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今天石家庄一带的这片土地，在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曾有80余年的时间，既不属于燕，也不属于赵，而是属于一个名为中山的神秘国度。
发掘前的中山王公式墓和哀后墓墓丘
为了与汉代的中山国相区别，考古学家称之为“古中山国”。
它曾一度被魏国所灭，也曾灭而不亡，在太行山东麓快速成长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强国之一。然而，却又在盛极一时后，倏忽之间，王厦倾覆，就此沉寂。
少有史籍记载，几乎无人问津。两千余年，它被人遗忘。
直到上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将古中山国从沉睡中唤醒。
当岁月再度刻下几多年轮，我们请到已经80岁高龄、曾亲历古中山国考古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原研究馆员刘来成，讲述那段苦苦探索、证实、揭秘古中山国的考古发现历程。
在河北省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中，有三件来自位于平山县的古中山国都城遗址。
古中山国考古发掘现场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当上世纪70年代“古中山国”考古发掘工作刚开始在平山县进行的时候，却并不被看好。
今天再回首，器物华美、技艺精湛的古中山国，实在是一颗在历史长河中掩埋太久的耀眼明珠。
独特墓室结构保住“整库”文物
“也许，就该着我去做古中山国考古吧！”
2016年12月12日上午，石家庄市建华大街省博宿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原研究馆员刘来成家中。陷入回忆的老人，半仰着头向后斜靠在沙发上，几乎是自言自语地感慨着。
老人至今清晰记得自己与古中山国的第一次“擦肩”。
“那是1974年3月的一天，我刚从邯郸出差回来，一进办公室，就看见同事孟浩正在端详几张照片。”
“这是哪儿？”当时在省文物管理处工作的刘来成，一瞥之间，看见照片上是两座高大的土丘和正在土丘附近取土的农民。
“这是我在平山县上三汲公社出差时看到的，感觉是墓葬封土，就拍了几张照片。”孟浩回答。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
刘来成的第一感觉是，“好有气魄啊。”
说来也巧，就在刘来成看过照片之后不久，河北省博物馆（今河北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赵巨川，又向刘来成展示了几件上三汲公社社员挖出的战国时期的铜套杯、铁带钩等文物。
“又是这个‘上三汲’。当时我就想，应该找机会去实地看看。”刘来成说。
几天后，借着在石家庄多地进行考古调查的机会，刘来成和同事尤道源一起，坐上了开往平山县城的公共汽车。
“到了县城，我们每人租了一辆自行车，一路打听着往上三汲公社骑。骑出县城大概20多华里之后，我俩隔着滹沱河，望见路边果然有两个并排的大土丘，十几米高。走近了问老乡，才知道那里就属于上三汲公社。”
中山王铁足铜鼎
刘来成当时就意识到，这两个土丘大得不寻常。
“目测直径就有90多米。当时村民仍在土丘顶上取土，挖出的一些筒瓦、板瓦的碎片就堆在一旁。而且我们发现，土丘附近有一座古墓，墓口已经在取土时露了出来。”
由土丘之大，刘来成他们推测，那下面可能是一座贵族墓，甚至是王墓，露出墓口的古墓可能是陪葬墓。土丘顶部的筒瓦、板瓦形制看起来像是战国时期的，而且墓顶当时可能曾有大型建筑。
这一推断不久后便得到了证实。
这两座土丘下面，一处是将战国时期古中山国推向鼎盛的第五代国君中山王公式之墓，另一处是先于其去世的王后之墓。
而上三汲公社，也就是今天的平山县三汲乡，正是史籍所载古中山国灭亡前最后的都城——古灵寿城的核心所在。
“快回去汇报，调人，支摊儿，进行抢救性发掘！”刘来成嘱咐上三汲公社的负责人看管好现场，便兴冲冲赶回石家庄，将现场调查结果向上级作了汇报。
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
但当时的省文物管理处，几乎无人可派：石家庄市藁城台西商代遗址考古正在进行，定县（今保定定州市）一处汉墓出土的竹简也待整理……勉强凑得人手已是当年11月。“当时，所里调派了我和陈应祺等4个人到上三汲公社进行考古工作。”刘来成回忆说。
可刚一到现场，他们就吃了一惊——
“村民们不但挖开了那座开口的墓，还端来挖出的一簸箕玉器碎片给我们，直问我们他们能不能因此受到表扬。殊不知我们看着那一簸箕碎玉，心都在疼……”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刘来成还是一脸无奈——玉器出土前的位置、排列方式都被破坏了，许多最原始的考古信息也因此永远消失了。
“当时要是再不张罗起来，更多的地下墓葬遗址可能说破坏就破坏了！”多年过去，刘来成的话语中仍流露着遗憾。
1974年11月，古中山国考古工作正式开始。
经过初步探测，考古队在土丘一带发现了多处制作陶器、铜器、玉器的手工作坊遗址，还发现了一段古城墙的夯土地基和7座王族墓及多个陪葬墓，其中编号1号和6号的是王墓。
发掘从1号墓的多个陪葬坑开始，其后又陆续发掘了被严重盗掘的3、4、5号王族墓。尽管出土了多件玉器、车马器、铜器等，但让考古队员们失望的是，竟无一件可以帮助认定墓葬归属。
直到1975年春6号墓的发掘开始，整个考古队的期待又高涨起来。因为，这是第一座被打开的王墓。
可发掘结果是，主墓室已被盗掘，空无一物。
就在大家感到失望的时候，考古队决定，沿主墓室椁室的边缘范围，向外加探。
一铲，一铲……终于，一些掺杂着朽木木屑的灰土出现在从探洞里提上来的洛阳铲中。这些灰土，与周边夯土土层显然不一致。
有门儿！
最终，经过探测，刘来成他们居然在主墓室东西两侧，各找到了一个与主墓室并不相连的陪葬库。这，后来也被证明是古中山国独有的墓室结构。
打开两侧陪葬库，考古队员如同中了大奖一般兴奋起来：几百件精美文物因为这种独特的墓室结构，幸运地躲过了盗贼的洗劫，依然静静沉睡在原处。
“是‘山’，中山的山！史籍有载古中山国‘山在邑中’，与山大有渊源！”当刘来成看到西侧陪葬库里铜山字形器时，激动得大叫起来。
此前关于此处为古中山国遗址所在的推断，有了新的线索。考古工作者们向最终的真相靠近了一步。
6号墓东西陪葬库共出土铜山字形器一组6件，高度均为143厘米，每件重50多公斤。器物下部都做成了可以安插木柱的圆筒状，出土时有的筒内还残留着朽木。
今天，在省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第二展厅王室宝藏展厅，这6件铜山字形器与此后1号墓车马坑出土的5件略小的铜山字形器被重新插上木柱，分两排陈列在展厅入口处。两千多年后，这些仪仗礼器，仍静静地宣示着昔日古中山国的气势威严。
金银勾勒出“艺术的民族”
1976年，省文物管理处总结古中山国6号墓的阶段性发掘成果，连同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掘成果一起，在正定大佛寺举办了一次考古成果展览。
神秘的古中山国，第一次在世人面前亮相，就引起了参观者浓厚的兴趣。
人们不禁追问，古中山国从哪里来的？
有一种较为公认的观点认为，古中山国的先民是北方民族狄的一支，名为白狄鲜虞，本生活在今天陕西西北部，因受春秋时期晋国及战国时期魏国的排挤、打压，逐渐向中原一带迁徙，期间甚至被魏灭国，但幸未衰亡。公元前380年前后，在当时古中山国国君桓公带领下，于太行山东麓的古灵寿城定都复国。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敌环伺、随时面临战乱之危的小国，其工匠竟掌握了不逊于战国七雄的错金银镶嵌技艺。
“错”，是金银镶嵌的一种工艺。
“仅1号墓出土的错金银器物，就足以让人惊艳赞叹，古中山国因此被郭沫若赞誉为‘艺术的民族’。”刘来成自豪地说。
1977年，古中山国考古发掘的重头戏——1号大墓的考古工作正式开始。
为什么最早挖的不是最大的1号墓？
“经验不足，怕破坏墓室结构和文物，不敢轻易上手。到了1977年，有了两年多前期考古铺垫，又有了6号墓的发掘基础，这才敢动。”刘来成解释说。
果不其然，1号墓与6号墓的墓室构造甚为相似。
同样是主墓室被盗，也同样有与主墓室隔绝的陪葬库。不过，除了东西各一个陪葬库外，东北角还有一个。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南北各一墓道，通长97米，比6号墓的规模更大。
在东西陪葬库，考古人员各发现了一对带翅膀的神兽。神兽怒目圆睁，张口咆哮，双脚随时准备腾空跃起，其表面用粗细不同的银片、银丝镶出生动的云纹，神采奕奕。这种神兽究竟是什么，至今没有确切的考证。有人提出它酷似我国神话传说中风神“飞廉”的形象。
比之更令人惊叹的是东侧陪葬库里出土的另一件珍贵文物——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这件文物是省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也是国家文物局规定的不准翻模复制的文物。
案，是古代的小桌。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出土时，木质的案面已经腐朽，只留下案座，案座上错金银纹饰流畅斑斓。
“案座底盘为圆形，由四只梅花鹿承托，底盘上方昂首挺立四条双翼双尾的神龙，龙的双尾反勾住头上的双角，双翼在中央聚合成半球形，龙尾扭结处四只凤鸟引颈展翅而出。”今天，拿着文物图片给记者讲解时，刘来成还不由自主地露出心驰神往的表情。
甚至，担心自己无法形容出器物设计上的奇巧匠心，老人特意反复叮嘱记者，一定要去省博物院亲眼看一看原件。“走马观花那样看可不行哦，你要平视、仰视、俯视，变换各种角度细细地看，甚至龙凤身上每根金银丝勾勒的线条都不要放过，这样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美。”
而且，这件镇馆之宝还具有建筑学领域的开创意义。
“四条龙的龙头分别托起一件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斗拱托起案框，斗拱的样式是按照木构建筑的挑檐结构制成，这将原本史籍中记载的斗拱技术出现于汉代的时间提前了百余年。”刘来成说。
同样从1号墓东侧陪葬库出土的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也是古中山国匠人精湛技艺的绝佳代表。
匠人别出心裁地塑造出凶猛的老虎将幼鹿送入血盆大口的一瞬间，展现了老虎的强大凶猛与小鹿的柔弱无助，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出土的许多器物，艺术基调洒脱奔放，不似中原常见器物那样中规中矩，这多少反映了古中山国先民所具有的北方民族的独特气质。”刘来成评价说。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古中山国“丈夫……作奸巧冶，多美物”，正是对古中山国手工匠人高超工艺技巧和绚丽多姿工艺品的赞叹。
“当时，古中山国只是战国诸国中排行第八的千乘之国，由此也可以想见当时的战国七雄以及战国时代的中国，手工业生产已经发展到怎样发达的水平！”刘来成感慨道。
铭文“说话”证补历史
当年，对1号墓的发掘是在极其微妙的气氛下进行的，因为在考古队员心中，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疑问尚待解开——已进行了长达两年多时间所发掘的，到底是不是古中山国呢？
“考古中，获得答案的最好方法，就是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了文字，最初的猜测是对是错，几乎无须争论。”刘来成说。
当1号墓西侧陪葬库被打开，人们马上注意到了一只个头巨大的铜方壶！
“尽管壶外壁覆盖着厚厚的铜锈，但仍能依稀看到上面刻了很多字！”刘来成兴奋地回忆那苦苦等来的瞬间。
对铜方壶外壁简单清理后，刘来成读出了铭文开头唯一能看得出的三个古文字——“中山王”。
“成了！”刘来成心想。
历经两年多的古中山国考古终于得以正名。
这件铜方壶，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山三器”之一的中山王刻铭铜方壶。
接下来，省文物管理处将壶上在今人看来堪比“天书”的铭文制成了拓片。很快，全国多位古文字专家慕名前来释读。吸引他们的，还有分别从1号墓和6号墓出土的铁足铜鼎和刻铭铜圆壶的铭文拓片。
这三件珍贵的文物，现在又被人们并称为“中山三器”。其中，中山王铁足铜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鼎上铭文469字，仅次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西周毛公鼎，在战国铜器中极为罕见。
“中山三器”总铭文字数1123字，信息量巨大，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通过铭文，考古工作者最终确认了1号墓主人的身份和名字——中山王“公式”，以及中山王室的谱系。
“青铜器铭文会‘说话’，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证实或补充，这对进一步探索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元素和所承载的中华文明，都有重要意义。”刘来成说。
出土文物还告诉今人，在当时，由白狄后裔建立起的古中山国，在服饰、文化、习俗上与中原诸国已无太大差别，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
银首男俑铜灯
6号墓西侧陪葬库中出土的银首男俑铜灯，就刻画了一个身穿斜领右衽长衣，宽袖低垂，头梳战国时期中原特色发髻的中山国男子形象，这是典型的中原装束。
而中山王铁足铜鼎，其实是一套九鼎中最大的首鼎，“说明在礼制上，古中山国也在效仿中原诸侯国的用鼎制度，这也是其逐渐接受中原文化的例证。”刘来成说。
1977年秋，1号墓的发掘进入尾声，考古人员开始对大墓进行最后的清理工作。古中山国的地下墓葬考古到年底将告一段落。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时，一件此前未被重视的文物，也被证明是稀世珍宝，古中山国墓葬遗址的考古再添精彩一笔。
一天，两位清理考古现场的人员将在墓坑西侧发现的、一块扭曲变形的大铜板，连同这块铜板的一些碎片，拿到了刘来成跟前。“当时铜板覆盖着厚厚一层锈，看不出是什么。等带回后方清理之后我们才发现，铜板上竟镶嵌着错金银的图案，图案一旁还有字，铜板背面中部有一对铺首，我顿时觉得这东西背后有名堂。”刘来成回忆说。
错金银兆域图铜
之后的考古研究证明，这是古中山国王、后陵园平面设计图——错金银兆域图铜板，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张古代王陵平面设计图。
“平面设计图对陵园建筑的各部分及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标注了尺寸，经过测算，图的比例尺约为1∶500,并附有中山王颁布修建陵园的诏令。有趣的是，平面图的方向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依照的是古代制图的惯例。”刘来成说。
而根据错金银兆域图铜板所标比例推算，古中山国疆域约合战国时期里数为东西454华里，南北606华里，其总面积与《战国策》中“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之说基本吻合。
文物与史籍的相互印证让历史更为可信。
那么，当时的古中山国疆域究竟在哪里？
据测算，鼎盛时期的古中山国疆域，包括今天石家庄的大部、保定南部、衡水西部，南北跨度约200公里，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其都城则位于太行山东麓平原，也就是今天的平山县三汲乡一带，北靠东灵山和牛山，南依滹沱河，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4.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
然而，巧妙利用周边强国之间矛盾在夹缝中生存的古中山国，外交政策上注定是步步险棋。稍有差池，便难逃被周边强国吞并的命运。
中山王刻铭铜方壶
中山王铁足铜鼎和中山王刻铭铜方壶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一件重要往事：公元前314年，古中山国趁燕国内乱征伐燕国取得的一场胜利。
“沉浸在胜利中的古中山国，不曾想已为日后埋下祸根——本已与赵国为敌，又树燕国为敌。”刘来成叹了叹气。
公元前296年，古中山国已无法在燕赵之间施展借力制衡之术，都城终因抵挡不住以赵国为首的赵、燕、齐三国连续进攻而陷落，盛极一时的古中山国走向倾覆的末路。
值得回味的是，赵武灵王正是用从北方民族那里学来的“胡服骑射”之法打败了起源于北方民族的古中山国。
与燕赵相比，古中山国对今天河北大地的影响似乎难以捕捉，但借由古中山国考古的成果，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它的文化，一定已经以某种独特的方式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