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在介绍中国文明的总体状况时，以印度为对象进行比较，指出：“与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者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历史文化的强大连续性，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征。

【中国文化的核心政治观念从未发生动摇，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重要表现】

中国历史与文化，确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这种发展，并没有对前一阶段的文明成果彻底砸烂推翻，而是有继承有发展，用孔子的说法即“损益”。虽然有改朝换代，虽然有外部力量入侵，但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面貌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文明的连续性因而获得承认。

中国古代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夏商周时代可以称为贵族时代，其政治、文化都由贵族主导。秦汉以后的新时代，可以称作士大夫时代，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士大夫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核心功能。

中国与西方早期国家的历史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夏商周的贵族时代，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贵族很类似。从部落贵族发展出来的国家统治集团，依靠血缘关系维系统治，而贵族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拥有无法比拟的特权。贵族内部也有等级划分，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系统标志着贵族内部的等级性。中国没有西方式的神庙组织，但中国有发达的宗法体系，在维护贵族体制上，发挥重要的功能。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贵族时代走上完结之路。贵族时代的完结，并不意味着贵族时代的一切都化为灰烬，损益的历史发展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出来。商鞅变法，把传统的贵族爵位体系创造性地改造为军功爵系统，不论出身，只要立下军功，就可以获得或晋升爵位。世卿世禄的历史走向没落，贵族教育的内容，如六艺之学，也通过孔子这样的士人，传递到一般社会。“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让以往的贵族文化转化为一般的社会文化。士人地位崛起，由于他们掌握文化资源，血缘不再是人才优劣的标准。尚贤思想成为各家各派的基本主张，士人取代贵族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这个历史运动，直到汉武帝时期推广“察举制”，最终落实到系统的制度设计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政治意义，不仅在于各家各派努力推行自己的理论主张，也包括对君主制的推动。就君主而言，不仅实际的政策需要士人建议和制定，而且，国家理论问题，比如君主定位、功能、价值等，也是各家争鸣的内容。君主从贵族的一员，变成国家的首脑和主权化身，尤其是全民的利益代表，是各派思想家共同论证的结果。君主制最终发展为皇帝制度。皇帝制度下君主的至高地位确立了，但同时也意味着接受了某种思想理论，这个过程其实是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化。秦始皇接受法家治理的思想，汉初看重黄老思想的价值，直到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儒家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的努力，终于完成。

对于国家而言，意识形态相当于国家的政治伦理，不仅拥有帮助国家治理社会的功能，也有约束统治者、利用意识形态理论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批评的功能。国家从野蛮进入文明，意识形态的获得是关键分水岭。在早期的野蛮国家时期，国家是掠夺性的利益集团，凡利益所在，从不考虑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的存在，把国家的行为列入评判对象，这就可以理解，古代读书人在批评政府的时候，为什么会理直气壮。美国学者福山曾经搞不懂为什么中国的专制君主行为常常十分理性，就是因为他忽略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与功能。因为意识形态包含政治伦理，汉代以后虽然时有冲击，意识形态本身也有变化，但没有发生过根本性替代，从而保证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政治观念从未发生动摇，这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重要表现，也成为支撑历史连续性的思想根据。

贵族社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四民”社会，“四民”即“士农工商”，这不再是等级的组合，主要是行业分工。社会从原来贵族的等级社会进入平面化社会，社会的开放性是贵族社会无法比拟的。新的君主制，通过郡县制直接建立在编户齐民的社会秩序中，官员考核，乡举里选，努力摒弃血缘力量的渗透，所以福山认为，秦汉的制度在世界的范围看，最具“现代性”。士人在中国社会中功能特殊，但士人的基本特征在于文化的掌握，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理论，即国家的意识形态。士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利益集团，在“士农工商”的“四民”概念中，士的人群外延最为模糊，士群体的流动性决定了这一特征。士群体的流动性与文官系统的流动性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保持中国文化传统、维护国家的统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建设作用。

中国历史上存在改朝换代。旧朝代无法克服面对的危机，最终在内外交困中灭亡。取而代之的新朝，接受前朝的教训，调整政策，革新制度，从而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在传统的意识形态中，改朝换代是政治理论的一部分，这就是“革命说”。改朝换代有损益、有扬弃，往往不是否定前朝的一切，而是把革命严格限制在改朝换代的政治行为之内。这是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体现。努力减少改朝换代过程中的破坏性，是传统革命观的重要内容。革命成功之后，新政权迅速调整政策，变“马上打天下”为“马下坐天下”，这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一从西汉初年确定下来的理论和政策，基本上得到历朝历代的遵行。

【中国历史文化在独立的环境中，逐渐积累，顺序发展】

总体上看，中国文明的外部坏境是特殊的，一言以蔽之，即孤立性。

古代世界的空间是有限的，主要是欧亚大陆加非洲北部，因为苏伊士运河并不存在，红海尚不构成交通障碍，所以西亚至北非的交通是通畅的。看看文明古国的分布，就会发现西重东轻的规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都是环绕地中海的，稍远一点的古印度，与地中海地区的交往也比较便利。地中海周边，一旦有帝国兴起，帝国的征服就会环地中海发生，古埃及帝国、巴比伦、波斯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无不重复着同样的征服之路。

在欧亚大陆的西段，帝国故事此伏彼起。因为石质建筑的缘故，至今我们都能见到早期很多帝国遗址，但是文明的联系与文化的延续，却所见甚少。一个帝国在历史的记录中，一夜消失，没有留下起码的历史线索，这在西亚的历史上，并不罕见。文明的断层，就这样不断地发生。其实，中国远古的历史遗存远没有西亚等地更多，但中国文献记载发达，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于是，远古故事，中国可以讲述的内容更多。

亚历山大东征印度的时候，西方还不知道中国的存在。至罗马帝国时代，西方终于知道中国，也知道中国盛产丝绸。虽然罗马皇帝希望超越亚历山大，完成对中国的征服，结果事实上连伊朗都无法越过，几次都被伊朗阻挡或者消灭。中国就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很久很久，西方都没有确切地了解中国。当然，中国也不了解西方的情况。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但中国与西方的交往，总是经过无数中间环节。对于中国的情况，不仅夜郎国不了解，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也不了解。

古代人类克服自然障碍的能力有限，高山沙漠成功地阻断了文明之间的大规模交往，中国即使渴望文化交流，也无法克服西部的自然障碍。这使得中国历史文化在独立的环境中，逐渐积累，顺序发展，终于成长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文化的连续性也因此获得保存。

当然，中国文明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来自北方草原地区的攻击力量，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挑战，也常常给中国带来巨大威胁。不过，因为欧亚大陆的基本文明构成如此，即南部地区属于农业区，北部地区属于草原地带，农业区更容易涵养造就大型文明体，而南北二元文明的冲突是常见的。虽然来自草原地带的军事压力比较大，但这种文明的冲突常常是片面的，如经济利益等。若草原力量占据农业地区，文明冲突便全面爆发，最终的结果，即使草原的军事力量占据上风，农业地区政权被颠覆，但文化对冲的结局往往是农业地区最终后来居上。这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总结的“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

中国文明的孤独性，决定了中国更渴望对外交流，中国的历史记载如“二十四史”的正史系统，从断代史的《汉书》以后，历代都有“四夷传”，记载中国周边的各种文化与族群。隋唐时期，中央设有“四方馆”，专门负责记录周边国家族群的情况。著名高僧玄奘从印度归来，唐太宗热情接见，最想知道的就是西域印度各国情况，于是一部重要的旅行见闻以《大唐西域记》的名字撰写出来。人所共知，中国重视史学，不仅历代都会详细记载前朝历史，而且讨论历史问题也是中国读书人最常见的功课。正是因为无法借鉴他者，才会如此重视自身的历史。

【中国文化极具韧性，拥有卓越的抗衡外部冲击的能力】

中国文化的连续性特色，从外部环境看，与远离其他文明古国有关；从文化内在性而言，文化结构的优越，使其拥有卓越的抗衡外部冲击的能力。

中国文明体量大、空间广，足够的空间给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战略保障。西周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在黄河中下游，春秋时期，秦国向黄河上游扩张，传统的西戎之地纳入中原。秦国与楚国，都曾自外于中原。春秋之初，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政治大旗，楚国就属于夷狄之邦。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图强，动因之一是由于被中原各国歧视而感到耻辱。春秋争霸，战国争雄，各国的联系空前加强，文化的差异越来越小，制度设计越来越接近。秦国完成了政权的统一，到汉初，中央政府大量采纳楚文化，文化的统一完全实现。中国不再局限于黄河中下游，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读《史记·货殖列传》可知，战国七雄旧地，风俗虽各有不同，皆以地方文化面貌体现出来。七国之名，也逐渐演变成方位概念。

秦汉之后，长江、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之本。统一大业是否完成，也以此为基点。从黄河到长江，这也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战略纵深。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黄河流域烽火遍地。西晋灭亡，东晋在江南再建，与北方相对抗。历史学家高度称赞东晋的功业，因为东晋保存了中原文化的命脉。北宋灭亡，女真人南下，宋人退守江南，虽然只有半壁江山，但于文化保存而言，与东晋异曲同工。直到抗战时期，中国广阔的大后方，为打“持久战”提供了基本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战略纵深的存在，危机之时有可退之地，条件成熟才能再实现战略反攻。南北朝时期，是北朝采取了汉化政策，待隋唐统一，南北文化仅仅是地方差异而已。抗击打能力强，体现的就是文化的韧性。

中国文化以中原为基本区，通过文化辐射扩大影响，周边地区也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这个过程，就各地情况而言，或有不同，但动辄几百年上千年的历程，说明文化融合是主要的发展方式。以中国东北地区而言，唐宋时期，东北地方与中原的文化冲突十分激烈，契丹、女真都对中原政权构成巨大威胁。但到满清统治中国之后，东北的汉化日益深入，最终在清朝完成了汉化的全过程。如果从唐宋算起，几近千年。文化，即“以文化之”，和平的方式，平等互惠的融合，日积月累，文化的版图逐渐发生改变。在民族与文化的问题上，中国传统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在文化的差异上，强调环境与条件的作用，于是凡文化都是人的文化，只要是文化，都可以交流改变。“二十四史”的“四夷传”，无不表现为夷夏同源的观点，而这无疑是有利于文化的和平交流与发展的。因为中国文化一直处于发展之中，文化的韧性更加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