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长安城周边埋葬的贵族墓室中，有不少用壁画形式表现的当时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日常生活的画面，如狩猎、打马球、出行等，还有这些图画中人物的服饰、装扮和手持的物品，都形象地展现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胡风”。

在唐朝长安城周边埋葬的贵族墓室中，有不少用壁画形式表现的当时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日常生活的画面，如狩猎、打马球、出行等，还有这些图画中人物的服饰、装扮和手持的物品，都形象地展现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胡风”。这里所说的“胡风”，指的是从中亚西域地区传来的伊朗系统的文化影响【1】。

然而，已经发现的墓室壁画毕竟有限，对于墓室壁画的研究，我们必然要延伸到传世的画卷，并追溯与墓室壁画内容相关的文献记载，有些文献记载可以弥补目前所见图像资料的不足。本文就是通过对文献保存的有关隋代画家展子虔《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的记载，对照太原地区发现的墓室壁画图像，来追溯唐朝长安贵族墓室壁画上“胡风”的来源，并对猎豹、杂服等图像加以讨论。

展子虔的《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与他的其他画作一起，著录于大中元年（847）成书的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

展子虔（中品下），历北齐、周、隋，在隋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僧悰云：“触物留情，备皆妙绝。尤善台阁、人物、山川，咫尺千里。”李云：“董、展同品，董有展之车马，展亡董之台阁。”《法华变》白麻纸、《长安车马人物图》、《弋猎图》、《杂宫苑》、《南郊》白画、《王世充像》、《北齐后主幸晋阳图》、《朱买臣覆水图》，并传于代。【2】

另外，北宋宣和二年（1120）成书的《宣和画谱》卷一《道释》一也有著录：

展子虔……今御府所藏二十：《北极巡海图》二、《石勒问道图》一、《维摩图》一、《法华变相图》一、《授塔天王图》一、《摘瓜图》一、《按鹰图》一、《故实人物图》二、《人马图》一、《人骑图》一、《挟弹游骑图》一、《十马图》一、《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六。【3】

这里把《历代名画记》和《宣和画谱》中所记展子虔的作品都罗列出来，是想让读者对于他的画作有个通盘的认识。由于现存北京故宫的展子虔《游春图》不断地影印、展览，在几乎所有中国绘画史的书中都会重点加以介绍，所以他的山水画成就往往为人津津乐道【4】。其实，从上述画史记载的他的画作在唐宋时期保存的情况来看，他对于车马、人物、楼台亭阁的描绘，也都样样在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时期遗留的展子虔作品主要是人物、车马，这些画作远远多于他的山水画卷。

从《弋猎图》、《王世充像》、《石勒问道图》、《按鹰图》、《挟弹游骑图》等名目来看，展子虔的画作当中，应当不乏有关胡人或“胡风”的形象。这里值得提到的是，他特别绘有隋末据守洛阳的一方枭雄王世充的画像。据《隋书》卷八五《王充传》记：“王充字行满，本西域人也。祖支颓䅶，徙居新丰。颓䅶死，其妻少寡，与仪同王粲野合，生子日琼，粲遂纳之以为小妻。

其父收幼孤，随母嫁粲，粲爱而养之，因姓王氏，官至怀、汝二州长史。充卷发豺声，沉猜多诡诈，颇窥书传，尤好兵法，晓龟策推步盈虚，然未尝为人言也。开皇中，为左翊卫，后以军功拜仪同，授兵部员外。”【5】可以得知，王世充本是西域月氏人的后裔，祖父本姓支。虽然因为祖母改嫁王粲而改姓了王氏，但他父亲则是支颓䅶所生，因此王世充仍然有“卷发豺声”的胡人外貌体质特征【6】。

展子虔画王世充的时代，王世充应当仍然是个正面人物，中原王朝传统的史官描写他“卷发豺声”是带有污蔑的意味，但这正好透露出他的胡人外貌特征，而这个“卷发”以及史书没有记录的其他胡人特征，可能正是作为画家的展子虔之所以要给他画像的缘由所在。另外，展子虔“在隋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与先为左翊卫后为仪同、兵部员外的王世充可能某些时段同在朝中，王世充的身份和地位也是展子虔给他画像的原因之一。

这类著名的宫廷画家给具有胡人特征或胡人将领画像的事例，还有唐朝的阎立本所绘《写李思摩真》，开元时陈闳绘制的《安禄山图》，有趣的是，陈闳也画有《李思摩真》【7】。这里所绘的安禄山，是父为粟特、母为突厥的混血儿，唐人所谓“杂种胡”，他“多智计，善揣人情，解九蕃语，为诸蕃互市牙郎”【8】，是个典型的粟特人，所以陈寅恪先生指出，安史之乱时期唐人所说的“杂种胡”，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九姓粟特胡人【9】。他的胡人形象可能是画家陈闳特意为他写真的原因。

至于李思摩的长相，史籍特意记载他虽然是突厥人，但却具有胡人特征。《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十三《突厥》上载：“思摩者，颉利族人也。始毕、处罗以其貌似胡人，不类突厥，疑非阿史那族类，故历处罗、颉利代，常为夹毕特勤，终不得典兵为设。”【10】由于他在突厥汗国得不到重用，所以投降唐朝。贞观十三年（639）四月，另一降唐的东突厥将领、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作乱，唐朝赐怀化郡王阿史那思摩改姓李氏，立为泥熟俟利苾可汗，赐鼓纛，使其率部下种落前往漠北平乱。但李思摩与薛延陀可汗相攻击，失去民众支持，不得已在贞观十八年轻骑回到长安，最后郁郁而终【11】。

在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有“突厥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李思摩”的立像【12】，可惜现在仅余底座，我们看不到李思摩原本的样子，但可以推想陈闳所绘李思摩应当是胡人模样。胡人形象似乎在隋唐时期特别吸引画家的眼球，展子虔之绘王世充像，与阎立本写李思摩真、陈闳绘安禄山图及写李思摩真，是同样的时代风潮的产物。

展子虔所绘《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应当也是一幅表现“胡风”的图像。据《宣和画谱》，原图北宋时尚有六幅。北宋末蔡京之子蔡絛曾见过徽宗宫廷收藏之目，见所著《铁围山丛谈》卷四：

吾以宣和岁癸卯（1123），尝得见其目……又御府所秘古来丹青，其最高远者，以曹不兴《元女授黄帝兵符图》为第一，曹髦《卞庄子刺虎图》第二，谢雉《烈女贞节图》第三，自余始数顾、陆、僧繇而下。次则郑法士、展子虔，有《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文》，书法从图之属，大率奇特甚至。【13】

蔡絛特别提到展子虔的《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可见其在内府收藏书画中也属于一流之作。经过宋金、宋元间的战火，到了元朝，此图尚且幸存于世。大概在元朝初年，汤垕也曾见过此画卷，在所著《画鉴》中说道：

展子虔画山水法，唐李将军父子多宗之。画人物描法甚细，随以色晕开。余尝见故事人物、春山人马等图。又见《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人物面部神采如生，意度俱足，可为唐画之祖。【14】

这里并没有交代画面所绘的具体内容，所幸元朝初年的郝经（1223—1275）也见到过这幅图，并写有《跋展子虔画〈齐后主幸晋阳宫图〉》诗。郝经是入仕元朝的汉族士人，早年曾有机会遍览顺天左副元帅贾辅、顺天军民万户张柔两家的图籍收藏。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称帝建立元朝，以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又得窥秘府所藏[15]。郝经工文词，亦擅书画，因此他有机会也有兴趣观赏传世的展子虔绘画，而这首诗所咏应当就是展子虔《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的原卷。诗云：

盲人歌杀斛律光，无愁天子幸晋阳。

步摇高翘翥鸾皇，锦韉玉勒罗妃嫱。
马后猎豹金琅珰，最前海青侧翅望。
龙旗参差不成行，旄头大纛悬天狼。
胡夷杂服异前王，况乃更比文宣狂。
眼中不觉邺城荒，行乐未足游幸忙。
君不见，宇文寝苦戈满霜，

黄河不冰便著一苇航。
痴儿正看新点妆，浪走更号无上皇。
狂童之狂真可伤，展生貌此示国亡。

图边好着普六茹，并寄江南陈后主，

门前便有韩擒虎。【16】

以下对这首诗略作笺释，特别是对于郝经所描写的画卷图像及其表现的意蕴，我们对照史籍和考古发现的北齐墓葬资料，特别是太原地区发现的徐显秀、娄睿、高洋等墓出土的壁画图像资料，可以大致看到展子虔所绘图卷的面貌，以及他所展现的北齐“胡风”。

诗题为《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北齐后主即高纬（565－576年在位），他应当是北朝末年最积极吸收西胡文化的人。《隋书》卷一四《音乐志》称：“（齐）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549年被杀）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562－564年）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

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惓，倚絃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17】另外，《北史》卷九二《恩幸传》载：“武平时（570－575年）有胡小儿，……其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其何朱弱、史丑多之徒十数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18】

这些是齐后主在音乐舞蹈方面接受西胡文化的情形，从胡人的姓名来看，以粟特曹国、安国出身的胡人对后主的影响最大【19】。《隋书》卷七《礼仪志》记载：北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20】学者们一般认为，这里的“胡天”是指粟特人所信仰的祆神。《隋书·音乐志》特意指出，齐后主即使是在巡幸途中，也马上奏乐，因以亡国。而郝经的诗歌也特意点出“展生貌此示国亡”，显然是受到《隋志》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展子虔这幅《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上的主要内容，与《隋志》一样，是描绘后主出行时所展示的“胡风”的，因此同样有亡国之相。

诗题中的“晋阳”，即北齐的并州（今太原）。东魏时，大丞相高欢常住于此。武定三年（545），高欢于并州建晋阳宫，以后北齐历朝皇帝经常巡幸并州，而且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及后主，都即位于晋阳宫，齐后主所幸就是这座晋阳宫。当年并州与北齐都城邺城一样，是政治、文化中心【21】，也是后主时期胡化中心之一。在北齐的并州，也存在着大量的胡人，甚至有胡人聚落，576年前后的聚落首领“大萨宝”为翟娑摩诃【22】。这些胡人的大量存在，为晋阳地区胡风的流行提供了原动力。

图1  北齐娄睿墓甬道西壁壁画驼队图

图2  北齐娄睿墓甬道东壁壁画驼队图

北齐皇帝的出行队仗，我们可以从河北磁县湾漳发现的推测为北齐文宣帝高洋武宁陵中的壁画上见到[23]；另外，山西太原发现的北齐右丞相、东安王娄睿墓壁画有也有出行图【24】；同是太原发现的北齐司空、武安王徐显秀墓中，也绘制了大幅的出行图【25】。高洋陵是帝王级的仪仗，比较正规，但据发掘报告作者的观察，其中也有中亚胡人形象【26】。在娄睿墓甬道两壁的出行队伍中，都插入一队胡人牵领的驼队（图1-2），更是富有西来文化的气息【27】。徐显秀墓的备车图上，也有胡人形象【28】。这些帝王或权臣的出行图像，可以依稀让我们看到当年后主巡幸晋阳的出行仪仗队的情形。

“盲人歌杀斛律光，无愁天子幸晋阳。”此句是说北齐后主信用的佞臣盲人祖珽，利用歌谣诬陷大臣、左丞相斛律光，并置之于死地【29】。而荒淫无度的后主高纬曾作《无愁曲》，民间称之为“无忧天子”。所以，这里是郝经批评齐后主朝政混乱，任用非人，而荒淫无道，并点出他要出行至并州晋阳。

“步摇高翘翥鸾皇，锦韉玉勒罗妃嫱。”“翥”是振翅高飞的意思，“鸾”是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皇”指凤凰，雄曰凤，雌曰皇。这里的上句是说随行宫女所带的首饰步摇，就像是高高奋飞的凤凰。“鞯”指垫马鞍的鞍鞯，“勒”指马头络衔，即套在马头上带嚼子的笼头。下句是说一批批妃子、宫官骑马随行，这些马都是用银做鞍鞯，玉做笼勒，极度奢华。据孙机先生考证，步摇装饰起源于西方，步摇冠形成于公元前后，由西向东传播到中国中原内地。顾恺之《女史箴图》上绘有步摇，北燕冯素弗墓也出土过步摇的金饰件【30】，可以让我们看到展子虔所绘步摇的基本样子。

“马后猎豹金琅珰，最前海青侧翅望。”“猎豹”，文献中又称之为“文豹”，是主要产于西亚、北非的奇塔豹（cheetah），以短距离内奔跑最快而著称，经人类驯服，是狩猎时的极佳帮手，在出猎时，它们往往是蹲坐在骑马猎人的后面，即这里所说的“马后猎豹”。“琅珰”是锁颈的链子，用金制成，可知猎豹的珍贵。

“海青”即海东青（Falco rusticolus），是一种能高飞的猎鹰，也是狩猎时的重要帮手，可以扑捉天鹅、兔子等。这两句是说后主出行的队列中还有用于狩猎的猎豹和海东青，其中队伍最前面的侍从所携带的海青正在张望搜寻猎物，随时可以振翅冲天。

这里我们透过郝经的眼和笔，最值得关注的是展子虔所描绘的猎豹。关于猎豹，前人已经做过不少出色的研究。1963年，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就讨论了唐朝猎豹的来历【31】。1993年，藤井纯夫详细讨论了作为西域诸国向唐朝进贡的猎豹【32】。1998年，孙机先生撰文认为猎豹西汉时期就已进入中国，但以后罕见其迹，到了唐朝又大量出现【33】。

2001年，张广达先生《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一文，对猎豹的培训、传入、在贵族狩猎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都做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34】。2004年，党宝海又详细讨论了蒙古帝国的猎豹和豹猎【35】。2006年，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T. Allsen）从欧亚大陆更为宏观的时空范围内，讨论了猎豹从自然史转变成文化史的问题，他把猎豹进入中国的时间定在7世纪下半叶【36】。

如上述文章指出的那样，唐墓壁画和陶俑中猎豹的实例有：陪葬高宗武则天乾陵的唐懿德太子墓壁画上，绘有胡人驯师牵着猎豹的图像（图3）【37】；同样是陪葬乾陵的永泰公主墓中，则出土了一件彩绘骑马胡俑，一头猎豹正向胡俑坐骑后面的坐鞯上跳窜（图4）【38】。而唐高祖孙女金乡县主墓中，也出土了彩绘骑马胡人带豹狩猎的陶俑（图5）【39】。

图3  唐懿德太子墓壁画胡人牵猎豹图

图4 唐永泰公主墓彩绘胡人骑马带猎豹俑

图5  唐金乡县主墓彩绘胡人骑马带猎豹俑

这些猎豹由西域王国进贡或由粟特胡人贩运而入唐代中国，经过严格训练，成为贵族狩猎时的有力助手。这就是我们在唐代皇族墓室壁画和陶俑上屡屡看到其形象的原因，而猎豹的出现正好展现了唐朝上层社会流行的胡化风潮的影响深度。因为猎豹主要见于唐朝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所以此前的研究者一般所讨论的都是唐朝时期舶来的猎豹，或则把中国有猎豹并用之于狩猎的年代，定在7世纪50年代末【40】，或则更晚【41】。

然而，从上面所引郝经诗歌记载的展子虔《北齐后主幸晋阳供图》的画作来看，猎豹为中国皇室贵族所用于狩猎，或许可以追溯到北齐时期。而“马后猎豹”描绘的正是蹲在马后的猎豹，这和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陶俑及文献记载驯兽师要驮着猎豹去打猎的情形完全相符，也说明郝经看到的图像描绘的正是带着猎豹出行的场景。

“龙旗参差不成行，旄头大纛悬天狼。”大纛也见于北齐高洋陵仪仗中【42】。这两句是描述出行队仗和他们的旗帜，先头卫队高悬着绣有天狼的大旗，但帝王的龙旗下的队伍却不够整齐。仪仗本来是整齐划一的，这里说“参差不成行”，也是郝经对于齐后主的批评。

“胡夷杂服异前王，况乃更比文宣狂。”“杂服”本来指各种服制，冕服、皮弁之属。《晋书》卷二五《舆服志》称：“其杂服，有青、赤、黄、白、缃、黑色。”【43】但这里说的是与古代君主遵用的传统服饰不同的“胡夷杂服”，甚至比以狂乱著称的北齐开国皇帝——文宣帝高洋（550－559年在位）还不尊礼法。

诗中所云胡夷式样的“杂服”，今天我们或许可以从太原发现的徐显秀墓壁画中看到，如徐显秀墓壁画宴饮图墓主夫妇身边两个捧盘侍女所着带联珠对兽图案的红裙、东壁备车图牛车后伞盖下戴卷发套的侍女所着菩萨联珠纹图案的白色长裙（图6）、西壁备马图马鞍上所披菩萨联珠纹图案的鞍袱（图7）等等【44】，应当就是使人眼花缭乱的杂服，为前所未见。

图6  北齐徐显秀墓壁画着菩萨联珠纹白色长裙的侍女

图7  北齐徐显秀墓壁画菩萨联珠纹鞍袱

“眼中不觉邺城荒，行乐未足游幸忙。君不见宇文寝苦戈满霜，黄河不冰便著一苇航。痴儿正看新点妆，浪走更号无上皇。狂童之狂真可伤，展生貌此示国亡。”这几句是说后主为了行乐而离开正都，游幸晋阳，殊不知北周宇文氏艰苦备战，等到黄河结冰就可以东进，最终后主不得已成为无上皇，随即变成周人的阶下囚。

“图边好著普六茹，并寄江南陈后主，门前便有韩擒虎。”“普六茹”是隋文帝之父杨忠在西魏获赐的胡姓，我们不知道展子虔在图边写的什么。下面两句是说隋将韩擒虎统军下江南平陈，擒获陈后主事。则最后四句的诗意，应当是展子虔用图画来表示，如果荒淫无道，必当亡国。

根据上述考古资料的印证，我们可以认为郝经所见的画卷应当就是原本为北宋内府所藏的展子虔《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的真迹，他在隋朝时期所描绘的齐后主出行图像，应当是北齐后主时代的真实写照，而猎豹、杂服云云，都是和后主倾倒于外来胡风的种种记载相吻合的。

作为史学研究者，我们所关心的是唐朝社会上层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所追求的风尚，透过郝经所记展子虔的绘卷而把这些时尚追溯到北朝末期，再根据考古学家从北齐、唐朝皇室或贵族墓葬发现的壁画和陶俑，我们就可以真切地看到这些北朝同样流行的“胡风”的真实画面。

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说，本文也试图提供一个例证，关注画史所记的那些现在已无法见到的著名画卷，利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同时期或相近时代的图画资料，最大限度地“恢复”原图的内容和“画面”，尽管我们现在不可能追寻到所有细节，但任何进步都是值得期待的，也是对美术史有意义的探索。

【1】关于中古中国“胡”的含义，参看荣新江《何谓胡人？——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3－9页。

【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秦仲文、黄苗子点校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3年，159页。

【3】《宣和画谱》卷一，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二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6页。

【4】如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上册，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212－215页。

【5】《隋书》卷八五《王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1894页。《旧唐书》卷五四、《新唐书》卷八五本传略同。

【6】关于王世充的月氏出身，参看荣新江《小月氏考》，余太山编《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56页。

【7】《宣和画谱》卷五，57页。

【8】《安禄山事迹》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3年，1页。

【9】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21－23页。

【10】杜佑《通典》王文锦等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5415页。

【11】《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002－2003页。

【12】《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条，458页。李思摩及其他一些昭陵刻石人像的残块近年被发现，参看张建林《唐昭陵考古的重要收获及几点认识》，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254－258页；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10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82－88页。

【13】冯惠民、沈锡麟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78－79页。

【14】汤垕《画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14册，421页。按《画鉴》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在至治到至顺年间（1320或1330年代），周永昭考证在至元、大德年间（1280及1290年间），见所撰《〈画鉴〉版本之流传及著作之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64－71页。

【15】《元史》卷一五七《郝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3708页。

【16】郝经《郝文忠公集》卷九，秦雪清点校，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111页。

【17】《隋书》卷一四《音乐志》，331页。

【18】《北史》卷九二《恩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3055页。

【19】关于北齐胡化问题，参看下列论著的相关部分：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黄永年《论北齐的文化》，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收入作者《文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21－31页；王小甫《试论北齐之亡》，《学术集林》卷16，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20－160页；沈冬《唐代乐舞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11页。最详细的讨论见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第一章《北齐、北周的胡人及其影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4－80页。

【20】《隋书》卷七《礼仪志》，149页。

【21】关于北齐时期的晋阳的重要地位，参看毛汉光《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2分册，1986年；此据作者《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97－99页。

【22】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86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600－60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145－161页。

【2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睿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19－50页。

【2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36页，图31－34。

【26】《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191页。

【27】《北齐东安王娄睿墓》，23－26，29－31页。

【28】《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36页，图34。

【29】《北齐书》卷一七《斛律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225－226页；卷三九《祖挺传》，518－519页。

【30】孙机《步摇·步摇冠·摇叶饰片》，收入作者《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87－106页。

【31】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Berkeley 1963, p. 88；吴玉贵汉译本：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97页。

【32】《〈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篇”に见える西域诸国の献上动物“豹”について》，《古代オリエト博物馆纪要》第14卷，1993年，143—167页。

【33】孙机《猎豹》，原载《收藏家》1998年第1期；此据作者《孙机谈文物》，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5年，44－49页。

【34】文载荣新江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77—204页，图版2－6。收入作者《文本、图像与文化交流》，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3－50页。

【35】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猎豹与豹猎》，《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94－101页。

【36】ThomasT. Allsen, “Natur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The Circulation of HuntingLeopards in Eurasia, Seventh-Seventeenth Centuries”,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ed. by Victor H. Mair,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pp.116-135.

【37】陕西省博物馆等编《唐李贤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图版9。

【38】本书编委会编《汉唐丝绸之路文物精华》，西安：陕西省博物馆，1990年，83页，图103。

【39】韩保全《唐金乡县主墓彩绘陶俑》，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54—56页，彩图89—92。

【40】张广达《文本、图像与文化交流》，36页。

【41】 ThomasT. Allsen上引文。

【42】《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161页。

【43】《晋书》卷二五《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766页。

【4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4－40页。参看荣新江《略谈徐显秀墓壁画的菩萨联珠纹》，《文物》2003年第10期，66－68页；罗世平《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的胡化因素——北齐绘画研究札记（一）》，《艺术史研究》第5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223－241页。
载《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三联书店，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