也是“秀骨清像”，也是陸探微樣式。

飛鳥佛教美術還有兩大菩薩也很有名，即法隆寺夢殿觀音和百濟觀音，二觀音都是木雕，都作于七世紀前半，皆高瘦典雅，慈悲爲懷，也是“秀骨清像，褒衣博帶”，也屬陸探微樣式。

日本法隆寺金堂藥師如來像

法隆寺金堂藥師如來像

夢殿觀音嚴肅，精緻，神秘，很像上述金堂三尊像中的脅侍菩薩，當屬止利派。百濟觀音優美，簡潔，生動，與夢殿觀音迥然異趣，可能來自百濟，如上所述百濟是中日文化交流之間的“二道販子”（文化搬運者）、“二傳手”，既帶來了中國6世紀前半的陸探微陸家樣，也帶來了6世紀後半的張僧繇張家樣。

法隆寺戊子年銘（628年）三尊像（少一菩薩）

飛鳥佛教美術中最優美的是兩個思維菩薩像，一在廣隆寺（京都），一在中宮寺（奈良），都是木雕，都是國寶，都作于7世紀前半，都是慈悲含笑，思維冥想，上身半裸，下穿長裙，“秀骨清像”，當屬陸探微樣式，但簡潔，優雅，又像張家樣，比上述所有作品都生動傳神，成熟得多。廣隆寺還有一思維菩薩木雕，也是飛鳥時的，也屬陸探微樣式，一手拭淚，似在哭泣，非常有趣。

原在法隆寺，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的《48體佛》之一，摩耶夫人

中國北魏、東魏、西魏都有思維菩薩像，多爲“秀骨清像”式的陸探微樣式，并且影響朝鮮、日本，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就有好幾個朝鮮三國時（4---7世紀）的思維菩薩像，也屬陸探微樣式。如前所述南京陸探微樣式作爲中國佛教美術的信息源，向四面八方輻射，洛陽、長安、朝鮮、日本，都是其中之一，都是信息接受地。

原在法隆寺，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的《48體佛》之一，觀音菩薩

廣隆寺二思維菩薩

中宮寺思維菩薩

例如中國四大石窟中的北魏（包括東、西魏）佛像雖然都受陸探微樣式影響，但各有各的特點，麥積山的最精彩，敦煌、龍門也不錯，雲岡後期（6世紀）較差，（但雲岡前期（5世紀）最好，超過其他三窟）。日本飛鳥佛像也是如此，也是多種多樣，各有特點，說明傳播樣式和渠道衆多，司馬達家族的陸探微樣式隻是其中之一，還有很多是通過朝鮮（尤其是百濟）傳過去的。

法隆寺二木雕觀音

法隆寺夢殿觀音

法隆寺百濟觀音

現存飛鳥繪畫代表作是玉蟲廚子（法隆寺）和天壽國繡帳（中宮寺）。都是工藝美術，工藝美術品上有裝飾畫，尤其是玉蟲廚子漆畫，畫天王、菩薩、多寶塔、供養舍利、須彌山、舍身飼虎、施身聞偈。其中菩薩亭亭玉立，柔美優雅，很像中國北魏菩薩，例如敦煌壁畫中的北魏菩薩，也是“秀骨清像”，也是陸探微樣式。

法隆寺玉蟲廚子

法隆寺玉蟲廚子，菩薩

舍身飼虎和施身聞偈，敦煌壁畫中都有，也是異事同圖（幾件事畫在同一幅畫上），都是單幅畫構圖，例如第254窟北魏壁畫《舍身飼虎》，再如第285窟西魏壁畫《施身聞偈》都是這樣，畫中人物都是修長苗條，“秀骨清像”。這些畫畫風相近，都受陸探微樣式影響。

法隆寺玉蟲廚子，舍身飼虎

法隆寺玉蟲廚子，施身聞偈

法隆寺玉蟲廚子，供養舍利

天壽國繡帳（中宮寺）

總之陸探微是位有重大國際影響的藝術大師，他開創的陸家樣，影響深遠，西到敦煌，東達朝鮮、日本。可是中國古代佛像四大樣（曹不興、張僧繇、吳道子、周昉）中，卻沒有陸家樣，看來應該加上陸家樣，合稱“五大樣”。

梁武帝時（502---549年，6世紀前半），佛教和佛教美術大發展，達到鼎盛，梁武帝崇信佛教，廣建寺廟，三次舍身佛門，都用巨資贖回，他能調和儒、道、釋三教矛盾，使三教并行發展。他非常重視中外交流，積極引進洋物，《晉書》上說，“修貢職，航海歲呈，踰于前代”，海上貿易大發展。通過各種渠道傳入中國、傳入南京的印度笈多佛像，這時開始起作用，開始産生影響。

張僧繇是南朝梁畫家，也是蘇州人，是梁武帝（6世紀前半）的宮廷畫師，擅長畫佛像、人物（曆史畫、風俗畫）等。梁武帝崇信佛教，廣建寺廟，多次命令張僧繇裝飾佛寺。張僧繇曾在一乘寺門上用天竺（印度）畫法畫“凹凸花”，色彩渲染，富有立體感。

說明他比陸探微更關心引進新樣式，而陸探微更側重創造新樣式（曹不興、衛協、顧恺之、陸探微一脈相承，張僧繇不屬于這一派）。梁武帝諸位王子遠征西域，武帝思子心切，派張僧繇前去畫像，歸來對之如面，說明其肖像畫寫實傳神，生活氣息很濃。

唐人張懷瓘評其畫與顧恺之、陸探微并重，謂顧得其神，陸得其骨，張得其肉。可見張僧繇的畫一反陸探微直線造型，“秀骨清像”（高瘦），而是曲線造型，畫得矮胖，豐腴肉感。張彥遠則認爲顧恺之、陸探微爲“密體”（繁密），而張僧繇、吳道子爲“疏體”（簡疏），可見張僧繇、吳道子是一派，張僧繇影響了吳道子，曹不興、張僧繇、吳道子、周昉四人并稱中國佛畫四大樣。

畫史又稱曹不興、顧恺之、陸探微、張僧繇爲“六朝四大家”。不論怎麽說，張僧繇都是大家。張僧繇無師自通，自成一派，如果非要找他的老師的話，那就是印度笈多佛像。

笈多王朝（大約320---646年）4世紀興起，5世紀強盛，6世紀衰落。5世紀統一印度北方，疆域包括印度北部、中部及西部，首都是華氏城（恒河下遊巴特那），是印度中世紀黃金時代，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對外貿易，宗教兼容，大乘流行，成爲東方（亞洲）佛教藝術中心，中印高僧互訪。笈多佛像已經完全印度化了，圓臉厚唇，衣薄透體，有馬圖拉、鹿野苑兩種樣式，這是印度兩大佛教美術中心。笈多前期主要是後馬圖拉佛像，在恒河上遊，繼承貴霜馬圖拉（1---3世紀），進一步印度化改造，衣薄透體，如同出水。

笈多後期主要是鹿野苑佛像，在恒河中遊，完全是印度本民族藝術風格，衣薄透體，如同裸體。笈多佛像廣泛影響到南亞、中亞、東南亞、東亞，影響之廣，遠遠超過犍陀羅佛像。梁武帝時（6世紀前半），笈多佛像早已如日中天，形成新一波次，再度沖擊中國佛教美術，影響到畫家張僧繇。張僧繇學習笈多鹿野苑佛像，加以中國化改造，開創了簡潔豐腴，體積感強的張家樣。

張僧繇的學生傳派很多，既影響南方，也影響北方，據張彥遠《曆代名畫記》上說，就有楊子華（北齊）、鄭法士（北周、隋）、袁子昂（北周）、孫尚子（北周、隋）、李雅（隋）、二閻（閻立德、閻立本兄弟，初唐）、範長壽（初唐）、何長壽（初唐）、吳道子（盛唐）等，可見影響深遠。張僧繇廣泛影響到北齊、北周、隋、初唐，甚至于8世紀盛唐吳道子，影響中國佛教美術将近200年，吳道子開創吳家樣之後，張僧繇時代才算結束。可惜張僧繇的作品也沒有流傳下來。

6世紀張僧繇直接影響到北齊新風。北齊（550---577年），550年高洋取代東魏稱帝，建立北齊，建都于邺（河北臨漳），占有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及蘇北、皖北廣闊地區，然後四面出擊，威震長江，與北周、南陳三國鼎立。北齊積極學習南朝，《北齊書》上說，南梁畫家蕭放，梁武帝猶子（侄子）也，入齊（北齊），于宮中監諸畫工，帝（北齊）甚善之。可見南梁畫家入北齊，爲北齊服務，影響北齊。《北史》中專有一卷記述南朝宗室流入北方者，說明南方漢文化影響北方胡人文化。

北齊宮廷畫師楊子華開創北齊新風，“非有诏不得與外人畫”。閻立本稱贊他“簡易标美，多不可減，少不可逾”。“簡易标美”就是張僧繇簡潔豐腴，可見受張家樣影響，當是張僧繇、楊子華畫派。《北齊校書圖》傳爲楊子華所畫，但也有人說是閻立本畫的，他二人都學張僧繇，都“簡易标美”。

《北齊校書圖》局部，楊子華，張僧繇楊子華畫派畫風

《曆代名畫記》上說二閻學張、楊，可見二閻也屬張、楊畫派，此外楊子華還是畫馬名家。北齊畫家曹仲達也學南朝繪畫，學于南梁袁倩，而袁倩又是陸探微的學生，陸、袁、曹都畫“密體”，與張僧繇、楊子華“疏體”畫派迥然異趣。

《北齊校書圖》局部，楊子華，張僧繇楊子華畫派畫風

同樣北齊畫家入北周，爲北周服務，影響北周，例如北齊畫家高孝珩（皇子）“爲周師所虜，授開封縣侯”。後北周改革，後來居上，577年滅北齊。

北齊佛教美術學習南朝張僧繇新樣，開創北齊新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響堂山石窟和天龍山石窟。

天龍山北齊

響堂山石窟，在河北邯鄲峰峰礦區，離北齊邺都（河北臨漳、河南安陽一帶）不遠，是北齊新開石窟（隋唐繼續建設），佛、菩薩豐腴圓潤，文靜典雅，衣紋簡潔，富有韻律感，表現出北齊新風，明顯受南梁張僧繇張家樣影響，尤其是供養人浮雕，更是肥胖、簡約。

響堂山北齊

天龍山石窟，在山西太原西南天龍山上，創建于東魏，北齊、隋唐繼續開鑿，其中唐窟最多。北齊窟主要有東峰第1、2、3窟，西峰第10、16窟等，内有一佛二菩薩。北齊佛像（例如第16窟）豐腴圓潤，簡潔明确，富有體積感和空間感，體現出北齊新風，與上述響堂山石窟一樣，也屬張家樣，尤其是日本根津美術館收藏的天龍山北齊佛頭（第16窟），面相飽滿，簡潔敦厚。

張家樣也像陸家樣一樣，同樣影響到朝鮮、日本的佛教美術。

作者/祝重壽，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博士、教授。

就像印度佛教美術不斷影響中國一樣，中國佛教美術也不斷影響朝鮮、日本。繼522年中國梁朝造佛師司馬達一家移居日本，在法隆寺金堂創造了釋迦三尊像之後，不斷有中國、朝鮮工匠舉家移居日本，在日本創造了各種式樣的佛像、菩薩像。

白鳳時代（645---710年，7世紀後半8世紀初），從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遷都平城京（奈良）。645年（7世紀中期，相當于中國初唐）日本進行了大化改新，這是日本國家自上而下的社會政治改革，7次派遣唐使來唐首都長安，全面學習中國初唐文物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确定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體制。

白鳳菩薩

以壬申之亂（672年）爲界，白鳳前期沿襲飛鳥傳統，繼續受南朝和隋影響，尤其是663年白村江海戰後，百濟和高句麗先後滅國，大批朝鮮工匠逃到日本，帶去此前傳到朝鮮的中國北齊北周文化。

後期受初唐文化影響，大批遣唐使陸續歸來，其中就有畫師和工匠，日本官方大規模地引進中國初唐古典主義佛教美術，促進了日本社會文明進步，爲天平文化（710---794年，8世紀）繁榮昌盛做好準備。白鳳佛教美術最重要的代表作是興福寺佛頭、藥師寺金堂三尊像、法隆寺壁畫、高松塚壁畫、橘夫人櫥子等。

藥師寺金堂三尊像

藥師寺金堂佛頭

興福寺佛頭

白鳳最典型的作品就是興福寺佛頭，銅制鍍金，作于684年，是日本國寶，面相飽滿，樂觀開朗，簡潔明确，藝術水平很高。（真理是簡潔明确的，美也是簡潔明确的）。與上述中國北齊天龍山第16窟佛頭（現存日本根津美術館）風格相似，都是胖佛，都簡潔明确，都是受張僧繇張家樣影響，隻是中國的睿智成熟，而日本的天真活潑，更有朝氣，體現了白鳳時代的勃勃生機。

如前所述《48體佛》（原在法隆寺，現藏東京博物館）中有一些飛鳥佛像，受陸家樣影響。還有一些白鳳菩薩，也是銅像，矮胖敦厚，非常有趣，像小孩子一樣天真，也是簡潔明了，體積感強，也屬張家樣。

白鳳時也有兩個非常美的菩薩，一在加古川鶴林寺，一在法隆寺（夢違觀音），都是金銅立像，都是圓臉豐腴，笑容滿面，曲線造型，委婉生動，天真喜氣，比《48體佛》更進一步，更簡潔洗練，也屬張家樣。

石位寺三尊像，是石雕，簡潔洗練，樸素自然，還有齊周隋遺風，如上述天龍山風格，可見南京張家樣影響。

藥師寺金堂三尊像，有人說是白鳳後期的，有人說是太平初期的，有人說是白鳳、太平過渡時的，都有道理。此像一佛二菩薩，圓滿成熟，就是放在唐佛中，也堪稱精品，非常地道，具有典型的初唐古典主義風格。白鳳時代正是憑借着上述那股蓬勃朝氣，日新月異，飛速發展，往往幾年、十幾年，就上一個新台階，就能創造出非常成熟的精品，中日佛教美術之間的差距迅速縮小，迅速拉近，以至于同步發展。

初唐古典主義佛像中，最典型、藝術水平最高的當然就是首都長安的佛像，但是長安佛像現已蕩然無存，我們今天隻能看到一些小佛像，其中最典型、藝術水平最高的初唐小佛像就是西安寶慶寺（原在光宅寺）的小佛像，石質，都是初唐武周年（684—704年）制，大多收藏在日本、美國。

這批初唐小佛像多爲一佛二菩薩三尊像浮雕，佛端坐（盤坐、垂坐）中央，菩薩侍立兩旁，左右對稱，大同小異，菩薩高髻寶冠，慈悲智慧，上裸下裙，身披璎珞，豐腴細腰，亭亭玉立，整個看上去，寫實成熟，自然生動，藝術水平很高，表現出皇家正統的藝術風格，是典型的古典主義風格，與著名的龍門奉先寺造像風格一緻，隻是更加精緻了。

藥師寺與寶慶寺佛像差不多同時，都是7世紀末8世紀初，藥師寺佛像可能要晚一些，都是皇家造像，都精緻，成熟，都屬初唐古典主義風格。但二者畢竟是師生關系，老師原創總是自然生動的，而學生模仿就有些拘謹闆滞（隻有那些學習老師，又能擺脫老師的學生才能“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這二者菩薩都是上身長下身短，曲線造型，簡潔洗練，這些都是齊、周、隋張家樣遺風，而初唐古典主義佛像正是在張僧繇張家樣的基礎上，更加精緻、寫實、成熟，也就是說初唐古典主義建立在張家樣的基礎上，如前所述初唐大家二閻就學張僧繇、楊子華畫派。

可見南京張家樣廣泛影響到齊、周、隋和初唐，甚至日本白鳳美術。藥師寺還有一國寶銅像，即聖觀音菩薩立像，與上述三尊像同時，也是白鳳後期的，與三尊像中的菩薩大同小異，也屬初唐古典主義，也受張家樣影響。

藥師寺聖觀音

類似寶慶寺浮雕，日本白鳳時也有，例如法隆寺（現藏東京博物館）和櫻井石位寺，法隆寺的是五尊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薩），是銅片錘疊而成，自然生動，極爲精彩，不亞于寶慶寺浮雕，也有初唐古典主義風格。石位寺的是三尊像，是石雕，簡潔洗練，樸素自然，還有齊周隋遺風，如上述天龍山風格，可見南京張家樣影響。

法隆寺五尊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薩），銅片錘疊而成，自然生動，極爲精彩，不亞于寶慶寺浮雕，也有初唐古典主義風格。

法隆寺金堂壁畫，法隆寺是聖德太子607年創建，不幸670年焚于大火，7世紀末（白鳳時代）重建，是現存最早的木構建築，上述國寶金堂本尊釋迦三尊像、48體佛、夢殿觀音、百濟觀音、四天王、玉蟲廚子、夢違觀音、伎樂面具（吳公、吳女，吳即中國江蘇、南京）、五尊像（銅片錘疊）、橘夫人廚子等都珍藏在此寺，可見法隆寺是日本早期（飛鳥、白鳳）佛教美術的寶庫。

法隆寺金堂壁畫

法隆寺壁畫1949年不幸再次失火，1969年修複，日本藝術大師前田青邨（村）、平山郁夫師徒倆都曾參與，現存壁畫基本上保存了白鳳時代畫風，堪稱白鳳壁畫雙璧（還有高松冢壁畫）。

法隆寺金堂壁畫

法隆寺壁畫主要有四佛（阿彌陀佛、藥師佛、釋迦牟尼佛、彌勒佛）說法、八大菩薩（文殊、普賢、觀音、大勢至、十一面觀音（密教）、聖觀音、思維菩薩等），此外還有弟子、飛天等，構圖多爲一佛二菩薩，或多菩薩尊像。尤其是菩薩，畫得極美，格調也高。很像中國敦煌初唐菩薩，甚至難分伯仲，都表現出初唐古典主義畫風，都有南京張家樣的影響。

法隆寺金堂壁畫

順便說一下高松冢壁畫，在奈良高市郡（如前所述南梁司馬達一家就遷居于此，可見這裏很早就有中國文化流行），作于7世紀末，與上述法隆寺壁畫差不多同時，堪稱白鳳壁畫雙璧。畫有人物、四神、天像等，描繪精緻，色彩鮮豔，很像中國西安初唐墓室壁畫。

高松冢壁畫

高松冢壁畫中的四神、天像與初唐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墓壁畫相似，尤其是生龍活虎，很有氣勢，衆所周知張僧繇以畫龍著稱，“畫龍點睛”一詞就出自張僧繇，張僧繇畫龍影響梁陳、隋唐，自然也影響到日本白鳳壁畫。

高松冢壁畫中的侍女也畫得極美，藝術水平很高，可與同時的初唐墓壁畫侍女比美，難分高下，說明白鳳時中日藝術水平拉近，甚至同步發展，都屬初唐古典主義畫風。此外侍女持物（如意、團扇、拂塵等）、顔料（礦物顔料）、畫法（工筆重彩畫法）也都源于中國。墓中還出土一面海獸葡萄鏡，與西安初唐獨孤思貞墓（697年）出土銅鏡同範，所有這些都說明了此墓深受中國初唐文化影響。

高松冢壁畫

橘夫人櫥子，日本早期佛教美術有兩個著名的櫥子（櫥櫃），一是上述飛鳥時的玉蟲櫥子，一是白鳳時的橘夫人廚子，都珍藏于法隆寺，橘夫人櫥櫃中安放着阿彌陀佛三尊像，也是國寶銅像，也作于7世紀末，也是圓臉矮胖，樂觀開朗，曲線造型，委婉生動，簡潔洗練，典雅莊重，也屬張家樣。

橘夫人廚子漆畫

橘夫人廚子内的佛像

此三尊像主大仆小，主次分明，這是專制政體等級制度的體現，南朝南京宮廷藝術也是如此，影響北朝隋唐，諸如鞏縣石窟北魏浮雕《帝後禮佛圖》、初唐閻立本《曆代帝王圖》等，也影響到日本白鳳《聖德太子畫像》，此三尊像也受其影響。橘夫人廚子上有漆畫，其中菩薩，畫得很美，與上述法隆寺壁畫相似，也是矮胖，簡潔，曲線，也受張家樣影響。

聖德太子像

可見日本佛教美術是在南京陸、張兩家樣式影響下誕生、發展的。7世紀前半飛鳥美術主要受陸家樣影響，堪稱陸探微時代，7世紀後半白鳳美術主要受張家樣影響，堪稱張僧繇時代，而在中國，陸探微時代是6世紀前半，張僧繇時代是6世紀後半，整整比中國晚了100年，但8世紀日本進入天平時代（710---794年），深受大唐文化影響，就與大唐文化同步發展，并駕齊驅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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