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近代的国家建构以文化认同为基础

在近代民族主义勃兴之前，无论东方西方，国家的组成都不是以民族认同为依归，甚至都不是简单以宗教和文化为依归，而往往是以认同一种文化为基础的政治秩序。而这种政治秩序，均是以一个超级大国的长期存在为基础，并以其为中心，在一地区长时间稳固的存在。虽然超级大国的统治集团会有所更迭，民族成分亦会有所演化，但都不会有剧烈的变动。

以欧洲为例，其文明发源于希腊，政治秩序则起自于罗马。罗马帝国所延续的政治秩序持续极为悠久，几乎囊括了欧洲古代史。一般认为，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进入封建时代；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罗马便成为历史陈迹。其实不然。

罗马帝国的分治是惯例。从公元250年开始，为了有效管理广袤的国土，罗马帝国便经常出现多帝共治状态，有“两帝共治”，也有“四帝共治”。在蛮族入侵之后，在罗马境内形成的诸多蛮族王国，也是以罗马为宗主，而自认为藩属。以最终废黜西罗马末代皇帝的禁卫军长官奥多阿克为例，其废黜西罗马皇帝的目的也是为了向东罗马皇帝称臣。在法理上，整个欧洲仍是罗马帝国。

之后，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受到罗马教皇加冕，成为罗马皇帝，继承了西罗马皇帝的法统，其长支后裔便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法统直到1806年方才被拿破仑废黜。东罗马帝国虽然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攻灭，但其法统仍被俄罗斯所继承。当时的俄罗斯大公娶了东罗马帝国末代公主为妻，于是自称“第三罗马”，改尊号为“沙皇”，这其实是罗马皇帝“凯撒”的俄语发音。东罗马帝国的法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俄国崩溃才结束。

因此，在古代史中，欧洲可称为“罗马政治秩序板块”。而在中亚和西亚，公元651年之前是波斯帝国所缔造的政治秩序，之后则被以伊斯兰文明为依托的阿拉伯政治秩序所取代，形成了“波斯-阿拉伯政治秩序板块”。这个政治秩序，直到1922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方才结束。

与以上两大政治秩序板块相对，中国作为东亚近代之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政治秩序板块，与欧洲的罗马政治秩序板块、西亚中亚的波斯-阿拉伯政治秩序板块并立为世界古代三大政治秩序板块。东亚政治秩序板块的政治秩序简单来说便是“三观”，亦即天命观的皇权政治，天下观的领土管理和忠孝观的道德伦理，这些均来自于儒家。

儒家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正是在于它能够给中国历代的政权提供统治的合法性和教化能力。即所谓“因文教而制度，因制度而心理”，儒家之道本身要跟权结合，权则需要道来确认自身的合法性。这一政治秩序板块从春秋时代初现雏形，秦朝奠定基础，两汉形成构架，魏晋时代开始扩大，到唐朝时达到北方草原、东北平原乃至西北吐蕃地区，最后在元代实现大一统。之后的明、清基本承袭了元代的格局。

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政治秩序之演进

东亚与欧洲相似，其文明源于中原的“诸夏”，而其制度则传承于西方的秦国。秦灭诸夏而为秦朝，开始奠定东亚政治秩序的基础。秦朝虽然以法家严刑峻法立国，看似排斥儒家，但是，秦始皇所创立的“皇帝”尊号，则是与儒家的思想一致，展现了孟子所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

也就是说，皇帝不仅仅是一国之君主，而且是天下，亦即世界的君主。正如宫崎市定所言，“皇帝是宇宙唯一的存在，因而是专有名词，不需要任何限定的形容词。……这一制度在秦之后也延续下去，天子自称时不会加上王朝名而称‘汉皇帝’、‘唐皇帝’等。与此相反，对外国的君主则加上地名，称‘倭王’‘日本国王’等，以表示是某一有限地区的君主。”

皇帝所代表的治理天下的权威，则自有一整套的法统和道统的理论。尾形勇在《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中分析皇帝权威的传承时指出：“皇帝具有‘天子’和‘皇帝’两种称号。应该认为，这种情况是由当时国家秩序构造本身必然产生出来的。首先‘天子’是以某家的形式体现的整个国家的代表者，这种某家是清除全部私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即天下一家=天下无家）。……就是说，以‘君臣’关系为轴心而建筑起来的古代帝国的秩序构造，通过天子与天之间的君臣关系得以完善，并被赋予了权威”，“平定天下获得政治权力的人，把受天命作为首要的依据而建立起新的王朝”，“皇帝位的传承，无需介于天命，但是，作为公位的皇帝位要按血缘关系来传位，就必须建立一种包含由‘有能、有德之子’继承皇帝位这一观念的理论”。而在“易姓革命”的王朝更迭中，与传位的场域同样，也是通过册立的过程由前朝最后一任皇帝禅位于下一王朝的创立者的。当然，这种禅位，有的是较为和平，有的是军事征服，但核心价值观则是不变的。

不过，秦朝仅是奠定了这一政治秩序板块的基础，因为北方的草原地带并没有进入到这一秩序板块之中。直到汉朝崛起，经过两汉四百余年的努力，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无论怎样变化，均认同了这一政治秩序：在他们弱小时，臣服于中央王朝；当他们强大时，则必然力求成为这一政治秩序板块的掌握者。

而即使入主中原，也仍是“易姓革命”，并非异族征服，更非文化和政治秩序的变更。例如所谓“五胡乱华”之际，灭亡西晋的“汉”政权统治者刘渊刘耀，他们自称姓刘，国号为汉，但却是货真价实的匈奴人。他们称帝的理由，是因为曾受汉王朝赐国姓，所以姓刘，国号为汉，其官制也仿照汉朝制度。至于后赵、前秦、北魏等等政权，称帝的理由，则是据有了中原，获得了正统。

这个正统观，可从《洛阳伽蓝记》中的一段记载看出来。公元528年北魏发生内乱，次年梁武帝萧衍派陈庆之护送魏北海王回国争位。占领洛阳后，在一次宴会上，陈庆之酒醉后说道：“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但是，这套说辞却被北方的杨元慎当场反驳，杨认为北魏虽起于朔漠，但是如今“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一番话让陈庆之“杜口流汗，含声不言”。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之后隋唐乃至宋，历朝皇帝的权威来源，要么是承续前朝，要么是占据中原，而这样的权威则都是以维护东亚政治秩序为己任。各朝强弱不同，但这一政治秩序是没有变化的。如契丹辽朝之建立，在成为辽之前，其国号是大契丹，首领称可汗。即使石敬瑭献出了幽云十六州，称臣称子，也没有改变。直到石敬瑭的儿子石重贵和契丹翻脸，契丹出兵灭了后晋，契丹军占领开封之后，才立国号为辽，耶律德光才称帝，这便是辽太宗。至于金朝，其称帝过程虽然非常繁杂，但基本上是以灭辽为根据，即所谓“代辽而起”，加之占有中原，故仍被视为或自视为有正统之名。

元代是在正统问题上争议最大的朝代。争议大是因为其特殊，而其特殊是因为他是历代北方游牧民族第一个打通了三大政治秩序板块的。蒙古人在崛起时，原本和其他民族没有区别，都是南下的。但没想到在攻打金朝过程中，其商队被中亚花拉子模的边将截杀，而使者交涉无效，于是成吉思汗开始西征。也许是蒙古人运气好，当时不仅是东亚，而是所有政治秩序板块的强国都在衰落。这一西征，便摧枯拉朽，一直打到了多瑙河。而蒙古人便接受了三大政治秩序板块的成果，其帝国也就展现了世界帝国的风貌。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世界帝国终究不能长久，于是蒙古帝国仅维持了五十四年。待到第四任大汗蒙哥去世后，帝国分裂，身处各政治秩序板块之中的蒙古人不得不分别归于各政治秩序。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归于波斯-阿拉伯政治秩序，金帐汗国介于波斯-阿拉伯和欧洲之间，而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便归于华夏政治秩序。这便是元朝的建立。

元朝被很多学者认为并未儒化，也就时没有接受传统的东亚政治秩序，这是不对的。从忽必烈开始，便以皇帝自居，虽然政府高层均用蒙古人，但身任宰辅者，大多都是儒化者。

笔者曾撰文指出，元代儒化宰辅有17人，虽然仅占元朝447位宰相的3%，但元代宰相制度中，左右丞相、参知政事、平章政事乃至左、右丞都被称为宰相，而实际能够秉政者则不多。这17人中，任中书右丞相者10人，两次入相者2人，独相者2人，任期超过10年者3人，17人累计任职时间达94年，相对于108年历史的元朝，已占近87%的时间，其对元朝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非儒化者。至于制度、文教、社会伦理等等，与之前历朝并则无较大变动。

此外，元朝的建立，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也将传统的政治秩序板块进了扩大。比如，在元朝之前，西藏（当时称吐蕃）并未进入这一政治秩序当中。但从元朝开始，直至明清，西藏完全接受了这一政治秩序，在元、清两代是既接受册封，也接受统治，明代也接受三大法王和五大俗王的册封。

可以说，儒家学说为核心所形成的政治秩序，便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数千年而不中断的保障。“华夏”并非王朝，亦非民族，至少在近代民族主义出现之前，它是一个世界，是一个独立于其他文明圈和政治秩序板块的完整的世界。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这句论断才不会流于空论。

三、近现代中国国族认同建构中的儒家担当

自清王朝崩溃之后，亦即现代民族主义勃兴之后，传统的政治秩序不复存在，如何整合一个现代的多民族国家便成为一个难题。世界另外两大政治秩序崩溃后，以民族主义为新的黏合剂，在其原有板块中形成了一个个民族国家。但中国情形不同，其原有板块的主体，并未因原有政治秩序的崩溃而分裂为诸多民族国家，除少部分因外力作用而分离之外，都留在了中国的框架之内。那么，作为保留了原有政治秩序主体的基础上，面对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与国家，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种种不适和调和便随之产生。

时至今日，从“驱逐鞑虏”到“五族共和”，从“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到“各民族大团结”，虽经过种种努力，可面对现在日益复杂的思想舆论环境，“国族认同”仍未能尘埃落定。儒家既然是曾经政治秩序的缔造者和维护者，那么在儒学复兴的今天，儒家应该对这一问题有较为积极的应对。

笔者认为，首先，应在于重新梳理中国历史，将现代民族主义与古代政治国家予以区分，让人们，尤其是青年人了解古今之区别，对华夏文明有准确的定位。

其次，是要重新定位“华夷之辨”。在今天，很多极端民族主义者将“华夷之辨”对外看成是意识形态对立，对内则看成民族之间的分野，并将这种对立和分野看作是黑白之分，截然敌对。其实不然，今天应该更强调人类的普世价值。试想，曾经的东亚政治秩序，在古代社会本就代表着规则、秩序、安全，就是那个时代的普世价值，是否认可这种价值，便是夷夏之间的区别。到了今天，则有全世界所认可，也符合中国传统的普世价值。

其三，则是应该将传统的政治秩序进行新的阐释，使之有新的活力，从而消解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近代民族主义预设了各民族和国家在主权和文化上的平等与相互尊重，但其负面影响则是产生狭隘的民族精神视野，尤其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中，若各民族都刻意强调本民族的精神视野，则必然增加离心力。那么，超越民族主义的更为广阔的精神视野应是消解这一负面影响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