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相信读者都不陌生，它的创立打破了大英帝国殖民地只允许有一所大学存在的铁律，同时掀起了香港的中文运动，成功终结英文垄断官方语言地位的局面，既是英国殖民史的分水岭，也是20世纪亚洲地区非殖民化的表征之一，具有一定时代意义。
它由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及联合书院于1963年合并而成。其中，新亚书院与我们熟悉的国学大师——钱穆渊源颇深。
1949年6月，钱穆赴港，看到许多从大陆来港的青年失业失学，无依无靠，踯躅街头，于是萌发了在港创办学校，为青年提供求学机会的念头。新亚书院便由其一手创立，新亚精神便代表着以钱穆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忧患时代中建立起来的为中国文化续命的担当精神。
那么，钱穆在香港是如何做教育的呢？他的新亚书院都教些学生什么？
钱穆与新亚书院
新亚初创之时，许多大陆青年流入香港，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的确为内地来港的青年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场所。但是，钱穆的办学目的决不止此。他在给他老师吕思勉的信中称自己南走香港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这即是说他来到英国统治的这块殖民地上创业兴学，还有一个更重要、更高的目的，那就是在于提倡新学术，培养新人才，弘扬中国文化，沟通中西学术，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所以，他为新亚书院确立了明确的办学宗旨，那就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
钱穆重视文化教育，把文化教育视为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他主政新亚十五年，将自己最富学术创造力的十五年奉献给了这所学校，他办学的志业宏愿和教育理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实现。钱穆居港时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求学与做人并重
钱穆认为，一个完整的人，不仅应该具有多方面的知识，还应该懂得如何做人，符合这两个标准的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人。为此他强调新亚的教育理想，“不仅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求知识，同时也注重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好让他们懂得如何凭借他们的知识,来为社会服务。”所以，钱穆在为新亚书院制订的学规中第一条便是:“为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融通为一。”
钱穆强调为学与做人两途并重，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实际上是针对中国近代教育种种弊端而发的。在钱穆看来，近代教育起码有两大弊端，一是唯能力论，只注重专业技术能力的培养；二是唯知识论，追求为知识而求知识，为学问而求学问。这两大弊端的共同之处，就是忽略了道德品行的教育和人格的培养。
钱穆在新亚书院上课中
为学与做人，学问与德性固然应两头并重。但两者相比较而言，钱穆认为做人更为重要，强调做人重于为学。所以他在创办新亚研究所时即宣称，研究所一如新亚书院，“以文化之创造与人格之完成为第一事、第一义，而视纯学术之研究为第二事、第二义”，希望学生“做人更重于读书，事业更重于职业”。
在钱穆看来，为学做人的基本要求、基本内容是要爱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钱穆坚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之一日，但他又认为民族的复兴必须要建立在民族意识的复兴和对民族历史文化自信心的恢复上。要恢复民族意识和民族历史文化自信心，通过教育以发扬传统文化是最重要的方法。所以，他强调新亚的教育宗旨就是要弘扬传统文化，为学做人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爱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
钱穆在新亚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演讲辞中说:“我们常认为，若非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肯定的价值之认识，中国青年们终难找到他们的人生出路。反过来说，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到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便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如一团影子般，会渐淡渐失。”
在新亚书院第十届毕业典礼致辞中他又强调说:“本校常教诸同学为学、做人齐头并重。为学方面须能顺应世界现代潮流，须能具备世界现代规模。但做人方面，则须能承受自己文化传统，发扬自己文化传统精神。我们新亚前途，一面须能有世界性的学术地位，同时须不要忘了这是一所中国人栽培中国青年的学术园地。这是我们的理想与抱负。”
2. 提倡“通人尤重于专家”的通识教育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教育以人为主，学为从，既贵学之能专，更贵学之能通。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大学教育“专偏在学术之专门化上，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各科分疆划立，缺乏通贯、整体的学术眼光，把各学科弄得支离破碎，以至于昧失了文化大体。”
早在抗战时期，钱穆针对当时大学教育过分专门化的弊端提出了针砭，认为那些自以专家绝学自誉，治文学的可以不修历史，治历史的可以不知哲学，治哲学的可以不问政治，其实对社会“实增一不通之愚人”。
为此，钱穆提出高校应缩小规模，扩大课程，可创不分系的学院制，共通的必修课程为主，再各就个人性情，分习选科。对于那些“细碎无当大体之学程”，则以少设为是。如此，“其学成而去者，虽不能以专门名家，然其胸襟必较宽阔，其识趣必较渊博。其治学之精神，必较活泼而真挚。”钱穆的这些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在他居港办学时得以付诸实践。
新亚书院的课程设置集中体现了钱穆重通识的办学原则。修读以文科为主的学生，也要修读自然地理等科目；而修读自然科学的学生，也要修读有关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的科目，最终使学生得以“理中有文，文中有理”，兼集文理学科的知识。
同时，因学生必须修读中文、英文，得以训练语文能力，也因全校学生必修中国通史及中国文化史，由是巩固学生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这样不仅实践了钱穆倡导“专才”与“通才”的办学理念，也实践了以新亚为弘场中国文化知识的办学宏愿。
3. 行政制度化、课程学术化、生活艺术化的办学原则
新亚创办之初，由于经济困难，行政教务合而为一，教授既教书，同时又是管理者，把大量的精力分散在行政上。随着学校的发展和扩大，钱穆对学校的行政制度作了改革，把教务与行政分开，设教务、训导、总务三个机构，以提高行政效率和办事能力。
在课程学术化方面，钱穆对学校课程的设置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使其具体化、规范化。对于教师，要求他们潜心学术研究，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自己的研究精神来引导学生作研究。
同时要求学生不能以听几门课、考试及格为满足，要他们多研究自己喜欢的学问，多读课外书，能写读书笔记、报告，写课外论文，要有自己的心得，有做学问的良好习惯与良好基础，由此形成一种好的学风。
钱穆行拱手礼
在生活艺术化方面，钱穆希望师生在学习和学术研究之外，追求一种礼乐化、艺术化人生。在他的倡导下，新亚书院经常举办一些技能才艺大赛，一方面可以使一些有特长有才能的学生有一个施展才华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可激励鼓舞其他学生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去寻求正当的娱乐，而不仅仅是坐坐咖啡馆或去看看电影而已。
钱穆素爱中国艺术，桂林街初创校时，就亲邀滞港的昆剧名家俞振飞到校讲昆曲。1957年创办艺术专修科，以后又在此基础上创办艺术系，由毕业于杭州艺专的陈士辛主持系务。
钱夫人胡美琦在谈到丈夫创办艺术系的动机时说，他创办艺术系的理想，“并不专在造就专业的艺术家，更求培养全校学生之情趣，希望他们都能领略到一些中国艺术对人生之情味，则对每人品格陶冶上可有莫大之功用。”
俞振飞
4. 重视中西教育思想的融合会通
钱穆在亚洲文商夜校的开学典礼上说，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我们传统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东西。所以他主张以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为主体，吸收西方大学制度的长处，并将二者融通为一。
钱穆认为，西方教育教育除课堂讲授基本共同课程处，采取导师制，是值得借鉴的。采取导师制，使学生各自认定一至两位导师，在生活上密切联系，在精神上互相契合，这种以导师的人格及其生平学问之整个体系为学生作亲切之指导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而且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
钱穆在新亚创办理学院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新亚宗旨在于提倡中国文化，为何不专一办好文学院，而要分散精力来办理学院呢？钱穆回答道，新亚提倡中国文化，但决非抱残守缺，文化内容理当日求创新，就如同新亚的文、史、哲、艺术各系一样中西并重，并不走上偏枯之路。
在钱穆看来，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惟有如此，中国文化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在教育思想上，他板力强调中西教育制度的融合会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钱穆为新亚书院亲订的校训、校歌也体现了他的教育理想与办学宏愿。
“诚明”是新亚的校训，此二字取自《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钱穆对“诚明”二字作这样一番解释，他说要做到“诚”须有四步功夫：
第一步，言行合一、内外相合；
第二步，人我合一；
第三步，物我合一；
第四步，天人合一，或神我合一。
“诚”字是属于德性行为方面的,“明”字则是属于知识了解方面的。
“诚”是一项实事,一项真理,“明”是一番知识,一番了解。“我们采用此两字作校训,正是我们一向所说,要把为学做人认同属一事的精神。
香港中文大学 合一亭
余英时在新亚的毕业证书
钱穆讲学七十余年,其中最为艰苦、最著精神，也是他个人生命中为最显光彩的一段,则是他在香港创办并主持新亚书院时期(1949—1965）余英时称:“考先生前后讲学之所皆已先有成规，独新亚书院之规模为先生自出手眼之创辟。然则先生讲学新亚，不徒在先生个人学术生命中为最显光彩之页，即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亦是一大事因缘也。”
香港大学前校长王庚武也说:“钱穆先生当年来港后，创办新亚书院，提倡人文教育，促成了中文大学，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了贡献。我个人十分钦佩钱教授，他也值得香港人的尊敬。没有他和一班志同道合的学者和有心人，香港的高等教育今天很可能是另一个面貌了。”
本文摘自《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