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为何需要重提启蒙？

我们经历过的非常蒙昧的时代离现在不远，几亿人靠一个大脑思考。改革开放后，“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的破除，是最近的启蒙，逐步回归到用自己的思考来判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如今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口号下，沉渣泛起，一些被扬弃的糟粕又出来了，说明滑向愚昧容易，而启蒙的道路很长。

2012年我去浙江上虞市，想参观春晖学校，那是一个当年传播现代文化的地方，有一批很值得尊敬的人，如夏丏尊、李叔同、丰子恺等。当地接待我们的领导，先带我们看曹娥碑，在以曹娥为名的纪念馆里，展示了“二十四孝”，讲解员是个90后，头头是道地宣传“割骨疗亲”、“郭巨埋儿”等。当地政府说是“以孝治市”。宣扬“二十四孝”的不止一处。北京的养老公寓还专门雕刻这些故事作为装饰。作家宗璞曾为文批评。另一次参观杭州龙井，据说有18棵龙井茶树是乾隆皇帝所植，树上的茶叶只有某一位主席来时泡过喝，旁边的椅子是X主席坐过的，据说有的游人，会专门去坐一坐以得“仙气”，有的比较“谦虚自觉”，不敢去坐。我问接待者，茶叶是不是很好喝，你喝过没有？他赶快摆手说：“我可不敢喝。”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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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觉得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启蒙的方向是理性、科学、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尊重事实，且有自信和是非观的，还有“人是生而平等的”观念。每个人无论贫富、官民，人格应该是平等的。既然是公共的椅子，应该人人都可以坐。21世纪的今天还有这种观念，且在最发达开放的地区，实在令人悲哀，说明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以及人道主义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

启蒙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很多朋友问到这个问题。从启蒙本身讲，是文化问题。是你的大脑是怎么想的，或者集体中的大多数人的观念的问题。但是集体的观念的形成又与长期的制度有关。我曾写一篇“文化和制度，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文章，说明二者交替发展，难分先后。何者更重要，要看当时的背景。同是主张自由民主、认同启蒙的知识圈里，对此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我可能是折中的。我同意假如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的习惯，根深蒂固，即使制度改了，整个国家的问题依旧存在，因为制度是要由人来实行的。另一方面，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习惯的思维方式是长期制度培养出来的，从知识分子到草根百姓，思维习惯都有一种向度，朝着某一种方向，制度的力量不可小看。

比如我们经历过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一个人受到万民的膜拜，这是制度问题。在集权的制度下，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但假如没有人拜，这个神就不存在了。事实是，仍有很多人习惯于崇拜皇权，认为掌权者即是皇帝，总会做出英明的决断，坏事都是底下人干的，天皇永远圣明，这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方式。

一种制度会鼓励一种文化。我常说如果一个社会多数情况下好人有好报，那么这个社会好人就多；如果做坏事的代价小或得不到惩罚，那么做坏事的人会越来越多。一个科学、理性、独立思考的人，在提出创新见解时，如得到鼓励，就会激励更多愿意独立思考的人。相反，如果受到压制甚至惩罚，就鼓励大家随波逐流，甚至上交思想，久而久之，整个民族就丧失创新的能力。

从近代中华民族启蒙的历史，可以看出文化和制度的关系。从晚清开始，被外国的炮舰打醒了，有一批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魏源、徐继畲、林则徐、王韬、严复、郭嵩焘、黄遵宪，等等。严复翻译了很多著作，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启蒙。他说“民智之未开，何以共和为”，假如大家都很愚昧，建立一个共和国，是没用的，所以开启民智很重要。沈钧儒科举中进士，在他的科考文章里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话，我想他是看了严复的译作。后来他被政府派到日本学法政，回来主张立宪。这都说明在辛亥革命之前已经开始启蒙。

启蒙思想集大成者是梁启超，他的“新民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习惯了当奴隶，经常受压，当有外国来侵略，叫他挺起腰板捍卫国家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要使我国与别国在国际社会有平等的权利，需要先使我国国民在本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别国国民在他们的国家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我国国民在我国也应享有同样的权利。也就是如果英国人在英国有言论自由，那么中国人在中国也应有言论自由。这样在本国受侵略时，才能鼓励本国人捍卫国家抵抗侵略。我觉得“新民说”太了不起了，讲得很透彻。

关于中国文化优越性的问题：

一般人很喜欢说中国经历几次异族侵略，而文化一直没断过，不像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亡国当了殖民地，说明中国文化有它的特殊优越性。首先，这种说法指的是汉族，不能说中国没有亡过。“五胡乱华”时期，北方民族曾一度强于南方汉族，后来，我们历史书上称这段时期为“中华民族大融合”，掩盖了当时的民族争斗。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完全亡国有两次：一次元朝，一次清朝。如果不算亡国，那么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也就算不上民族英雄了。但是为什么侵略者都被同化了呢？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久远的国家，两千年来形成了一套政治制度，也包括文化的传承，确实很精致。每当改朝换代，开国之君都会总结前朝经验教训并做些调整，希望可以千秋万代。所以作为代表农耕文明的政治制度，确实相当精致。而征服中原的这些民族，实际上都没进入农耕文明，基本是狩猎的，属于马上民族，文化发达程度和统治术不如汉族。要想立住脚，需要团结上层精英，必须学习汉族的文化包括典章制度，拿来统治是最有效。在这个过程中汉族文化也融进了许多外来文化。

文化有一个洼地效应，总是从高向低处流。假设（当然只是假设），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像满族一样整个占领了中国，会不会被中国的文化同化呢？我相信是不会的，因为那时英国的工业文明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农业文明，晚清的人已经发现英国的制度比中国先进。日本占领过大半个中国，却没有被同化，尽管日本文化原来是从中国来的，但当时已经比中国先进，也比中国的西化程度要高。从过去一些城市的租界上的情况看，究竟谁“化”谁，就说明问题了。实际上，从工业化到数字化的当代，整个世界、整个文明都在进步，我们在不断接受外来的文化，绝不只是器物方面，这是必须要承认的。单是今天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制度，全部都是外来的。中国的四大发明是最值得自豪的，它们改变人类整个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对人类文明起了里程碑作用。不过最后一个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已经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事了，以后中国就再没有出现对人类文明带有里程碑性质的发明，我们也必须承认。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有优秀的地方，也有很大的缺陷，最值得骄傲的是春秋百家争鸣的时候，出了很多学说和哲学家的思想。不过武汉的邓晓芒先生对此也评价不高，称之为“百家争宠”，意思是说所有的思想家，当时都是为君主出谋划策的，希望君主采纳自己的意见（庄子是例外）。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里，没有独立的、脱离现实政治的思考的习惯。我还没有完全否定百家争鸣，但邓先生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中国文化传统太偏重政治文化，导致非常功利主义，缺少超脱于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哲学和科学。关于这一点，我写过一篇文章“方孝孺和布鲁诺”，这两个人都是为坚持自己的主张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但二人的坚守很不一样，前者为了朱家谁当皇帝，后者为了日心说。这也说明了中国文化基因的缺陷：大家眼睛总是上向看，猜想统治者的心思，或为统治者出谋划策。

现在又出现了“智库热”。学习美国，建立了好多“智库”。我认为，过分实用主义本来就是美国学术中的缺点，但是美国的智库形形色色，独立性较强，并非都与政府政策有关。研究的课题大多是自己感兴趣的，结论可能是批判现行政策的，也可能与现行政策一致的，也有很多跟政治无关的社会调查等等。如果执政者认为有参考价值，当然也可以采用。但是我们热衷于做“智库”，总是眼睛向上，以执政者的青睐衡量成绩，甚至以得到“批示”为衡量论文的学术标准，又陷入了为领导思想做注解。纯粹独立的、民间的“智库”很难立足，但很多学界人士乐此不疲，证实了邓先生所说的“争宠”的文化基因，老想得到帝王赏识，而对完全超脱人际关系的科学研究兴趣较少，或不受鼓励。中国学术对外开放首先接触到的是美国，美国的创新精神、独立思想等等没有学来，却拿来了实用主义，而且变本加厉加以发挥。

关于科举制度

（有人提出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

我完全同意科举制度的负面效应，也曾提到，唐太宗说“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矣”，就是说把人的思想全统治起来，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引向了同一个道路。在魏晋南北朝是贵族文化，那时人的思想比较自由，也相对独立。像谢安，能够归隐山林，也可以出世做官。有了科举，一方面是平等了，布衣也可以考科举了，这对普及教育，加强社会的流动，有积极作用。但是问题在于考试的内容是什么？所有人读同样的书，每三年都从这里出题，就会把人的思想固化。如同现在的应试教育，有标准答案，不能随便发挥，束缚了学生的思想。

有人替清朝总结经验，认为1905年废除科举是极大的失策，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做官无望，只好革命。当然好与不好要看站在谁的立场来说。而且不废科举，那个皇朝就能继续下去？总之近三十年跟过去不同的是，除了考公务员之外，可以有别的出路，有一些空间留给不想进入体制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做一些事情，这是一大进步。但在就业中特别看重学历，又回到应试教育上去了，跳不出这个循环。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人认为这一提法有问题，不科学）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一个解放，至少从两个“凡是”里解放出来了。那时争论的是，以领袖说过的话为标准，还是以实践为标准，所以打破“两个凡是”是一大进步。但我也同意，从哲学上讲不能说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实践要经过好几代、好几种实验才能行，不能马上看到成功或者失败，而且有些不言自明的真理无法用实践来证实。这个提法有一定的缺陷。但是总比说某人的一句话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好，现在也还适用，比如有人说不许批判“文革”，“文革”值得肯定，那就应该用“文革”的实践来检验，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对文化起了多少破坏的作用？这些实践和事实俱在，可以用来评判。但说实践是“唯一”的标准，恐怕确实是不够科学。    

启蒙与救国以及“打倒孔家店”

（有人提出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

“打倒孔家店”口号被夸大了。原来不是“打倒”，而是“只手打孔家店”，并不是要掀起反对儒学的思潮。而且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他们的旧学修养都很深。有了中国文化的修养，再接触到西学，吸收其中的精华部分，提出了民主和科学，是当时中国所缺乏的。因此把传统文化的断裂归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对的。问题在于这跟西化、跟民主、自由、平等有没有冲突？基于我自己价值观形成的经验，我认为并不冲突。事实上，中西方的道德标准，或伦理观念，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现在强调的不同，实际是发展阶段不同，政治制度不同。

有人说救国压倒启蒙，我觉得救国跟启蒙是可以相结合的，经历了启蒙的人，能够对国家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南联大的一批人，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知识分子，曾经生活很优越，但抗战时也能够做到贫贱不移，坚持民族大义，坚持做学问，出了很多人才和成果。这是经过启蒙，对救国的贡献。

关于现在的知识分子不敢说真话的问题

不仅是知识分子不敢说真话。现在假设在一个县城里，一堆人中如县委书记在场，就没有人敢跟他意见不同。甚至只听他一人说话。这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更不用说更高级别的官了。过去，即使在皇帝面前说了“错话”要杀头，也比现在敢说一点。我认为一个原因是把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都上交了。过去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但不是思想家。每一个读书人学习和信奉的是，孔孟之道，而非宋太祖的“理论”，或明太祖的教导。过去士林的共识是有些行为“为士林所不齿”，而现在只要升官发财，就算“成功人士”。还有一个原因是缺乏责任感，领导错、对，与我无关。过去我们也曾经历过“上交思想”的情况，所以我认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对解放思想起很大作用，即可以决定自己认为的真理是什么。

关于教育问题

（一位校长提了许多方今教育的问题）

我对老师们非常同情，现在当老师难，当校长更难。首先，我并不赞成现在废除考试。目前不管应试制度有多大的问题，一旦没有了考试，最起码的公平也就没有了。我觉得重要不是废掉考试，而是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标准。

现在中小学生负担很重，不能脱离实际，不理考试。但人格的培养是第一位的。功利心太强，是摧残孩子天真的心灵。每一位有理念的老师，应该在现有的空间里培养学生“人人平等”的观念，无论你的爸爸是谁，所有的孩子都是平等的。至于教科书的内容，特别是语文老师，假如有一点机动权，也可以自主选一些读本，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人格或思想。

还有，我不赞成所谓名校纷纷开设“国际班”、“重点班”等，这是对教育平等起破坏作用的。可以有一、两个重点学校，然后大量的普通学校都能够得到最起码的优质教育。现在教学质量和条件两极分化太厉害，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中小学生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培养健康、阳光的人格。可以有某一方面的天赋，也可以有不擅长的方面，不能要求一刀切。每一个学生都各有长处，在成长过程中成熟的年龄也不一样，这跟青少年的成长和心理都有一定的关系。我知道在升学率和教育评估下，确实很无奈，所以最重要的是取消教育当局的这种权力，现有的体制弊病已经非常明显。过去的教育，官没有那么大权力，现在应该稍微放开一点，现在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愿意投资于教育，应该鼓励私人办学。过去就是这样，像黄炎培，创业成功后，创办职业教育，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学生在各界找到自己的位置。教育和启蒙是连在一起的，主要还是教育制度的问题。