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探花商衍鎏之子商承祚先生，民初商周青铜文字四公子之一，当代书法家、篆刻家。年逾二十时即编成最早的商甲骨文字典，在青铜器、卜辞铭文、东周文字、历代文物诸方面造诣精深。
商承祚（1902-1991），广东番禺人，出身书香门第，早年师从罗振玉选研甲骨文字，后编撰了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甲骨文字典。曾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他一生在诸多方面成就巨大，集收藏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于一身。商家是近现代广东“书香门第”的代名词，自商承祚祖父商廷焕开始，一门四代从文，连中两位进士，商承祚的父亲商衍鎏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位探花。1902年，商衍鎏的第二个儿子降生，他给儿子起名承祚，“祚（zuò）”就是福运久长的意思，商衍鎏希望这位降生在春季的小男孩能够承续商家数十年来的好运气。商承祚也确实没让长辈失望，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练就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商承祚八岁开始痴迷古文古物，常把早餐钱省下来到地摊上淘宝，甚至到了“连走路都要低头搜寻古迹”的地步。商承祚到亲戚好友家里，只要看到墙壁上悬有篆书，即便不识其字，也久久不愿离开。到10岁时，他便能翻阅邻家书架上的《说文解字注》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19岁时，商承祚师从罗振玉学习古文字和文物鉴赏，把这份“痴迷”转为“正业”。得到名师的指点，商承祚的学术功力在随后的三年里迅猛增长。1923年，商承祚推出了自己的处女作《殷墟文字类编》。此书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甲骨文字典，全书14卷，收字4184个，其中包括重文3394个，甲骨独体文790个。年及耄耋的罗振玉对于弟子所取的成就颇感欣慰，欣喜后继有人。王国维也欣然为此书作序，称“如锡永此书，可以传世矣”。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商承祚曾任教于东南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大学等校。1948年，商承祚从重庆回到故乡广东，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教授，此后一直在中山大学直到1991年去世。
商承祚痴迷古文物，甚至可以说是用生命在考古。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轰炸机长期频繁在长沙轰炸。为了避免古墓被轰炸捣毁，商承祚不顾战火蔓延，在长沙停留了一年多，对所看到及鉴定的出土文物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与逐一记录，包括那时还不为国际汉学界列入研究重点的楚帛书。当时，商承祚得到消息：东郊有人挖开了一座古墓。他急忙赶到现场，可为时已晚，完好的文物已被拿走，只剩一些残片，其中一个泥团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泥团怎么会有皱折？专业的敏感性告诉他这绝非等闲之物，他赶快包好带回住处。晚上，他在灯下展开这团“泥纸”时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一种丝织品——帛。帛盛产于周代末年，上面的文字是用漆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帛已变得和泥土一样，其字体古拙难识且非常模糊。
那是商承祚第一次见到楚帛书，也是他为时半个世纪楚帛书研究的开始。可惜的是，他将楚帛书交朋友鉴定后不知下落，一直到1957年才从日本友人处获得美国费利尔美术馆拍摄的楚帛书全色照片。承续以往的研究，商承祚最终写定《战国楚帛书述略》这部楚帛书研究史上的扛鼎之作。
商承祚题《南越木刻斋图》，广东省博物馆藏
1951年秋冬，商承祚在广州文德路的文物商店花了160万（旧币折合现人民币160元）买下一方砚台。160元在解放初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商承祚如此果敢出手，便是基于他的慧眼识珠。原来，此砚正是广东的三大名砚之一——端石千金猴王砚。此砚成品于清光绪年间，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顾问何氏在主持开发大西洞时，请端溪有名的雕刻家郭兰祥雕镌而成。当时一共刻了三方砚台，便是后世所称的三大名砚：一是千金猴王砚，二是鹤砚（又称松鹤砚），三是过面冻砚（又称鱼脑冻碎石砚）。
端石千金猴王砚，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猴王砚”根据原石中鱼脑冻的形状，将之磨出手捧寿桃要吃的猕猴神态。此砚妙在平时通体黑色，并不引人注目，猴形也不突出，但神奇的是，只要用湿布轻拭一下，石品的鱼脑冻花纹就会立刻清晰地显示出猕猴的形象。据考，猴王砚因名声太大，流传中几经辗转。抗日战争时，何姓后代把猴王砚卖给了一古董商；后又转到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手里；日本投降后为接收大员所掠，再次落到私人手中。商承祚用大价钱购得猴王砚后，即告知广东省博物馆“你们可携款到我家来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上门看后，认为价昂不要。商承祚说“你们何年来取都行”。两年后，博物馆终来人将该砚要去。
除了古文字和文物鉴赏方面的成就非凡外，商承祚在书法和绘画方面也颇有造诣。他与徐悲鸿是知音，曾对徐悲鸿的画作提出十分犀利的见解。
徐悲鸿
有一天，徐悲鸿取来自己的四幅画给商承祚看，商承祚戏说：“这幅是吊死鬼的美人，其颈过长；这幅是三条腿的马，每马皆有一条腿出问题；这幅是狐狸尾的猫，其尾下垂，画笔过分夸张，像狐狸尾；这幅是甘蔗的竹子，它表现不出竹之劲润而粗如蔗。”说后，两人相视大笑。
徐悲鸿说：“自从来到重庆，只听一片赞扬声，即使提意见，都异常温和，轻描淡写，像你一针见血，得未曾有，可谓至友。”在考察20世纪书法时，通常会把书法家群体分为三类：一是艺术类书法家；二是职业书法家；三是学者型书法家。其中，学者型书法家不以书法见长，而是以学术驰名于世，书法只是其余兴。
商承祚（左）和父亲商衍鎏交流书法心得
商承祚就属于这类典型的学者型书法家，他不以书法为目的的创作，反而透露出学者型书法家深厚的学术素养，使得其书法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其书法本身。在商承祚所擅书法中，尤以篆书和金文最为人所称道。他的篆书源自于《峄山碑》，金文则直接得自于钟鼎彝器；前者秀逸超拔，后者文雅淳厚，与另一古文字学家容庚并称“双绝”。在熟练地掌握篆书和金文的书写技巧后，商承祚还将临习过程的心得体会、审美体验、文化解读等整理出来，形成一段书论，成为二十世纪书法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承祚不仅是学者书家化，同时也是书家学者化。
如果说商承祚中年以前在治学，特别在收藏文物方面取道“得”，那么在晚年他则选择了“舍”。有舍有得，有得有舍，这是朴素的辩证规律。
1957年，商承祚（左一）与广东省博物馆筹备处工作人员合影
他主张“藏宝于国，实惠于民”、“独乐不如众乐”，从1964年至1995年的30余年里，他及其后人先后向广东、湖南、江苏等地的博物馆捐赠的书画、陶瓷、青铜器等文物近千件。包括唐代经卷《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长卷，董其昌的《秋山图》，郑板桥的《风竹图》，戴熙《龙泉寺检书图》，陈澧、康有为等多位名人的书迹，徐悲鸿、张大千、关山月等人的墨宝。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文彬评说，“商承祚和家人捐献给国家的文物，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居全国第一”。2002年，商承祚的后人在中山大学专门设立了“商衍鎏探花、商承祚教授藏书纪念室”，将父子俩毕生收藏的4200余册珍贵善本书全部捐赠给中山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